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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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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最初出现在1871年。1886年，尼采为它写了新的序言。序言题目是《自我批判》，其中列举了两种观点。回顾往事，他发现这两种观点是他年轻时辩论的真正靶子，即反讽和浪漫主义。尼采说：“我当时正开始着手一个危险的问题……学术性研究的问题。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认真对待学问了！”（第5页）他把反讽看成是学者们的首要品质；在“好问的头脑”的掩盖下，反讽作为“一道为反对真理而立起的巧妙屏障”，已经遍布于整个思维与想象世界（第4——5页）。“这是否就是你的秘密，伟大的苏格拉底？”尼采问道。“最隐秘的反讽者，这是不是你最深奥的反讽？”（第5页）。至于浪漫主义，尼采年轻时就已经在理查德·瓦格纳以及他的作品中领会过了。但是，那些岁月至少教会了尼采一件事：“对‘德国情绪’采取一种不抱希望也不存怜悯的态度，对德国音乐也一样，我现在意识到它实际上是什么了：它是一种彻底的浪漫主义，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少希腊味的，并且，除此之外，是最糟糕的一种药剂。”（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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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尼采的名字也和上个世纪末对神话思想重新产生的兴趣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和“永恒回归”的神话联系在一起，尼采以这种神话来反对基督教关于拯救的神话和资产阶级的进步论。比如，洛维特强调，虽然永恒轮回的神话在《快乐的智慧》一书中仅仅是被列为伦理律令的基础，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这种观点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真理”提出的（《意义》，第216——217页）。洛维特说，实际上，永恒轮回的学说构成了“（尼采）最晚期作品的基本思想”（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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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关于尼采思想的观点把他看成是另一种神话的创造者，即人类自身之中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的）和阿波罗的（太阳神的）才能不断交换的神话，因此尼采被看成是关于生活的某种二元论哲学、某种摩尼教式的观点的捍卫者，在它看来，生活在其全部的运动中并非是循环式的，而是两端未封闭的，在一定的振幅内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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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观点似乎都合理，都对恰当理解尼采的史学思想有意义。但我主张，永恒轮回说和酒神——太阳神二元论学说都不能导致理解尼采关于历史存在、历史知识和历史过程的思想。这两种神话都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先天批判的产物，是尼采努力的结果：先是努力把历史转化成艺术，然后努力把美学想象同时用悲剧和喜剧术语转化为对生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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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家，尼采的目的有如下几点：超越反讽，一方面是通过让意识摆脱所有对世界转喻式的理解（后者滋长了机械因果关系学说和一种失去人性的科学），另一方面通过摆脱所有对世界提喻式的升华（这种升华滋长了“更高的”原因、神、精神和道德的学说）；使意识重又享受其隐喻的力量，享受它“在想象中嬉戏”的能力；把世界当成纯粹的现象来接受，从而使人类诗性意识释放成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因为更加自觉而比原始人类幼稚的隐喻更为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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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反对两种错误的悲剧性感受力：一种是用反讽性模式解释悲剧想象，另一种是用浪漫的模式解释。他推翻了这两种错误的悲剧意识观，这样便为他提供了重新解释悲剧的模式，即把悲剧看成是酒神和太阳神洞见的一种结合，看成是在喜剧性理解中释放了对世界的悲剧性领悟，或者正相反。他关于历史意识的评论分散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但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和《道德的谱系》中这种论述最为深刻。这些评论意在对他当时的历史思想动同样的外科手术。历史，和悲剧一样，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其虚假的一面，有杀戮的一面，也有解放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尼采，虚假的形式就是反讽和浪漫，而真实的形式就是他在《音乐精神中悲剧的诞生》中努力要达到的悲剧和喜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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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试图重新把规律和因果关系概念引进历史反思中，但是所用方式是使英勇面对他当时的邪恶及对人类能有之未来做出充满希望的筹划成为可能。尼采也同样希望英雄主义在平庸和文化顺从的时代重新诞生，他关心的是在新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基础，以便将对人类的乐观筹划寄予未来。但是他的方法正好与马克思的相反：马克思通过修订历史学中规律和因果关系的概念，竭力证明一种有关人类未来任务的独创性观念的合理性，而尼采试图通过破坏这些概念证明同样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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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称《道德的谱系》是他的最为“历史性”的著作。在这本书的开头，他写道：“幸运的是，我及时学会了把神学偏见与道德分开，不再在世界背后寻求邪恶的起源。”（第151页）大多数使人疲惫的现代人的幻想，正如原始人的一样，是把事件转喻性还原为行为 方式，或是把“现象”还原为想象中的“本体”物质的“表现形式”这一趋势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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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正如通俗的迷信把闪电与其光辉分离开，把后者看成是主体为闪电的活动；同样，通俗道德把力量和其表现形式分离开，似乎在强者后面有一个中立的行为主体，随意展示它的力量并包含它。但是，这样的行为主体并不存在；在当下的作为、行为和方成（becoming）的后面并没有“存在”；“行为者”仅仅是被想象添加在了事件中——所作所为便是一切。普通人说让闪电闪光，这实际上使所作所为加倍了；他把同样的事件先说成是起因，然后又说成是结果。自然科学家们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说“能量移动”、“能量引起了”。尽管已经摆脱和疏远了情感因素，我们的科学依旧是语言习惯的盲从者；它至今从未消除那些被称之为“主体”的古怪精灵。［第178——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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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作为哲学家的首要目的就是消除对这些想象的本体、实体、精神性的行为主体及此类事物的信仰。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导师，他的最高目标是揭露最终只是由语言习惯造成的幻想，使意识不受其自身产生幻想的能力的束缚，这样想象就能再一次“在想象中嬉戏”而无需将这些想象僵化成破坏生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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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破坏生活的“概念”中，最危险的是构成了所有道德基础的概念：善与恶。依靠转喻，人们在现象背后创造了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依靠提喻，人们赋予这些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特殊的品质，尤其是作为不是他们自身的品质。尼采说，这就难怪“被压制的、郁积的报复和仇恨情绪”趁机利用现象背后存在本体的迷信，并且“实际上最为拥护的信念就是，强者可以把自己变成弱者，猛禽可以把自己变成羔羊”（第179页）。这种“精美的花招使得软弱有了自由选择的表象，使得人们的自然性情成了值得赞赏的特征”（第180页），弱者被看成是强者，愤恨小人被看成是精神上的慷慨者，“恶”被看成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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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看来，他那个时代极度“反讽的”特征最终揭示了，这些花招不过是为了世间弱者的利益而变换的语言手段。结果，那个时代在濒于混乱的边缘勉强保持平衡，面对的虚无主义前景比在人类意识的拂晓时期原始人类可能面对的还要可怕。他在《悲剧的诞生》一书末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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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的当前的时代，是苏格拉底哲学倾向根除神话的产物。今天的人类被剥夺了神话，饥饿地屹立于他所有的过去之中，他必须疯狂地挖掘在最遥远的古代遗物中的根源。我们巨大的历史饥饿感，我们把无数其他文化抓到身边，我们强烈渴望知识，这一切如果不是意味着神话的失落，神话家园的失落，神话孕育之所的失落，又意味着什么呢?［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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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个时代所吹嘘的“历史意识”是以反讽模式理解世界的胜利的征兆。但它还不仅如此。因为“历史意识”本身，在尼采看来，就是当前病态的支持力之一，是“道德”本身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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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是以讨论“历史感”与“神话”意识的对立而结束。尼采想要人类摆脱的不是神话，而是“历史”或“历史过程”所代表着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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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断言，一个国家，正如一个人一样，只有当它能够给日常经验以永恒的印迹时才有意义。只有这样做，它才能表现其关于时间的相对性的深刻信念（即便是无意识的），以及生活的形而上学意义。当一个国家开始以历史的眼光看自己，开始打破围绕着它的神话壁垒，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形。［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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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历史”、“历史过程”之类的术语是“虚构”，尼采把它们与“神话”严格区分开。他的目的是测定在多大限度上人们能再一次（但这一次是自觉的）重新进入神话理解的世界，重新收回只有隐喻意识才可能提供的人类生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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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谱系》中的第二篇文章是以对“许诺”的现象学讨论开始的，也就是说，人类跨越时间“记忆”誓约或职责的过程，把在“过去”做的约定带入“现在”，从而使这个现在不是成了“未来”，而是成了那个更早的“过去”的重述过程。尼采以“遗忘”或“记忆消失”的力量反对这种“记忆”的力量。他说，这种力量允许人们对过去状况中让人分心的记忆“暂时关闭意识的门窗”，这样他能自由地“进入”他的现在，能以完美清晰的眼光和意志力对形势做出回应并采取行动。记忆的力量使人们丧失了英雄气概，也就是说，变得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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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天生健忘的动物，记忆消失代表一种力量，一种强壮健康的形式。如今，他已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对立的力量，即记忆的力量，借助于这一力量，在某些情况中，记忆消失可以被延缓——尤其在它是一个有关诺言的问题的时候。［第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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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创造了一种“意志的记忆”，它不是一种仅仅“对于过去印象的被动屈服”，而是一种“继续想做曾经要想做的事情……这样，在最初的决定和实际执行所意欲的事之间，可以插入一整个系列的新的事物、状况甚至意志的行为，而无须挣断意志的锁链”。但是，尼采说，这一切预示着一种意识，它已经被限定在“把必然行为和偶然行为区分开来；按因果关系思考；把遥远的事情当成近在咫尺的事情来看待；把手段和目的区别开来”。简而言之，丧失英雄气概的人是个“一定已经变得不仅精于盘算，而且对他自身而言都是一个踏实可靠、循规蹈矩的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如一个担保人那样，为他自己的未来信守诺言”（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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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尼采看来，人们把一个短暂时刻所做的意志行为延伸到某个未来时刻的这种记忆能力是一种危险的能力。在尼采看来，这是把面对未来的姿态等同于在历史意识中表明的面对过去的姿态。自我约束的道德或者是“良知”仅仅是历史意识的一种特定形式。对尼采而言，问题是如何打破那种趋向一致性的意志的力量，那是所有形式的本质上非隐喻的思想所强加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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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曾说，《悲剧的诞生》是尝试用纯粹美学术语分析古希腊的悲剧精神，把悲剧精神看作是某种官能的创造，这种官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为“音乐”；并且，最重要的是，尝试把纯粹悲剧与其虚假或失去本性的“道德说教”对应物区分开来。显然，对尼采来说，真正的悲剧精神，即那种充满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阿里斯托芬作品的精神，比起欧里庇得斯以及新喜剧（the New Comedy）作家的作品来，是纯粹隐喻意识的一个产物。他认为，一方面是欧里庇得斯及新喜剧作家们，另一方面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背叛了悲剧精神，将悲剧冲突的意义“还原”为因果关系术语，或“夸大”为道德术语。也就是说，当人们认为戏剧的意义存在于某些“原则”中，而不是存在于太阳神塑造形象的力量以及这些形象的酒神式迸发的这种纯粹音乐式的相互影响中，悲剧就被背叛。同样，（非宣叙调）音乐的“意义”在于主调、节奏、和声的真正混合，这样，纯粹悲剧也只是在影响人在合适的时期进“入”及退“出”他的“现在”时，太阳神的形式与酒神的洞见进行交换的一种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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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尼采而言，希腊人第一个意识到人类生活是多么依赖人创造神话的才能，依赖于他面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灭绝而能做一个健康和美丽的梦的能力。他认为，希腊文化在其黄金时代完全知道它所依赖的想象基础。尼采把这一文化比做扎根于威尼斯泻湖的粘性泥浆中的桩柱上建起的神殿；它提供了一种永恒和自足的幻象，因而使得生活得以继续，但是大厦里进行的每个行为都涂上了一种色彩，那就是有节制地意识到生命本质上的脆弱和它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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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希腊文化不是简单遁入田园生活，不是从最初的混沌简单飞跃。在悲剧艺术中，希腊人找到了一种方式来提醒自己人类文化最多是幻象的复合体；至多是种脆弱的成就；在它之下就是一切事物都源出也最终必然回归的虚空；一种特定幻象的复合体必须被不断检验并被新的幻象所取代；只有当混沌与形式被一种能感到它们互相依赖的更广泛的知觉包含时，创造性生活才有可能。尼采认为，希腊文化在其黄金时代为了享受理想世界的好处而放弃了寻找惟一确定理想世界的冲动。希腊人使人类生活高于“未开化的”蒙昧状态，但是他们没有渴求一种不可能的理想性。通过一直让对两种可能性的知觉始终活跃在意识中，他们在形式与完全的混沌之间取得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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