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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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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在《暴力与自由》中说起：“历史与诗歌之间的争斗最终在叔本华那里有了定论。诗歌在人性的知识方面收获更大……［而］历史在洞察作为整体的人性方面则受惠于诗歌。”此外，“创造［诗歌］的目的要比创造历史的更为崇高。”（第136页）但这显然意味着诗歌提供了原则，藉此，以其特殊性而展现的事件之历史图景都彼此关联，形成了一种多少适合于这些事件的内在内容或本质形式的表现的构造。布克哈特毫不怀疑，任何文明中最有内容的文献，即最清晰地揭示该文明真正的内在本质的文献就是诗歌：“历史在诗歌中不仅能发现最为重要的内容，而且能找到最纯粹、最精细的资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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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纯粹诗性表达构成的威胁正与机敏的“实在论”遭遇的一样。布克哈特的评价是，尽管诗歌最初表现为“宗教的声音”，它很快变成了传达诗人自己的“个性”的媒介（第139页）。布克哈特认为，诗歌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代表了一种人类意志对崇高的渴望，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雅典戏剧中，这种状态达到了最高峰，其目的是“让理想人物以全人类的口气来说话”（第142页）。相比之下，中世纪的诗歌保留了“部分礼拜仪式，并且限定在某个特定的故事中”，而到了近代，其中则充满了一种“讽喻性和讽刺性的‘道德’”冲动（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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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的历史学“并不追求系统”；他坦白承认，他的历史图景“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反映”（第74——75页）。但很明显，他把历史叙事能够为意识带来的洞察力视作本质上与恰当地创作出来的诗歌有着相同的性质。历史如同诗歌，而且更像拉斐尔那种形象化的诗歌，它一方面避免了过度讽喻的危险，另一方面避免了过度象征主义的危险。这可以归结为攻击一切形式以隐喻对占据着历史领域的对象、对假定在这些对象之间得出的各种关系进行的描述。这种反隐喻的态度正是布克哈特式反讽的精髓，它也是所有反讽者态度的精髓。我们这就明白了布克哈特的文体明显的“纯洁性”，它充满了简单直陈句，最常选用的动词形式便是系动词，这几乎达到了在布克哈特描述事件和过程之中消除其主动语气的程度。其段落代表着艺术鉴赏家在存在这个简单观念上的变更。以下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中随意选取的一段，它可说明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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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那时到来的意大利诗歌的第二个伟大时代，和同时期的拉丁诗歌一样，充分显示了自然对于人类心灵的巨大影响。首先看看那个时代的抒情诗人就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诚然，对于自然风景做精心的描绘是很少的。理由是在那个精神饱满的时代里，小说和抒情诗或叙事诗另有它们所要处理的事情。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斯托有力地描绘了自然，但尽可能地求其简短；他们并没有想用描写来唤起读者的感情，而只求用故事和人物来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书信作家和哲学对话作家比诗人们更好地证明了人们对于自然的日益增长的热爱。［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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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描绘出一个领域及其中的主导人物，这令人想起印象派画家的灵敏笔触，其中给人留下印象的不是别的，而不过是对于分开来的感知的报道，那些感知累积起来，就成了一个主题，而非一个论题（第184页）。整个段落的结构，就像构成各部分的片断的结构，以及这些部分自身的结构那样，都是并列式的。这显示出针对任何倾向于构成事件的主从关系的冲动进行一种有意识的压制，以避免提出一种观点。接下来，在“人的发现”这一主题下的片断的确有一个明确的论题，布克哈特也是这样标示的（第185页），但是，他富有意味地承认，“我们将用来充当该论题证据的事实会很少”。在此，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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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感到他在什么地方是立足在危险的猜想的基础之上，并且……在他看来是14世纪和15世纪的精神运动中间的一个明显的（即使是微妙的和渐进的）过渡，而在别人看来也许不是那么同样地清楚。一个民族的精神的逐渐觉醒这一现象对于每一个旁观者产生的印象可以因人而异。时间将判断哪一个印象是最可靠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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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举出了有关诗歌中表达的新精神的诸多例子之后，布克哈特概括了他的总的印象：“因此，意大利的感情世界以一系列清晰、扼要和最简洁有力的描绘呈现在我们面前。”（第187页）很明显，布克哈特不仅仅是以他的“印象”对抗他人的印象，还要以他的崇高感对抗他人缺陷更多的崇高感。但这些只是有所断言，而没有加以论述。对于其引导我们注意的历史领域中发生的事情，其解释的力量正是布克哈特自身诗性感受能力的一种作用。在他自己看来，这种诗性感受能力作为描述和解释的策略，已经决定性地摆脱了隐喻。它正是浪漫主义诗歌观念和历史观念的对立面，并且以其最纯粹的表述而言，它抵制着不仅是沉迷于转喻、而且也沉迷于提喻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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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有关文艺复兴艺术盛衰的理论，为他那种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历史写作观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看法。对史学之艺术的双重威胁，在他看来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构成的威胁是相同的，即讽喻和象征化——它们一方面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道德意义，另一方面是将具体的实在升华为永恒精神力量的标志。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代表着第一种威胁，即将历史事件还原为某种假定是指导着世界的道德力量的显现。奥古斯丁的著作代表了历史意识受到了“强制性力量”中的一种——在此情形下是宗教——的迷惑，但为了某种特定意识形态而写作的历史也完全能够成为“讽喻性”史学的一个例证。另一方面，黑格尔则代表着一种过度象征化的危险，即为了提出某种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形式体系而将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分解。通过这种体系，一切事件的特殊性都将被剥夺，并且转变成某一类、属和种。真正的历史学，就如同拉斐尔的艺术那样，要将历史学家意识中的隐喻和象征化的冲动从属于“实在论”表现的需要。反过来，这种“实在论”被认为有两种成分，其一是将历史领域理解成一组不连续事件，没有哪两个事件是正好相同的；其二是将历史领域理解成一种关系构造。结构的意义将要显现的场所，就如同拉斐尔在《雅典学院》、《君士坦丁之战》或《博尔塞纳的奇迹》中安排人物的场所。即便在那些粗暴力量横行、文化受制于政治的时代，只要是由史学大师来描述，仍然会存在某种形式一致性，就像观看拉斐尔的《波尔哥宫的大火》而产生的那种形式感，这幅作品是非常明显的运动和骚动，但它的确是一个形式一致性的杰作，无论其局部还是整体都是如此。可是，历史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彼此相分离的程度就像拉斐尔画的各种画，其中每一幅都是不同的，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其布局所要解决的形式问题上都一样。其标准完全是审美上的。一幅历史图景的要素可能像任何给定的“历史”画的要素那样富有变化。并没有什么规则可用来规定什么东西必须作为其内容纳入该图景中，尽管史学家理所当然地不能像拉斐尔在《君士坦丁之战》中那样，允许发明一些角色来参与其中。史学家“发明”的正是那些形式上的关系，它们是从画面中的要素之间获得的。这些要素以事件与情境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以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形式相关联。在某个事件及其情境之间要进行准确区分，其可能性就如同在《波尔哥宫的大火》与拉斐尔按其表现方式描绘的要素之间进行区分那样。并且，毋庸赘言，一个事件之所以会以如此状态存在的“原因”根本上是几乎不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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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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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解释，布克哈特提供给我们的不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理论，它都只是历史事件在其中得以发展的一种“结构”理论，而并非历史事件和结构本身之间的关系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那种关系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是，它明白，在一个事件和它在其间发生的更大的历史框架之间最终不可能加以区分。这种理论是情境论的，因为它假定，当编织成某个历史时代之锦绣的各种线缕都被区分开，并且，组成历史领域之“构造”的事件之间的联接都展示出来了，此时，也就给出了历史事件的解释。然而，事件和其情境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提喻式关系，也就是说，不是一种被看作是微观和宏观关系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确，布克哈特在他的历史著作中经常使用这样的提喻式语言，但它通常是用在描述一些伟大时刻，那时文化的主导权盖过了国家和教会的权力，或者说政治和宗教的权力。在整体性艺术工作的各部分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连贯性和一致性，作为一项艺术工作而存在的个体的生命也是如此，其所处的状态与文化本身相对于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模式正好相反。该关系被认为是转喻式的，就像一种断裂的情形，一种利益的分裂和冲突的情形，一种不同势力互不相让地争夺的情形，它们源于人性深处，并且其行为根本上是神秘的。人们只能以“现象学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冲突的结果，正如人们今天可能讲的这样。人们能够以某种“叙事”形式来撰写这些结果的“历史”，但这种叙事不会描述出一条通向救赎、和解或律法显现的发展路线，因为其启示作用而具有愈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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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讲述的过去的故事往往是由高度成就“落入”束缚的故事。在这种“堕落”发生后，一切留给史学家思考的便是被视为“片断”和“遗迹”的历史产物，其悲怅来自于包含在其内部的要求“记住过去事物”的呼号。对过去事物的这种记忆是史学家的惟一职责。史学家不应在片断之上强加一种可能在当前激发起英雄主义的神话，也不允许他以某种方式将这些片断“戏剧化”，以至于使得他相信共同合作的社会行为具有的愈合能力。他尤其不得寻找历史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法则，这些法则可能赋予生活着的世人一种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以复兴其正在衰弱的力量，并且为追求某种正当的人道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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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表示要在历史中找到一种悲剧性真理的暗示，但他的悲剧概念正是叔本华那种。他能够得出的惟一的教训就是那种抑郁的结论，即“如果根本没有出生更好”。或者至少，他认为生命的欢乐惟有在过去的时代，并且也只是在过去少数时代的人们那里才有可能。他期待着未来之中文化有复兴的可能；但对于人们或许可能在目前采取什么积极的行动来为文化的复兴出一份力，他不抱任何希望。布克哈特认为不远的将来，将会是发生在当前政治现实的不同代表之间一系列的战争，而这些战争不能带来任何积极的效果。他对未来的看法准确地说和斯宾格勒的一样，尽管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得出这样的结论。敏感的心灵能够采取的惟一行动是走向隐秘、照管好自己园地、追忆往事，并且等待时下的疯狂通过其自身的资源而消解自身。于是，在远离大灾难的一方，文化有可能再次复兴。此时，惟有从城市退居乡村、耐心等待、与少数挑选出来的相似灵魂进行富有教养的交谈，并且坚决鄙视“实用”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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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的悲观主义隐藏着一个胚芽，它相信人性根本上具有的创造性潜能。他太热爱生活了，因此不可能完全否认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文化理想。正如克罗齐看到的，布克哈特的缺陷在于道德方面，而非心智方面。克罗齐写道：“就像所有悲观主义者那样，布克哈特心中存在一种无法满足的享乐主义。”（《作为自由之故事的历史》，第96页）正是这使得布克哈特一心避世，而非直面人生并为拯救那些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事物而努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的著作和他的人生被视为保护“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然而，布克哈特尽管唯美，却远非单纯的业余艺术爱好者。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张力和压力的敏感度，使其成了一位文化衰落现象的优秀分析家。在希望以世界历史为根据而证明自己从世界中逃离出来是正当的这个方面，他不同于唯美主义者。布克哈特认为，他看清了世界的趋势，但他缺少以任何积极的方式反抗这种趋势的意志。正是缺乏这种意志，布克哈特与他的朋友兼同事尼采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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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1] 法国哲学家，著有《哲学通史》、《18世纪哲学史》等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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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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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国史学家，著有《基督教与法国大革命》、《论革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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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处根据海登·怀特提供的英译文译出，书中所用为以下德文原文：GKZu fragmentarisch ist Welt und Leben！Ich Will mich zum deutschen Professor begeben Der weiss das Leben zusammenzusetzen，Und er macht ein verständlich System daraus；Mit seinen Nachtmützen und Schlafrockfetzen Stopft er die Lücken des Weltenbaus.——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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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世纪早期德国法律史研究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是萨维尼、艾希霍恩，基本上持保守主义思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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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国社会学家，国内另有两种译法：一为迪尔凯姆，二为杜尔凯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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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作家，著有《费加罗的婚礼》。——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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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8世纪意大利魔术师，炼金术士。——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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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8世纪奥地利内科医生，擅用催眠术治疗疾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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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艾伯特·加缪，法国小说家、哲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陌生人》、《瘟疫》等作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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