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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第三部分 19世纪晚期历史哲学对“实在论”的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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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历史意识与历史哲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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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人们习惯于区分三种类型的历史编纂，即真实的、寓言性的和讽刺的；而历史哲学被视为只是认真反思由第一种（或者说真实的那种）历史表现的事实带给人类的意义。19世纪时，人们倾向于强调“真实的”历史编纂与“历史哲学”之间的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人们主张，历史编纂必须真实地记述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质上不应对想象的东西有任何兴趣，并且，它必须根据客观性精神来撰写，占据超然于任何同时代党派斗争之外的优势地位，避免那种针对其意义的真正“哲学性”反思可能产生的歪曲和抽象。黑格尔认为在历史编纂和历史哲学之间存在区别。虽然他把二者当作研究的不同部分进行区分，但他更感兴趣的不是强调彼此之间存在着鸿沟，而是在于确定历史编纂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服从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然而，与此同时，他对严格意义上关于过去实在的历史表现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显示出，历史编纂必然造成有关过去相互冲突的记述的混沌状态，如果不借助哲学从这种混乱中找到秩序，历史学注定只具有一种原始科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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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格尔在不同的历史编纂形式（普遍的、实用的、批判的和概念的）之间所做的区分，并没有继续作为区分19世纪随后产生的不同历史学类型的原则。史学家的确分辨了民族史和地区史撰述中运用的原则，以及尝试进行“普遍史”或世界历史考察时运用的原则。另外，他们也区分了一组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始记述、用于研究的有关事件的文献与调查报告，以及史学家对事件发生之时“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进行的重构，即在其叙事中显示的那样。但更重要的区分是针对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有关过去的“真实”记述，另一方面是由于信奉有关在过去何种事情“不得不发生”的先验概念（也即“历史哲学”）和何种事情“本应发生”的观念（也即意识形态的或所谓“教条的”历史）而炮制出来的对过去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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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真实”的历史和“哲学性”历史之间的这种区分之外，19世纪的史学家还强调这样一种观念，即无论一个真实的历史记述可能包括什么，它既不能根据纯粹的“艺术”原则进行建构，也不能为了产生某种类似于自然科学所要研究的规律而进行建构。这并不意味着“真实的”历史中不存在科学的、哲学的和艺术的要素，事实上，19世纪主流史学著作强调，史学家同时依赖于科学的、哲学的和艺术的原则。但是，历史学声称它具有自主的学科地位，有其自身的目的、方法和主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确信历史之中的科学、哲学和艺术的要素并不是19世纪早期科学、哲学和艺术中所具有的那种——那个时期正是人们所认为的“真正的”历史学初具雏形的时候。这也就是说，历史学中的科学并非实证主义的，哲学并非唯心主义的，艺术并非浪漫主义的。最终，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史学家赋予过去发生的事件一种真实的记述，这样的努力必须在本质上是常识性的和约定俗成的科学、哲学和艺术的基础上才能贯彻实施。就19世纪思想主流中的历史学包含了科学的、哲学的和艺术的要素而言，它仍然锁定于这些要素组成的更为古老的观念，即前牛顿式的和前黑格尔式观念，或者更明确的说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念，如此说来应当不过分。历史学指的科学是“经验主义的”和“归纳性的”，哲学是“实在论的”，艺术是“模仿性的”，或者模拟的，而非表述性的或映射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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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撰写出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史学作品，相反，这三种史学流派的繁荣贯穿整个19世纪，分别以下列人物为例便已足够，他们是孔德、巴克尔、泰纳；海恩里希·利奥、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夏多布里昂、卡莱尔、弗劳德、屈维廉。不过，当实际撰写的历史学作品可能被鉴定为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或是浪漫主义的，职业史学家的主流会认为它偏离了“真实”历史的原则，落入“历史哲学”的境地，而历史学已经通过其职业化摆脱了这种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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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之内，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学“流派”，它们要么以“国家”名称取名（如普鲁士学派、小德意志学派、法兰西学派、英格兰学派等等），要么贴上更为特别的政治标签，即标明史学家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标签（如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等等）。然而，这些史学“流派”意在指出其特定研究领域或主题的兴趣所在，或者表明历史编纂工作对于史学家身处其中并为之撰写历史的社会中最急迫的问题有着何种直接关联，各派对此有着不同的概念。人们不认为努力撰写关于过去的“真实”历史会像“历史哲学”那样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样，20世纪前十年，分别由费特、古奇和克罗齐撰写的三部概述此前百年间史学发展的著作问世了，这三部著作中，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区分都被当作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原则，用来区分正统的和非正统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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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特在其《新史学史》（1911）中，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史学思想区分为四种主流或四个主要阶段，它们是浪漫主义阶段、自由主义阶段、实在论阶段和科学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始自1870年之后，其精神正是费特自己写作时声称的这种精神。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1912——1913）中，区分了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和新（或正确的）历史学。前面三种史学在他看来因为其中留有“历史哲学”的残余而存在缺陷，它们的名称就表明了这一点；而在新史学中，哲学、科学和艺术与历史之间的适当关系最后得以确立，克罗齐自己便是这种新史学的第一位主要阐述者。此外，在古奇的《19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中，他借助于“国别的”学派和主题，使用了“自然的”史学家分类体系，但他也赋予自己所处的时代以恰当的“历史的——科学的”方式来对前一世纪的成就最后进行综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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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关于历史写作的概述最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很大程度上几乎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和尼采有关历史和历史写作的反思，他们对历史学的学术和专业形式方面都提出了最为深刻的批评。在费特的著作中，只有一次把马克思作为蒲鲁东的批评者而提起过，而提及尼采只是为了强调他和布克哈特之间的差异。古奇也仅是旁敲侧击式地提到这两位思想家。克罗齐则完全忽略了尼采，对马克思的处理也只是把他确定为浪漫主义史学派中的一员。然而，这三个人都悲叹或是装作悲叹历史哲学（在克罗齐那里是“史学理论”）落后于实际的历史写作，因为它不能为历史过程提供某种类似于普遍规律的东西，或者提供史学方法和分析的规则。费特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出现这样的人：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作为尤如达尔文在生物学和人种学方面的作为；与此同时，古奇强调，迄今要做的工作是要将史学工作的不同传统凝聚在一起，这样或许能够构成历史学分析的普遍性科学原则。克罗齐以其对于故作谦虚特有的蔑视，当然地认为他自己的工作正好构成了古奇所希望的这样一种创构。但在三者之中，惟有克罗齐认识到，倘若历史哲学不能充当历史学的一般科学或理论，这个时代的思想所渴望的历史综合原则就不得不从19世纪对近代科学、哲学和艺术的敌视而产生的不同史学传统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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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1868年，普鲁士史学家J.G.德罗伊森（1808——1884）在这个方向上做出过努力。在其《历史学：历史知识和方法演讲集》中，德罗伊森试图描述出历史解释可能采用的主要形式，以及适合这每一种形式的表现形态。该著作写作意图针对的是历史研究，就如同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针对的是辩证法，《逻辑学》针对的是证明，《修辞学》针对的是演说术，而《诗学》针对的是文学艺术。由此，德罗伊森为他的著作取名《历史学》（Historic）[1] ，而副标题最好翻译成“历史分析和方法演讲集”。德罗伊森像黑格尔那样，区分了四种历史解释方式，即传记性的、实用性的、条件性的，以及他称作“观念的解释”那种。与这四种解释模式对应，今天可能会分别将它们称作心理学的、因果的、目的论的和伦理学的历史研究方式。对于德罗伊森的著作，以及该书的摘要，即发表于1868年的《历史学纲要》（尽管先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近十年），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历史主义的危机”。正由于19世纪史学极为成功，再加上像费特、克罗齐和古奇这样的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余年中提出，要对有关历史学声称具有的科学地位进行重新思考，历史思维即将深陷于这种“历史主义的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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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洪堡和兰克在19世纪上半叶那样，德罗伊森一开始假定历史学必须被看作一个自主的研究领域，并且是一个有其特殊目的、方法和主题的学科，因而必须与实证主义科学、唯心主义哲学和浪漫主义艺术区分开。但他是在一种不同的学术和精神气氛中写作。即使在德国，哲学也不再只是唯心主义的。人们不再可能把实证主义看作仅仅是一种过时的追求理性主义和机械论解释模式的热情的残余，即它适合于物理化学物质的分析，但不足以对生物学特征和人类过程进行分析。达尔文主义赋予实证主义运动新的生命，并且对于有关人类和社会的一门真正科学所具有的前景，从来没有像在19世纪60年代进化论提出时显得那么明朗。此外，文学方面的浪漫主义运动至少在19世纪40年代末让位给了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这样，史学家在客观性方面存在的威胁最初看上去来自于小说家和诗人，现在这种威胁已经缓和，或者说至少限定在由象征主义者主导的诗性表达的那些圈子内。这样，在来自实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追求历史学科学化的要求中，德罗伊森对于威胁到历史学具有彻底自主性的因素就不难认识到。并且，这也使得他更容易假设，在承认历史学类似于艺术之时，有可能找到某种途径可以既断言历史学的客观性，又表明它与德罗伊森所处时代的科学之间的差异。因而，就半个世纪以来的“客观”历史学产生的对同一组事件的不同解释，德罗伊森能够找到理由，并且同时断言它们具有为人类知识做出真正贡献的地位。德罗伊森主张，史学家必然提供过去局部的和片断性的记述，这有赖于他们切入历史领域的方式，但是，他们可能正当切入这一领域的方式限制在四种普遍类型之中，每一种都阐明了历史存在的一个不同领域，其表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同一组事件彼此形成对照（尽管不是必然冲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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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伊森在思考历史领域中科学、哲学和艺术诸方面时，采用了一种鲜明的亚里士多德式概念，它涉及到科学、哲学和艺术用在历史学之中时应当如何。他有关历史学的讨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研究方法（Methodik）、对研究中发生的材料进行系统分析（Systematik）、表现手法（Topik），它们对应的是史学家工作中的科学、哲学和艺术维度。当史学家不得不选择一种方式来考虑他必须组成证据的文献、碑石和文字记载时，解释的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他认为事件的当事人令他颇感兴趣而为此寻找依据时，他就倾向于传记性的解释；如果他认为事件是多组因果关系的功能，由此寻找事件的原因时，他将倾向一种实用性解释；如果他根据事件发生的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因素，认为事件的一般过程很可能或必然是由环境或条件决定的，那么他将倾向一种条件性的解释；再者，如果他将事件看成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时下的道德或观念过程中的一部分，他就将倾向一种伦理上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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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实际上从由此安排为一种预备形式的材料中能够构成什么，将依据四种要素：材料本身的内容、材料呈现的形式、历史表述的方式，以及历史表述的目的或意图。在此，史学家的个人或主体倾向会起作用，被歪曲的危险永远存在；但与此同时，理解问题的开放性也提供了机缘，使得历史学家最高超的道德、科学和哲学禀赋得以运用。然而，一切努力的酬劳仅仅体现在史学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这时，他必须选择一种表现模式，藉此为他的读者提供重新体验的机会，一方面体验事件原始过程的实在，正如叙事中阐明的那样；另一方面体验史学家本身理解这些实在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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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伊森区别了四种表现模式。先是质疑式、说教式、讨论式，这三种使史学家介入到读者和他的主题之间，并且试图引导读者得出某些普遍结论，或者获得史学家自己要求的某种效果；第四种是宣叙式（die erzählende Darstellung），德罗伊森显然相信这是最适当的真正的历史学形式。他写道，在宣叙式表现中，其企图是“以模仿事件实际发生的形式，把研究结果阐述为事件的过程。它接受［研究的］结果，并且把它们塑造成研究所涉历史事实起源时的景象”（英译本，91：52）。但这种模仿不会被视为对事件的照片式复制，也不会被视为一种事件得到允许“为自己诉说”的行动。因为德罗伊森强调，“若不是叙述者让它们开口，它们就会是哑巴。”并且，他补充说，他远非为了追求客观，“史学家的最高荣誉并不是客观性，他的公正性在于寻求理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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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够在四种不同的形式中表现自身，这与德罗伊森著作第一部分概述的四种解释模式相对应。在这个重要部分，从传记性、专题性、灾难性和实用性模式之中得出的区别表明，在叙事本身之中根据不同立场观察事件，并且说明可以像不同种类的故事那样，倾向于按不同的方式将事件情节化，这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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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伊森尤其否认“表现的形式”是在“类比了史诗、抒情诗或戏剧创作之后确定的”，如同格奥尔格·盖尔温努斯在他的《历史学基本特征》（1837）中提出的那样（同上）。但很明显，从他讨论宣叙式展示的四种形式来看，它们都是从西方文学传统的基本情节结构中抽象出来的。这样，传记性展示模式强调个体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它可以被视为传奇式故事形式。专题性模式原则上是目的论的，它强调使得命运展开的条件及律法的显现，因而对应的是悲剧。灾难性模式表明了所有相互竞争的各派具有的“权利”，它也描绘了一个新社会从旧社会之中诞生，因而在文学艺术中对应的是喜剧模式。另外，实用性模式强调规律的支配地位，并由此暗示事件皆注定要走过它们实际走过的道路，因而对应于讽刺模式。这样，展示的这些模式包含了恰当的文学形式用来表现历史过程，而且，该过程被认为是由某些力量所支配的，在史学家工作的解释阶段，它们被确定为不同的因果作用力量，即个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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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伊森用来为史学中解释和表现的不同模式分类的四重模型，令人回想起其他类似的模型。我们已经在黑格尔描述反思性历史的种类中见到过这种四重分类，即普遍性、实用性、批判性和概念性四种。我们也能回忆起克罗齐描述了19世纪历史思想的主要形式，即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新的”四种形式；以及费特使用的范畴，即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实在的和科学的四种范畴。在20世纪头十年，狄尔泰也构想了一种类似的分类模型。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一书中，他确定了对19世纪早期历史学传统具有贡献的三个主要人物，即兰克、卡莱尔和托克维尔，并且暗示，他自己的《精神科学导论》（1883）在“历史哲学”的传统中代表着开始了一种认真的努力，要提供某种类型的“历史理性批判”，自从历史领域确立为一门自律性学科以来，史学家尤其需要这样的批判（第117——118页）。最后，我们还能想起尼采在他的“历史学的利弊”中对历史意识的形式进行的四种分类，即好古的、纪念的和批判的，以及他自己对这些历史意识的“超历史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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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历史思想的四重模型再次出现，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引人瞩目的，因为19世纪的文化史能够分解为四种主要的运动，即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历史学的不同概念也可以看作只不过是由这些运动代表的不同世界观的抽象物。这些运动被映射到历史知识问题上并扩展到历史领域，以至于产生四种相互冲突的历史概念，而该时代的分析者尝试用其各不相同的分类模型来描述之。每一种运动对于“科学”、“哲学”和“艺术”应当是什么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观念；并且，毫不奇怪，史学理论家将历史与其他那些领域的关系问题概念化时，也将体现他们所隶属的不同文化运动认可的对于这个或那个独特观念的偏好。问题在于，要深入这些偏见的背后，寻找出另外一种描述模式，那将会展示出它们所共有的偏见，以表明它们在对待历史的价值观和态度上其实属于同一个家族，并且同时表明，其强调的东西和主次安排上有哪些不同，使得它们成为那个单一的思想传统的不同阶段或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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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回到我对于历史思想的基本问题最初的表述上来，它意在建构一种历史过程或者其中某一部分的言辞模型。由于它作为一种语言产品的地位，这种言辞模型能够分解成词汇、语法、句法和语义诸层次。如果我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我就可以断言，不同的史学家注重的是同一个历史领域、同一组或同一序列的事件中的不同方面，因为他们在此处确实看到了各不相同的对象，暂时地将这些对象聚合成历史存在的不同类别和种类，以不同的术语来构想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按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些关系的转化，以便通过他们写作这些对象的叙事结构，描述出它们的不同意义。这样理解的话，历史努力地以构成不同话语世界的方式来使用语言（日常语言或技术性语言，但一般是前者），在其中，通常所说的历史之意义，或者有关整体历史过程的不同片断的意义，都能加以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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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综合有不同层面的表现，如，从简单的命名行为开始；通过一方面是共时性的分类模型，另一方面是历时性的模式——由此才能确定历史现象的类别以及它们作为某个过程中的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再到它们用来理解整个历史过程具有的“意义”。根据单个史学家承认这种或那种各不相同的研究工作对于构成一种全面的“历史话语之语言”的必要性的重要程度如何，语言综合的这些不同层面本身就史学家的任务产生了不同的概念。专注于词汇层面的史学家代表一个极端，其成果本质上是编年史，尽管它比中世纪编年史家撰写的编年史更“丰满”；而若有一位史学家急于想要找到整个历史领域中的终极意义（语义的层面），他就将写出一部“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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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把词汇归类行为当作历史编纂活动的一极，而把语义学行为看作另一极，那么，我就能看到，19世纪职业史学家谈到“真实的”历史时所意指的东西，将被定位于这两极之间的某处，或是定位在语法层面，该层面一般分类行为占优势，并且目的在于表现历史领域的共时性结构；或是定位在句法层面，该层面动态的历史领域被视作一个过程，它是分析的主要对象，并且对历史存在的历时性维度进行的表现也能得到理解。当然，每一项历史学工作会在所有四个层次上进行操作，只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适当的话语世界，以便在其中能够有意义地谈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过程。而不同种类历史编纂的产生，更多是由于强调了这种或那种语言学构成，不是由于排除了哪个意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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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学话语太过于局限在单纯为充斥着历史领域的客体命名，并且只是按照它们在其中呈现的顺序将其编排在一条时间线索上，历史学著作就将降格为编年史。然而，如果它为了澄清那些假定存在于一切类别的所有历史客体之中的关系而删减事实性细节，其结果便会是丹托所说的“观念性叙事”或“历史哲学”。这即是说，关于历史之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的“真实的”历史记述应是这样的，它一方面停留在材料的共时性分类层次上，另一方面停留在材料的历时性表现层次上。这样就能说明，19世纪职业史学家主流倾向于把有关历史领域的形式描述和历史过程的叙事性表现看作写作“历史”的适当方式。此外，它也能提供一条途径，能把他们自己对“历史编纂”的描述表现为一种话语，它界于空洞而单一的编年史和无法无天的“历史哲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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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如此理解，“历史记述”应是有关过去的任何记述，其间占据着历史领域的事件得以正确命名，归入了某个特殊“历史”种类的类属之中，而且进一步由普遍的因果概念相关联，正是通过这些因果概念，历史事件之间关系的变化才能得到说明。上述行为将预先一种关于历史意义的一般概念，假定一种历史领域及其过程之本质的观念或概念；简而言之，它们将暗示一种“历史哲学”。但是，这种“历史哲学”惟有作为“被置换”、被净化或被扬弃的东西，才能呈现在一种给定的关于过去的“历史学”记述中。它只会出现在实际用来说明历史领域中“发生了什么”的解释模式中，出现在常常是把叙事中实际讲述的故事转变成某种特定类型故事的情节结构中。这种被转移了的“历史哲学”，被预设在过去或现在的任何适度可理解的记述中，它就是被批评家们确定为“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对任何过去或现在的特定“解释”，或者在对致力于任何特定时期政治领域的团体有着特别兴趣的一连串事件中找到。但是，既然一方面在可能是由某个特定史学家选定的不同的解释模式（有机论、情境论、机械论、形式论）之间，或者另一方面在史学家可能用来构成其叙事的不同的情节化模式（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之间没有办法做出公断，历史学领域就显得格外丰饶而富有创造力，尤其是它就同一组事件产生了诸多不同可能的记述，以及为描述其多重意义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方式。与此同时，历史学面临诸多冲动，它要么是步入历史领域的完全概念化层次，就像历史哲学家倾向的那样；要么沉迷于对一片混沌的把握，就像编年史家那样。历史学将从它抵制的这些冲动中得出任何它应当具有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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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哲学家被驱使着挑明仍然暗含在专业史学家著作中的解释和叙述策略，这样，历史哲学便成了历史学的一种威胁。但是历史哲学家还代表着一种更大的威胁，这是因为历史哲学就其特征而言，是一种愿望的产物，这种愿望即改变专业认可的那种给历史赋予意义的策略。19世纪专业史学家反对历史哲学的恶意，以及那个时代历史哲学家看待专业史学家时的那种蔑视，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哲学家的主张有关，他们认为专业历史学好比“历史哲学”本身，同样地承载着价值，并且同样地是从概念上确定的。对学术性或专业性历史学最强硬的批评者认为，历史学的“学科化”在极大程度上出自于一方面排除某些类型的解释观念，另一方面又运用某些情节化模式。尼采对专业史学家“平庸无能”的责备，最终乃是对他们那种庸俗艺术观的真正批评，就像马克思对这些史学家的“奴性”的指责，归根结底是对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科学观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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