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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存在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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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拟定了他历史理论的大致线索，那时，他试图接受上一代人社会思想的主流学派，它们是德国唯心主义、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立场，即他和恩格斯视为后来被达尔文在科学上证实了的立场，其基础是这样的一种信念：人的意识仅只是人类为了满足其首要的（生理的）和次要的（情感的）需要而调节人类这种动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更加有效的、而非在质上有着差异的能力。随后，他遵循费尔巴哈，将自然能够脱离意识而存在，意识却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这样的观点置于其思考的中心。于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Bottomore ed.，第62页）以这个假设为基础，他继续论述，首要的历史行为不是精神的，而是纯粹动物性的，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这就允许马克思能够批判先前每一种试图在一般动物性与特定人性之间找到一种“本质”差别的努力。因而，他写道：“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而人们自己从一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第53页）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的本质是由人们的物质属性“决定的”。在生产其生活资料时，人们间接地生产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这样看的话，人类意识仅仅是在人类设法开发其环境并赖以生存时的特殊工具，并且是其自然天赋的一部分。稍后，在《资本论》（1867）中，马克思拓展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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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Bottomore ed.，第88页（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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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人类努力的动力之中，潜在地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人类本性。于是，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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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第88——89页（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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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接下来就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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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现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Bottomore ed.，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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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还原允许马克思演绎出人类意识的三种假想（或者，正如他参照那个时代德国哲学家的习惯以反讽的方式称谓的“环节”）。它们是：首先，满足需要（首要的和次要的，即生理的和情感的需要）的冲动；其次，再生产其他人并维持种族的生存，由此就出现了最初的社会集团，即家庭；最后，构成生产方式，使得人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他推断，为了让我们认识到人类意识的存在，我们必须假定在人类的动物性和他的环境之间存在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假定存在一种社会的联系，藉此人们参与家庭内或家庭间与其他人的合作行为。这种假定允许马克思在其历史理论中一方面融入其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融入其有关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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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探求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的人类意识、物质世界和当下生产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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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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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强调，他在分析上表明作为任何有关人类意识概念的基础的那些“环节”，要看作是在逻辑上优先于这种意识，而不是在存在上有别于它；“打从历史的开端和人类的出现”，它们就已经和意识一同存在，并且，它们“今日之自身仍然打上历史的烙印”（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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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马克思继续指出，人类的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从一开始，“‘精神’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首先，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觉察，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觉察。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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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或偶然）价值形式中包含了“价值形式的全部秘密”，同样，社会的简单的形式及其相伴随的意识形式也包含了一般社会形式的秘密。在《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了三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制的）；只是在恩格斯添加的注释中才间接提到第四种形式，即原始共产主义。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隐喻的方式描述了这种社会组织的原始形式具有的意识模式。这样，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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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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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马克思在人类发展中预设了一个最初的阶段，以此作为一切真正的历史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此阶段，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意识情形，其特征严格地说正是隐喻式的。人们存在之时同时理解到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个阶段，人性的意识类似于那种“动物性质的”意识，即一种“类似于绵羊的”或“畜群的”意识，在首个社会形态，即部落中，这种意识适用于巩固人类存在。另外，依据马克思的观点，必须假设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它是作为主导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存在的。在这一阶段之中，人们寄生式地依靠自然生活，例如狩猎和食物采集，这也就是说，他们参与的生产和消费形式与其他动物天赋的类似本能和生理能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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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克思看来相信，人类生活中的某种要素会发生作用，将这种人类意识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隐喻式关系形态加以转化。这种要素便是经济要素，它最初不过具有一种性别区分的功能，这就是分工。我们会认为分工是机械地在社会关系形式上发挥作用，它导致了人与自然联系方式的变化，结果也导致了人与人联系方式的变化。因而，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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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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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人类的分工纯粹是因生理因素，即一方面是因性别差异，另一方面因力量差异而导致的。同一种类之中的这些区分化解了人与自然、人与其同类最初的同一性，最初的部落联盟正是通过这种同一性而产生的。马克思指出，这种基于生理的，或是由遗传赋予的人类原始分工以后让位于另一种更为基本的人类区分，它可以表述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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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只是在这种区别表现在社会中后，“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正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基础、神学、哲学、道德等等。（Feuer ed.，第252——253页）换句话说，在生理特征和体力的分配中由纯粹的机械因素导致的分工，其结果是人类迈上了他们与自身异化，以及与他们自身创造力异化的道路，并且被驱使将这些力量赋予由“‘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伦理学等等所设定的”虚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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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人们便开始作为彼此分离的存在者、作为不同阶级的成员与其他人相互接近地存在着，并且，他们按这样的方式，以至于不再相信在作为单一种属的整体内，各部分最终具有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于是，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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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述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他们的不发生矛盾的惟一可能性又在于否定劳动分工。［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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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随着分工的出现，一方面人与人，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隐喻式关系被消解了，而一种转喻关系确立起来。并且，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不再像在原始社会中那样，生存在一种彼此同一的形态之中，取而代之的是生存在相接近的形态之中。或者是像马克思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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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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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这意味着人类当中这种分离情形的社会表现便是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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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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