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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的批判方法：反讽的教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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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识解释历史，以反讽式喜剧将历史情节化，这就是克罗齐历史学观念的精髓。反知性论和反激进主义的偏见也很明显。这种历史的观念正是他批判以前所有主要的历史哲学家的基础，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黑格尔和维柯，他们分别代表着“哲学的”和“诗性的”历史思维之错误的典范。但是，在克罗齐着手批判黑格尔和维柯之前，他面对的是马克思。按照他的看法，马克思代表着19世纪思想中建构“科学”历史学的最为有害的尝试。克罗齐对待马克思与他对待黑格尔和维柯的方式之间的差异颇有启发意义，它们证明了克罗齐有关历史的所有思想根本上的教化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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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反对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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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反对马克思的战斗只是在1895年之后才开始，那时他的老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放弃了最初信奉的赫尔巴特学说，在克罗齐面前表现为一位哲学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学上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克罗齐声称他倾心接受马克思，但是，由于他已倾向于1893年时就获得的有关历史知识的“艺术”本质的立场，马克思对克罗齐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之小，就如同列宁要改造俄罗斯贵族。克罗齐看上去认真对待马克思只是因为拉布里奥拉是其宣传者。这就使得批判马克思主义有着一种感情上的张力，因为这需要波及对他的前“导师”拉布里奥拉的批判；但是问题一开始就在思想上被决定了。马克思的整个事业在于寻求历史发展规律，这与克罗齐的历史概念大相径庭。克罗齐的历史概念是研究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实在，并将历史撰写成叙事作品。尽管如此，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也是有益的，因为克罗齐运用在以后不断遇到的每一种历史哲学之上的批判策略，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都得到了清楚的展示；而且，作为一种强迫性重复而运用这种策略的心理特征也表露无遗，它类似于旧欧洲的保护者反对任何激进主义信条时运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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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研究马克思之后首先的反应是称它为“双重谬误”：首先因为它是“唯物主义的”；其次因为它“根据预先确定的计划”理解“历史过程”，这不过是一个“黑格尔式历史哲学的变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如何诞生和死亡》，第28页）。克罗齐承认，如果时下这一代学者远离民众日常生活的现实，那么马克思强调人类生活中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就是有益的。但最终，马克思主义既非一种有效的历史哲学，亦非一种值得尊重的一般哲学。它不多不少，只是一部“经验主义解释的教规，一种给予史学家的建议，要求他们注意……人民生活中的经济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天真或虚构的幻想”（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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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里奥拉反对克罗齐的结论。他批评克罗齐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生活中的战斗漠不关心”，只对“书本里的观念争论”感兴趣，并且，最尖刻的是，批评他是“仅仅为了逃避威胁着他的无聊而不辞劳苦研究和写作的人”（第27——28页）。他也指责克罗齐是他不可能克服的一种纯粹的“形式假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成见”的奴隶，这使得他在自己与马克思的分歧之间先行得出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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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布里奥拉批评的反应是，克罗齐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哲学学说。但他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一个判断，这甚至比他最初的判断还要苛刻。克罗齐说，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马克思并没有创立一种新的学说；他的著作令人关注，主要是因为他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的历史信息而已。至于剩余价值学说，它是“一个抽象概念和［一个真实的］社会之间比较的结果。抽象概念即作为一个类型起作用的彻头彻尾的工人社会，而［一个真实的］社会即私人资本的社会”。至于马克思声称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家，克罗齐认为他两者都不是，如果马克思是什么的话，他是“一位傲慢的政治天才，也许还是一位革命天才，他用特别为工人运动建构的历史学和经济学学说来武装它，赋予它动力和一致性”（第37页）。克罗齐继续说道，事实上，如果说马克思需要一个伪科学和伪哲学，或是一种阶级意识形态的例子，他无需到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或黑格尔那里去寻找，而“只要到他自己的作品中寻求就可以了”（同上）。最后，克罗齐认为，马克思只是一种新宗教的创造者，无产阶级的布道人，但他携带的福音书仅仅是破坏性的，因为它威胁到“人类生活的一切理想”（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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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里奥拉再次对克罗齐的批评做出了回应。这一次直指克罗齐思想中意识形态的，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成见。拉布里奥拉说道，事实上，克罗齐是在与他自己争辩，而不是与马克思争辩；他惟一的兴趣在于他怎么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而非认识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他写道，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克罗齐认为马克思没有明确而全面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就很荒谬了。（第39页）但克罗齐逃避到了哲学家的书斋里，他指出，正是拉布里奥拉自己对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为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克罗齐自己却不得不以一种纯粹是哲学的或理论的观点，来确定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并且，马克思主义中惟一“活的”要素在于，它提醒史学家在他们研究人类的过去时，需要对经济活动予以考虑。相比之下，“死的”要素则是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它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的不公平，还有就是哲学——历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它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转变提供了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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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后来认为，19世纪90年代后期爆发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为它在哲学上的缺陷提供了经验的证据。修正主义的争论是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哲学上的精细检验造成的必然结果。只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是那些自学成才的工人及其狂热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它的哲学缺陷就不可能暴露出来。一旦像索列尔、伯恩斯坦和克罗齐自己这样的一流批评家致力于检视马克思主义，它的哲学权威便不复存在。1917年和1938年，马克思主义再度盛行，但这也没有改变克罗齐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在1938年曾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只是反映出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活跃，以及俄罗斯流行的哲学文化水平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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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声称，对于（在他看来）决定性地消解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和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部分要归功于他的所作所为。他继续写作反对马克思主义，但行文脉络往往一样。实际上，他的批判方法起到的是一种注射文化疫苗的作用，比起19世纪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那种全盘否定更有效。克罗齐通过承认马克思与历史学研究存在着最低限度的相关性，便有可能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开明的态度，与此同时又从中切除掉真正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激进主义世界观的教条。承认在每一种解释历史的尝试中都存在某些“活的”东西，以及指出凡是这种尝试中新的或激进运动的方面都是“死的”东西，这样的策略正是以克罗齐作为其20世纪首席理论家的那种新历史主义的活力所在。最终，该新历史主义是一种通过历史化而被阉割了的形式，它允许从内部和外部遭受攻击的一个阶级和一种文化在对付对它有敌意的任何事物时，就好像它们已经“死了”，已经被交付给了历史，其位置被确定了，而它们作为活着的人的信条的权威也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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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反对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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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克罗齐对马克思的批判看来是不可避免。以克罗齐的性情、阶级忠诚，以及确信历史是艺术的一种形式，那么对马克思的拒斥看来便是可以事先预料到的。描述克罗齐与黑格尔的遭遇要稍微难一些。克罗齐一开始就已经是唯心主义者，即使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实在论的”唯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否认在感官知觉赋予的世界之彼岸存在任何超凡领域的本质。那么，他的实在论唯心主义包括些什么呢？1906年，在《黑格尔哲学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中，克罗齐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该书通过他以及他的时代所特有的那种有所节制的拒斥过程，使他进一步接近于夯实自己最后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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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克罗齐的评判，黑格尔一直是他心仪的哲学家，这就如布克哈特眼中的叔本华那样。对克罗齐而言，黑格尔有着天生的哲学才智；事实上，他甚至是过于哲学化了，以至于他把哲学反思惟一可能的对象——普遍之物，即先验概念当作了历史解释的原则。黑格尔不明白哲学涉及的只是概念，并且只是概念之间的形式关系；哲学有它自身的研究方法——逻辑，即纯粹概念的科学；哲学的普遍化必须限于概念，并且绝不能扩充到涵盖事件。黑格尔企图通过演绎从概念的知识转向实际的事件，即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类的事件；他还试图在历史事件之上强加一种模式，这些都是错误的，就如同马克思企图把经验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学上的概括当成普遍原则一样。马克思的普遍化只有在包括了特定历史社会中真实的社会和经济实践时才会有效；黑格尔的普遍化则涵盖了精神活动的更加广阔得多的领域。但这两者都不适合作为历史普遍化的工具，在历史领域，普遍化的冲动惟有在最谨慎的限制情况下才允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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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黑格尔还是为某种显然属于现代的（因其有着历史的自觉）的人文主义开辟了道路。原则上，黑格尔是一切先验哲学的一致敌人、最卓越的内在论者，因而也是根本上的历史主义思想家。首先，他识破了关于现象与实在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每一种一元论和二元论解决方式存在的谬误。黑格尔揭示出，思想和行动的惟一对象并非某些单一的底层结构，其中心灵只是它的一种附带现象；它也不是某些超出世界之外的精神，其中物质不过是一种微弱的反映或表现；最后，它同样不是精神与物质或灵魂与躯体之间区分之后的一种破碎的总体。从一开始，哲学探求的“普遍”对象就并非高于人类经验、被人类经验遮蔽，或在人类经验之下；它是具体性存在的世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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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黑格尔保存了包含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中的真理——局部真理。一元论者认识到的世界的统一性和二元论者假定的各组对立的事物都是关于世界的有效概念。但是，统一与对立是单一演替或发展的实在的不同方面。世界既统一，又内在区别。世界的统一与其内在对立的事实并不矛盾，更确切地说，世界是一个内在对立的统一体。（克罗齐：《关于黑格尔的论文及其他文章》，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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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中部分之间的内在区别说明了世界的发展能力，并使世界构成为一个方成之物，一部历史。统一与对立因而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表现为总体的不同方面。这一总体具有三个环节：有、无和生成（第17页）。将统一和对立、有和无、肯定和否定包含在第三个术语“综合”即生成之中，这是黑格尔哲学的辉煌之处，也是其累赘。在这种认识的真理中存在着作为实在的逻辑的黑格尔式辩证法之功效。同时，黑格尔将他的三重图式机械地运用在自然和历史的材料之上，产生了所有那些错误的总体式体系，使得克罗齐和他那代人成了黑格尔不可妥协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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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克罗齐的观点，黑格尔的解释者统统都误解了他。他们忽略了黑格尔的悲剧性实在观，而只看到他的乐观主义（第40页）；他们认为这种宏伟的超政治远见是保守主义的（第44——45页）；并且，他们一直把他看成是理想主义者，事实上，黑格尔是曾经有过的最纯粹的历史主义者之一（第46——47页）。在以前的哲学家中，只有维柯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接近于预示了黑格尔的见识（第50——52页）。然而，在黑格尔整个体系的核心有一个错误，即他企图将包含在这样一个发现——实在同时既是整一，又是内在分化的——中的哲学真理运用于世界上现实发生着的事件。克罗齐说：“黑格尔的体系中，有限和无限融为一体，善与恶构成一个单一的过程，历史乃是观念的实在，而精神并不存在于其历史发展之外。”这种见识使得每一个历史事实由于是“观念的事实”，因而对黑格尔来说都是“神圣的”事实。这就迫使史学家给予每一个事实同样的同情心和同样认真的研究，以此促成关于历史的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评价。这是黑格尔哲学“健康”的方面，它必须严格地和其“病态”方面区别开。“病态”方面就在于，企图运用辩证模式的三重图式来分析构成历史的诸多具体事实之间的关系。这种“病态”方面产生了种种“生活哲学”，即从“神经性的神秘主义”和“虚假的虔诚”，经过“反历史的蒙昧主义”，到“实证主义”和“新雅各宾主义”，它们在20世纪即将来临之时令欧洲备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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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按照克罗齐的观点，为了从黑格尔那里抢救出“活的东西”，像传统的黑格尔研究试图做的那样，仅仅区分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和作为史学家、科学家的黑格尔是不够的（第54页）。相反，黑格尔作为史学家和科学家的过失是一种基本的哲学错误的结果。必须揭露这个错误。克罗齐声称，他已经运用批判方法揭露出来了。他称这种批判方法为“辨别”法，即“区别、分辨”；并且，这种方法构成了后面半个世纪他的一般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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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法要求承认，虽然概念可能是对立的，如善与恶对立、对与错对立，但事物只能是彼此区别。这并没有对整体根本上的统一构成打击，它只是暗示了，在谈到事物和概念时，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整体。“例如”，克罗齐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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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论普遍的精神或精神活动；但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谈论这种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虽然我们认为它们都是全部精神性的组成物……我们也关注不要使它们彼此混淆；因而，我们批判任何以道德标准来评判艺术的人，批判以艺术标准来评判道德、或以效用标准来评判真实等诸如此类的人。［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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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把握住整体的过程中，倘若我们总是容易忘记“辨别”的必要性，那么，我们只要观察一下生活便能立即想起它来。由于“生活”总是在我们面前将自身呈现为活动的各种领域；它们作为经济的、科学的、道德的、艺术的领域而彼此外在地区别开来，并且，也呈现为个别的人，即通过其作为诗人、工人、政治家、哲学家的各种行当而彼此加以区别。甚至哲学本身都不存在，而通常出现的是作为一种特殊方面的哲学：如美学、逻辑学、伦理学等等。事实上，哲学整体内在地是可以区别的，每一种哲学都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一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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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继续指出，形成了历史过程的所有系列的不同实体，构成了“一种联系或一种节奏”，平常的分类理论无法充分描述它。在通常的分类体系中，人们假定一个概念，随后再引入一个外在于前者的概念；于是，这两个概念被用作区分的基础。克罗齐说道，第二个概念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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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像一把刀子，人们能用它把蛋糕（即第一个概念）切成许多份，其中每一份都彼此独立。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是，世界的统一性消失了。实在被割裂成那么多的外在成分，它们每一种都彼此漠不关心；于是，哲学这一关于统一性的思想也就不可能出现了。［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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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认为有一种正确的方式，它可以用来辨别构成实在的诸多个别实体，同时又将个别实体联合成统一体，他称之为“度的分类图式”，并将此归功于黑格尔。在这种图式中，个别实体被联合在一起，它们并非彼此中立和外在于对方，而是以高的度包含低的度的方式来联合。这种分类图式是黑格尔将不同主题，如文学、法律、道德、政治、宗教等等联系起来的动力之源。在哲学分析中它很成功，因为在其中，思想的主要概念既彼此对立，又辩证地统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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