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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反讽观点下意识形态蕴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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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秩序的重视要甚于对自由的重视，但他并不允许自己像早些时候的柏克或他同时代的黑格尔右派那样，把对秩序的热爱当作抵制社会变迁的重要论据。事实上，在1854年托克维尔访问德国期间，当他看到黑格尔的思想被普鲁士的“统治力量”利用，他对黑格尔道德哲学的个人崇拜便受到了严重打击。在一封这些年里写的信中，托克维尔指出：就像通常所说明的那样，黑格尔主义“宣称，在政治的意义上，一切确定的事实都应当视为合理的；并且它们存在的这一情形本身就足以使得服从它们成了一种责任”（《回忆录》，II，第270页）。简而言之，托克维尔在黑格尔去世25年之后遭遇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看来使得现状具有了某种神性。这就违反了托克维尔的信念，他认为任何事物本质上都有其历史性，人们有权对源自过去的任何事物做出判断，并且根据环境和人类需要的变化加以修正。他同样排斥其朋友戈比诺的种族主义学说，但理由不同。戈比诺用一种遥远、虚构的过去构成了一种神性，它完全像普鲁士的“黑格尔化了的”现在那样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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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晚期的反讽式历史学并没有随着转入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时期而消亡；它只是被推到了不再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德·迈斯特尔的反革命哀诉、夏多布里昂对欧洲丧失基督教信仰的悲伤反思、克尔恺郭尔的新正教、施蒂纳的虚无主义和叔本华的哲学，都立足于某种反讽式的历史观念，它们大体上都是对于黑格尔把全部世界进程按喜剧式情节化而作出的反讽式回应。但是，对历史的反讽式研究直到50年代以后才确立为一种替代浪漫式和喜剧式研究的真正选择，那时候，它像叔本华哲学本身那样，充当了米什莱和兰克这样的史学家的“质朴描述”和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在概念上过于确定的“历史哲学”的替代品。在1848——1851年革命后作为欧洲学术、艺术和文学特征的“实在论”氛围之下，各种对历史的反讽式观点作为思想和表述的主流模式取代了浪漫的和喜剧的模式。并且，这种观点鼓励了由特赖契克和冯·济伯尔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的“国家主义”学派，由泰纳、巴克尔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以及由勒南[13] 、布克哈特和佩特代表的“唯美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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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完全看到了反讽式历史观念的要求，并预见了它的到来。19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其朋友戈比诺的著作中看到了这种观念，并且，他试图构想一种新的选择方式，即悲剧式历史观念，它在承认反讽式洞见的合理性之时超越它，至少为他自己这一代人提供支持起适当希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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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戈比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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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比诺这本现在著名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他坚决拒斥支撑着诸如浪漫式和喜剧式历史观念的进步神话。他并不是把刚刚逝去的过去和他自己的现在看成人类自由这部悠长戏剧的高潮，而是将整个的历史视作这样一个过程，它长期以来从假想的人类纯洁时代“堕入了”普遍的种族腐化和“种族混杂”的堕落处境。戈比诺说话的语气是纯粹反讽式的，并坚持作者自己坚定的实在论以及毫不畏惧地承认生活和历史的“事实”。在回应他人批评这本著作的“腐蚀性”本质时，戈比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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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任何的腐蚀，那是用酸来腐蚀而不是用香水。相信我，这根本不是我这本书的目的。我并不是在告诉人们：“你无罪”或“你有罪”；我告诉他们：“你已濒临死亡。”……我说的是你已经度过了青年时期，现在，你已经到了衰老的年龄。无疑，你的金秋要比剩余世界的衰老更具活力，但它仍然是秋天；冬天即将来临，而你将不再有子孙。［戈比诺致托克维尔的信，1856，见托克维尔：《欧洲革命和与戈比诺的通信》（以下简称《通信》），第284——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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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引了贡斯当一段话，作为后革命时代绝望的虚无主义的例证。这两段话的语气对比很明显。贡斯当的语气忧郁，而戈比诺则是执拗地冷酷与客观。前者记录了一种印象，后者却断言一个科学真理。戈比诺就像19世纪50年代及以后许多其他史学家那样，认为史学家只能充当社会过程的诊断者，而不是充当诗人或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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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告诉你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我从你那里取走了什么吗？我不是一个谋杀者，也不是一位诊断出绝症的医生。如果我错了，我的四卷著作将一无所剩。倘若我是对的，事实并不会被那些不想面对它们的人所征服。［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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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主要是在伦理方面反对戈比诺的理论；他担心它们将对其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造成影响。1853年，托克维尔致信戈比诺说：“您难道没有看到，在您的学说中，包含了一切由永久的不平等所产生的种种罪恶吗？诸如傲慢、对同胞无情地嘲笑、专制，以及各种形式的卑鄙。”（第229页）托克维尔认为，戈比诺的学说只是一种现代唯物主义的加尔文式宿命论（第227页）。他问戈比诺：“难道您真的相信，循着这些路线追寻人们的命运就能真正解释清楚历史吗？有史以来，有那么多伟大的心灵试图在特定的人物、情感、思想和信念的影响中找到事件产生的原因，难道放弃了他们追随的实践，我们关于人类的知识就更确定了吗？”（第228页）托克维尔认为，他和戈比诺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不同就在于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和仅仅依靠“理论”之间的不同（1855年《通信》，第268页）。前者得出了真理，后者只是得出意见，而且是一种反映了不得不适应革命后环境的数代人特征的意见，这种环境不用历史学家的刺激就导致了沮丧和悲观的情感（1853年《通信》，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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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反对意见，戈比诺的回答是，相反，他依赖的正是“事实”，而不是通过他发现的事实揭示出的真理的道德意义。在1856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的著作旨在探究、说明和展示事实。这些事实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其他无须多言了”（戈比诺致托克维尔，1856年《通信》，第286页）。对此，托克维尔回信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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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人类极不信任，至少对我们的同类如此；您认为人类不仅堕落了，而且永远不可能再崛起。按照您的观点，我们特别的生理构造决定了我们要被奴役。因而，按照这种逻辑，为了在这群乌合之众中至少保持某些秩序，政府的利剑甚至鞭子在您的眼中也有其好处……就我自身而言，我不认为自己有权或有某种倾向接受这些涉及我们族类和国家的观点。我认为不应对他们表示绝望。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如同个人，只在他们运用自由时才有其价值。我经常说，在我们新生的民主社会中，稳定和保持自由要比在过去某个贵族社会中更难，但我未曾敢说它是不可能的。我向上帝祈祷，以免他让我产生了人们还是放弃尝试为好的想法。不，我不相信这万物之灵的人类会是你说的那变坏了的羊群，并且，我也不相信，除了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地交给一小群牧羊人，再无其他选择了。这些牧羊人毕竟不是比我们人类的羊群更好的动物，而事实上他们往往还要坏些。［托克维尔致戈比诺，1857年《通信》，第309——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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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后一段文字显示出托克维尔的历史知识观念根本的伦理基础。这种观念远非乏味地“单单为了事实”而研究事实，而正是寻求一种悲剧作者试图为自己及其读者找到的超历史的立场，通过思考这一立场，政治舞台上不同党派的代表有可能就一切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以及人们解决一切社会结构问题的暂时性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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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喜剧式的历史观念产生了社会适应的史学，那么悲剧式观念便是那称之为社会调和的史学之基础。当以一种温和的讽刺来写作时，反讽的观点具有调解的层面，它一开始就超越了喜剧式做法。但一般而言，反讽式历史学是从悲剧的另一面、在悲剧的真实性被记录而且甚至于它们的不妥之处也被察觉之后作者的再度审视开始的。托克维尔力图防止由一种与反思现时代历史而揭示出的残酷真实进行悲剧式调和的情形，落入那种作为戈比诺反讽式史学基础的愤怒之中，也防止堕入那种曾激励兰克喜剧式史学的“如其所是”的适应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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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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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维尔1850年写的《回忆录》中，他回顾了1789——1830年间法兰西的历史。他说，这段历史在他看来“如同一幅图画，它描绘了41年间旧制度及其传统、记忆、愿望、贵族代表人物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法兰西之间的激烈斗争。”托克维尔谈到，到1830年，“资产阶级”对“贵族”的胜利已经注定了。旧制度所保留的一切，包括其缺陷与优点都消失了。这便是“那个时代的一般面貌”。（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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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弥漫的情绪与早于它15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中的不同，也与同戈比诺的通信中的不一样。因为，在《回忆录》中，反讽性视角取代了写作《美国的民主》时的悲剧立场。托克维尔的失望在《回忆录》中完全发泄出来了，他在戈比诺面前曾不让自己表现出这一点，也拒绝在就法国历史的公开反省中充分表达这种失望。托克维尔写道，他的《回忆录》并非有意要“向读者描绘一幅图画”，它与其说是“文学创作，不如说是我的一种精神放松”。这位历史学家打算在公众面前公布的有关大革命的著作不得不“客观地”分析大革命本身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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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民主》（1835——1840）中，托克维尔强调，尽管欧洲和美国随着“民主原则”的增长，所失颇多，但所得亦多；总而言之，他认为得多于失。这样，对于1789——1830年欧洲的混乱，或许会认为它形成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且是一种能够引导人们实现新的美好生活的社会智慧。但是，在托克维尔计划写作有关旧制度衰落和大革命出现的历史的第二卷时，他原先的愿望和随后那斯多噶式顺从已经被一种绝望所取代，它与戈比诺在总体上对历史的反思表现的那种绝望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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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旧制度》第一卷出版，调和的语气相当程度上减弱了。此书表述的意图是：“澄清［现在的社会制度］在什么方面与先于它的社会制度相类似或相区别；并且确定在此剧变中的得失。”（第xi页）1830年看上去还有理由乐观的社会情境到1850年时，在托克维尔看来已经大为改变了，这时他能表明的只是一种谨慎的悲观情绪。然而，这位悲剧作者的信念依然存在。他认识到，旧制度的衰落、大革命及其结果反映了社会过程之运作，倘若客观地判断，该过程仍可以是有益的，并且可以缓和它们造成的情感与偏见。这依然是对大革命的一种接受，并把它的理想当作不容忽视的社会过程的表现，憎恨它是一种疯狂，而试图避免则是愚蠢。第一部著作中的期望已经让位给了第二部著作中的顺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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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托克维尔有关大革命的记录中，他写道：“大革命是一种极为新颖的革命，其最有力的参与者是最没文化和最粗俗的阶级，当他们被鼓动起来并且由知识分子来为其制定法律，一种全新而可怕的事物便来到了这个世界。”（《通信》，第161页）新的事物诞生了，但它并不是兰克从远离大革命，在柏林那无忧无虑的位置上看到的那种自我适应、自我调节的社会制度，这是一种有着善与恶这两种可能的“全新而可怕的事物”。要确定这种“全新而可怕的事物”的性质，以及支配它的法则，以便预测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这仍是托克维尔作为一位史学家的终生目标。其著作中的语气和情绪一贯趋向反讽和悲观，但观点仍是悲剧的。革命的图景在历史意识中展示的法则并不是以戈比诺执拗的情绪来思考，后者为大革命预示的欧洲和世界的浩劫而高兴，托克维尔却一直努力使它在意识中复苏，使它能够转而对社会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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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始终反对将历史中某个特定时代定为标准的冲动，好像那样就能判断和谴责所有其他时代了。他试图对一切社会阶级都保留同样一种开明的思想。但即便他表示下层人民有“希望”，他对他们还是没有信心。1848年，他带着一种只能称为是温和的怀疑主义的情绪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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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状况的确非常严峻；尽管如此，民众良好的理智和情感仍为希望留有余地。直到现在，他们的行为都值得极力称赞；并且，如果他们有最杰出的领袖能把这些良好的意向转变成优势并加以引导，我们很快就能消除一切危险和不切实际的理论，并将共和国建立在最为稳定的基础之上，即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上。［《回忆录》，II，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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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托克维尔在个人的政治信念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因而原则上欢迎变化），他也是一个经历了诸多革命的贵族（因此从经验得知，不经历苦难便不可能有变化），这样，他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态度要比米什莱的更为“现实”。但是，就像在米什莱的反思中那样，托克维尔接近晚年时，其作品的口吻更为忧郁，因而他也更像保守主义者。托克维尔完全没有受到他随后一代人的欢迎，其理由不难发现。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的那种悲剧式实在论太过模糊，自然不受到这个不允许模糊的时代欢迎。1848年革命破坏了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赖以繁荣的妥协立场。在接下来的时代，史学家像其他任何人那样，不得不要么支持革命，要么反对革命，这决定了要么是以一种激进主义的眼光，要么以一种保守主义的眼光来阅读历史。托克维尔就像黑格尔那样，其观点在一些思想家看来太容易变化、太模棱两可、太宽容了。这些思想家觉得，在哲学中的叔本华和斯宾塞之间，在文学中的波德莱尔和左拉之间，在史学思想中的兰克和马克思之间，他们必须选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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