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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戏剧的反讽式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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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托克维尔同时把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变描述成一个过程，其中过去最糟糕的因素仍然被保留下来，还成了既定现实的某些方面。托克维尔如米什莱和兰克那样，发现了将其自己的时代与旧制度相连结的连续性线索。但这种连续性构成了某种不确定的遗产，它是由倾向国家集权和热爱平等组成。托克维尔指出，不幸的是，这两种因素并非正相对立。他认为，只要政府“满足和迎合法兰西民族对于平等的心愿”，该民族在任何统治中都趋向于容忍“事实上充当专制工具的实践和原则”（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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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认为，另一条更细微的线索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了一起，这条线索是由他称之为“对自由的渴望”（同上）构成的。对于国家集权和热爱平等的冲动延续并不断增长，对自由的渴望则起伏不定：“从大革命爆发到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个延伸期内，我们发现有若干场合，对自由的渴望复活、死亡，然后再复活，再渐渐死亡，不久又会再次燃烧起来”（同上）。国家集权和热爱平等都不是对自由渴望的必然载体，前者一目了然，后者是因为其献身者往往热情、固执，并且“时常是盲目的，准备对那些能够满足其要求的人做出任何让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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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未来，对自由的希望会在哪里呢？托克维尔认为，在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不确定的特征中能找到它。这种特征产生并促成了革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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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可能看到，世界上还会有其他民族的一切行为是如此充满对立，如此极端；它任由情绪支配，确定原则少有作用；其举动往往不是比人们期望的更好就是更糟。他们时而居于人性的规范之上，时而居于其下……只要无人想到抵抗，你能用绳牵着他们（法国人），一旦革命运动开始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投身其中……因此，法国成了欧洲国家中最光辉也是最危险的国家。在其他民族眼中，它最有资格成了令人钦羡、憎恨、同情或警惕的对象，也是绝不容轻视的对象。［第2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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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西民族的不可预言、无限的多样性和极端主义之中，它构成了一个真正与美国民族相反的类型，无疑，托克维尔对此有诸多称颂。但是，托克维尔并没有像米什莱那样赋予法国人民那种神意的神秘特征。法国人民的不确定性在能够分辨的历史因素中有其来由，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阐明了一些，但他把法国人看成革命传统最卓越的守护者，这种传统可能将欧洲从无政府状态和专制中拯救出来，它是消除平等主义在其极端形式中的罪恶的方法，也是调节过度政治集权的砝码，纠正任何试图返回过去或始终满足于现在的冲动的方法，以及未来人类自由持续增长的最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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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反讽观点下意识形态蕴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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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秩序的重视要甚于对自由的重视，但他并不允许自己像早些时候的柏克或他同时代的黑格尔右派那样，把对秩序的热爱当作抵制社会变迁的重要论据。事实上，在1854年托克维尔访问德国期间，当他看到黑格尔的思想被普鲁士的“统治力量”利用，他对黑格尔道德哲学的个人崇拜便受到了严重打击。在一封这些年里写的信中，托克维尔指出：就像通常所说明的那样，黑格尔主义“宣称，在政治的意义上，一切确定的事实都应当视为合理的；并且它们存在的这一情形本身就足以使得服从它们成了一种责任”（《回忆录》，II，第270页）。简而言之，托克维尔在黑格尔去世25年之后遭遇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看来使得现状具有了某种神性。这就违反了托克维尔的信念，他认为任何事物本质上都有其历史性，人们有权对源自过去的任何事物做出判断，并且根据环境和人类需要的变化加以修正。他同样排斥其朋友戈比诺的种族主义学说，但理由不同。戈比诺用一种遥远、虚构的过去构成了一种神性，它完全像普鲁士的“黑格尔化了的”现在那样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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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晚期的反讽式历史学并没有随着转入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时期而消亡；它只是被推到了不再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德·迈斯特尔的反革命哀诉、夏多布里昂对欧洲丧失基督教信仰的悲伤反思、克尔恺郭尔的新正教、施蒂纳的虚无主义和叔本华的哲学，都立足于某种反讽式的历史观念，它们大体上都是对于黑格尔把全部世界进程按喜剧式情节化而作出的反讽式回应。但是，对历史的反讽式研究直到50年代以后才确立为一种替代浪漫式和喜剧式研究的真正选择，那时候，它像叔本华哲学本身那样，充当了米什莱和兰克这样的史学家的“质朴描述”和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在概念上过于确定的“历史哲学”的替代品。在1848——1851年革命后作为欧洲学术、艺术和文学特征的“实在论”氛围之下，各种对历史的反讽式观点作为思想和表述的主流模式取代了浪漫的和喜剧的模式。并且，这种观点鼓励了由特赖契克和冯·济伯尔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的“国家主义”学派，由泰纳、巴克尔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以及由勒南[13] 、布克哈特和佩特代表的“唯美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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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完全看到了反讽式历史观念的要求，并预见了它的到来。19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其朋友戈比诺的著作中看到了这种观念，并且，他试图构想一种新的选择方式，即悲剧式历史观念，它在承认反讽式洞见的合理性之时超越它，至少为他自己这一代人提供支持起适当希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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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戈比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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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比诺这本现在著名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他坚决拒斥支撑着诸如浪漫式和喜剧式历史观念的进步神话。他并不是把刚刚逝去的过去和他自己的现在看成人类自由这部悠长戏剧的高潮，而是将整个的历史视作这样一个过程，它长期以来从假想的人类纯洁时代“堕入了”普遍的种族腐化和“种族混杂”的堕落处境。戈比诺说话的语气是纯粹反讽式的，并坚持作者自己坚定的实在论以及毫不畏惧地承认生活和历史的“事实”。在回应他人批评这本著作的“腐蚀性”本质时，戈比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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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任何的腐蚀，那是用酸来腐蚀而不是用香水。相信我，这根本不是我这本书的目的。我并不是在告诉人们：“你无罪”或“你有罪”；我告诉他们：“你已濒临死亡。”……我说的是你已经度过了青年时期，现在，你已经到了衰老的年龄。无疑，你的金秋要比剩余世界的衰老更具活力，但它仍然是秋天；冬天即将来临，而你将不再有子孙。［戈比诺致托克维尔的信，1856，见托克维尔：《欧洲革命和与戈比诺的通信》（以下简称《通信》），第284——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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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引了贡斯当一段话，作为后革命时代绝望的虚无主义的例证。这两段话的语气对比很明显。贡斯当的语气忧郁，而戈比诺则是执拗地冷酷与客观。前者记录了一种印象，后者却断言一个科学真理。戈比诺就像19世纪50年代及以后许多其他史学家那样，认为史学家只能充当社会过程的诊断者，而不是充当诗人或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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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告诉你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我从你那里取走了什么吗？我不是一个谋杀者，也不是一位诊断出绝症的医生。如果我错了，我的四卷著作将一无所剩。倘若我是对的，事实并不会被那些不想面对它们的人所征服。［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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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主要是在伦理方面反对戈比诺的理论；他担心它们将对其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造成影响。1853年，托克维尔致信戈比诺说：“您难道没有看到，在您的学说中，包含了一切由永久的不平等所产生的种种罪恶吗？诸如傲慢、对同胞无情地嘲笑、专制，以及各种形式的卑鄙。”（第229页）托克维尔认为，戈比诺的学说只是一种现代唯物主义的加尔文式宿命论（第227页）。他问戈比诺：“难道您真的相信，循着这些路线追寻人们的命运就能真正解释清楚历史吗？有史以来，有那么多伟大的心灵试图在特定的人物、情感、思想和信念的影响中找到事件产生的原因，难道放弃了他们追随的实践，我们关于人类的知识就更确定了吗？”（第228页）托克维尔认为，他和戈比诺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不同就在于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和仅仅依靠“理论”之间的不同（1855年《通信》，第268页）。前者得出了真理，后者只是得出意见，而且是一种反映了不得不适应革命后环境的数代人特征的意见，这种环境不用历史学家的刺激就导致了沮丧和悲观的情感（1853年《通信》，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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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反对意见，戈比诺的回答是，相反，他依赖的正是“事实”，而不是通过他发现的事实揭示出的真理的道德意义。在1856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的著作旨在探究、说明和展示事实。这些事实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其他无须多言了”（戈比诺致托克维尔，1856年《通信》，第286页）。对此，托克维尔回信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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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人类极不信任，至少对我们的同类如此；您认为人类不仅堕落了，而且永远不可能再崛起。按照您的观点，我们特别的生理构造决定了我们要被奴役。因而，按照这种逻辑，为了在这群乌合之众中至少保持某些秩序，政府的利剑甚至鞭子在您的眼中也有其好处……就我自身而言，我不认为自己有权或有某种倾向接受这些涉及我们族类和国家的观点。我认为不应对他们表示绝望。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如同个人，只在他们运用自由时才有其价值。我经常说，在我们新生的民主社会中，稳定和保持自由要比在过去某个贵族社会中更难，但我未曾敢说它是不可能的。我向上帝祈祷，以免他让我产生了人们还是放弃尝试为好的想法。不，我不相信这万物之灵的人类会是你说的那变坏了的羊群，并且，我也不相信，除了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地交给一小群牧羊人，再无其他选择了。这些牧羊人毕竟不是比我们人类的羊群更好的动物，而事实上他们往往还要坏些。［托克维尔致戈比诺，1857年《通信》，第309——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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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后一段文字显示出托克维尔的历史知识观念根本的伦理基础。这种观念远非乏味地“单单为了事实”而研究事实，而正是寻求一种悲剧作者试图为自己及其读者找到的超历史的立场，通过思考这一立场，政治舞台上不同党派的代表有可能就一切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以及人们解决一切社会结构问题的暂时性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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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喜剧式的历史观念产生了社会适应的史学，那么悲剧式观念便是那称之为社会调和的史学之基础。当以一种温和的讽刺来写作时，反讽的观点具有调解的层面，它一开始就超越了喜剧式做法。但一般而言，反讽式历史学是从悲剧的另一面、在悲剧的真实性被记录而且甚至于它们的不妥之处也被察觉之后作者的再度审视开始的。托克维尔力图防止由一种与反思现时代历史而揭示出的残酷真实进行悲剧式调和的情形，落入那种作为戈比诺反讽式史学基础的愤怒之中，也防止堕入那种曾激励兰克喜剧式史学的“如其所是”的适应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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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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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维尔1850年写的《回忆录》中，他回顾了1789——1830年间法兰西的历史。他说，这段历史在他看来“如同一幅图画，它描绘了41年间旧制度及其传统、记忆、愿望、贵族代表人物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法兰西之间的激烈斗争。”托克维尔谈到，到1830年，“资产阶级”对“贵族”的胜利已经注定了。旧制度所保留的一切，包括其缺陷与优点都消失了。这便是“那个时代的一般面貌”。（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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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弥漫的情绪与早于它15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中的不同，也与同戈比诺的通信中的不一样。因为，在《回忆录》中，反讽性视角取代了写作《美国的民主》时的悲剧立场。托克维尔的失望在《回忆录》中完全发泄出来了，他在戈比诺面前曾不让自己表现出这一点，也拒绝在就法国历史的公开反省中充分表达这种失望。托克维尔写道，他的《回忆录》并非有意要“向读者描绘一幅图画”，它与其说是“文学创作，不如说是我的一种精神放松”。这位历史学家打算在公众面前公布的有关大革命的著作不得不“客观地”分析大革命本身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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