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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五、客观知识在各种精神科学研究之中存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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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构历史世界所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利用批判和解释,对人类有关自己的那些混淆不清并且经常是讹误百出的记忆,进行加工提纯工作。所以,对于历史来说,基本的科学是严格意义上的、隐含着对语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文献学——这种文献学不仅把传统保留下来了,不仅收集了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的所有各种文学遗产、消除了它们含有的各种错误,而且,它从编年史角度出发进行的整理和结合工作,也使这些文献相互之间发生了各种内在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编年学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并不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且还标示出了他必须首先加以采用的那些研究程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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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六、历史性理解的各个阶段;作为一个互动系统的受到精神影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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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资料的掌握在各种各样的阶段都会出现,而这些阶段则是逐渐洞察历史的各种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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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各种各样的旨趣会导致人们叙述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某种最初的需要得到了满足——这种需要就是有关各种人类事物的好奇心、特别是有关人们自己的国家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好奇心。此外,人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自豪感,在这里也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叙事的艺术就出现了,而希罗多德(6)则变成了以后各个时代的典范。在这里,这种追求说明的倾向已经突出表现出来了。修昔底德(7)的时代所具有的雅典文化,第一次为这种倾向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通过进行精确的观察,历史学家便把各种行动都回溯到它们的心理动机上去了;各个国家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这些斗争的过程和结果,都被历史学家根据它们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来说明;各种政治体制所产生的影响也都得到了研究。作为一个诸如修昔底德这样的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是通过对过去所包含的那些动态的互动过程进行冷静的研究,来对这种过去进行阐明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也是可以具体表明未来的。当前面出现的某种互动过程已经得到了人们的领悟的时候,当一个事件最初的各个阶段都与这种互动过程相似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根据某种类比性的论断,来预期某种相似的结局。的确,对于政治思想来说,修昔底德在讲述历史对于未来来说具有的种种教训的时候所根据的这种论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正像就各种自然科学而言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就历史而言,某种通过互动模式而存在的规律性,也可以使人们有可能根据知识来进行预见和干预。那些与智者派(8)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开始把各种政治体制当做政治力量来加以研究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波利比乌斯(9)才使我们看到了某种历史学研究——就这种历史学研究而言,把各种具有系统性的精神科学研究,从方法论角度运用于说明历史脉络的做法,使历史学家有可能把诸如政治体制、军事组织,以及财政体系这样一些长期不变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都引进到这种与说明有关的研究程序之中。波利比乌斯所研究的主题,是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对于欧洲的精神来说,这种互动构成了从罗马和迦太基(10)之间斗争的一开始、直到迦太基和科林斯(11)被破坏为止的历史世界。波利比乌斯承担了从研究存在于这些国家之中的各种长期不变的力量出发,把各种个别的政治事件都推导出来的任务。而这样一来,他的观点也就变成了普遍历史所具有的观点,因为在他自己的内心之中,他把希腊的理论文化、把对于他自己的国家发生的狡诈的政治活动和战争活动的研究,以及把只有通过与这个新的普遍国家的那些最重要的政治家交往才有可能得到的、有关罗马的某种知识,都结合在一起了。在从波利比乌斯到马基雅维里和圭恰尔迪尼(12)的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化力量都开始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认识的无限深化过程,和同时存在的历史视界的无限扩展过程;但是,就这两位伟大的意大利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方法而言,他们当然是与波利比乌斯有着紧密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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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18世纪,历史学研究才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历史学家相继引进了两个重大的原则;被历史学家当做研究主题而从宏大的历史之流中提升出来的、具体的互动模式,被分解成了诸如法律的脉络、宗教的脉络、诗歌的脉络这样一些个别的脉络,而这些脉络则都是包含在一个时代的统一体之中的。这种做法的预设前提是,历史学家的目光要超越政治史,看到文化史,他要通过系统的精神科学研究来理解每一个文化领域所具有的功能,而且,某种有关这些文化系统的合作过程的理解已经出现并且得到了发展。这种新的历史学研究是从伏尔泰(13)的时代开始出现的。从温克尔曼(14)开始,默泽尔(15)和赫尔德(16)都为了补充第二种原理,即补充关于发展的原理,而不断奋斗。这种原理断言,历史的互动过程包含着一个新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这种互动过程根据其内在本性而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之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只有以以前存在的某个变化为基础,才有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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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各不相同的阶段所标示的是一些成分——一旦被历史学家所把握,这些成分就会一直活生生地存在于历史学研究之中。在这里,令人快乐的叙事艺术、入木三分的说明、在这种说明之中对于具有系统性的知识的运用、把这种互动系统分解成为个别的互动系统,以及有关发展的原理,都被历史学家结合起来了,而且,它们都是互相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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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具体的互动系统进行分析、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它那些个别系统的做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已经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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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并不是从这种事件网络的一个关节点出发,便沿着所有各种方向无限地把这种网络跟踪到底;因为在构成历史学家的论题的研究主题所具有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有关选择的原则——这种原则是通过他恰恰需要领悟这个特定的主体这样一个任务表现出来的。不仅历史学家对于这个历史主体的处理过程,要求他必须把它从这种具体的和具有广泛范围的互动系统之中挑选出来;而且,这种主体也包含着某种选择原则。罗马的陷落、尼德兰(17)的解放,或者说法国大革命,都要求历史学家(就罗马帝国的解体、就尼德兰的解放,或者就法国大革命的进行过程而言)把这些事件和联系,当做既包含着各种原因——其中既存在一般的原因、也存在特定的原因,也包含着这些发挥作用的力量采取的所有各种形式的东西,而选择出来。研究论述各种互动系统的历史学家,都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其选择和联结工作,从而把人们所熟悉的东西与这些细节联系起来而不遗漏任何东西,因为这种总体性的互动系统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把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了。他所具有的描述艺术就是通过这种选择和联结工作表现出来的,而且,这种艺术也是某种特殊的观察方式的产物。当我们考察这些强有力的、无处不在的联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再一次看到,有关它们的真知灼见,究竟是怎样从这种把对于历史资料的不断前进的理解过程,与比以往更加深刻的对心理生活的各种联系的领悟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一下我们通过那些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看到的互动系统——更加仔细地考察一下基督教的发展、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追求解放的各种民族战争,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这种互动系统当做某种总体性力量的形成过程来把握了,而在沿着某种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总体性力量则会把所有各种抵抗都消除干净。我们始终都会发现,有两种力量在其中共同发挥作用。其中的一种力量是一些张力——这些张力既来源于紧迫感,来源于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来源于所有各种受到这些需要激励的欲望,来源于各种摩擦和斗争的增加,而且,也来源于有关无力维护现状的意识。另一种力量则来源于某种积极向上的意志、潜能,以及忠诚所具有的、能动的力量。这些力量虽然建立在许多人的生机勃勃的本能基础之上,但是,那些伟大人物的经验却会使它们得到提升和具体的表明。而且,由于这些积极向上的倾向都是由过去产生出来的并且都是指向未来的,所以,它们都具有创造性。它们都包含着以热情的形式存在的各种理想,而这种形式则具有某种特殊的、进行沟通和使自己得到传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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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出下列一般性结论,即在这个由世界的各种重大事件的互动过程组成的系统之中,与压力和张力有关的各种条件、对现存事态的不足的种种感受——这些感受都是与拒斥有关的情绪——共同构成了行动的基础,而由于得到了各种积极的评价过程、可以想望的目标,以及得到了目的的维护,这样的行动才继续进行下去。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各种重大的变迁,都是在这两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处于这种互动系统之中的真正的能动者,都是一些可以根据价值、善,以及根据意图来加以系统表述的心理状态;在这些心理状态之中,不仅存在着追求各种文化方面的善的倾向,而且,也存在着追求权力的、在征服其他人的倾向之中达到顶点的意志——我们必须把它们当做积极的力量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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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确定一个历史性作品所具有的主题的过程,涉及对各种事件和联系的选择。因为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历史上的具体互动系统都是由个别的和可以区分开来的活动领域构成的,而且,个体的各种行动都是从某种统一和同质的互动系统之中出发,以某种共同的成就为目标的。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一点(18)。使人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能够把握某个一般性特征所具有的各种联系的概念化过程,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因此,人们在使这样的互动系统分离开来的时候所利用的分析和孤立过程,是各种精神科学研究的逻辑剖析过程所必须考察的、具有决定性的研究程序。这种分析与人们用来发现个体性精神所具有的结构系统的分析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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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使人们实现某种文化成就的、最简单和最同质的互动系统,既包括教育、经济生活、法律、政治、宗教、社会生活、艺术、哲学,也包括科学。现在,我将对这样一种系统的特征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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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生产性活动都是在其中发生的。而这样一来,法律就可以使那些有助于人们完善生活状况的条件充分发挥作用了。诗歌所具有的本性是表达各种经验,以某种可以使诗人把他所挑选出来的东西有效地表现成对于全部生活都充满意义的东西的方式,对生活的各种客观化过程进行描述。在这样的生产性活动之中,每一个个体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个别活动过程不仅都与这种生产性互动过程系统联系在一起,而且都从属于这种互动系统。这样一来,在一个可以导致某种结果的系统之中,这些过程就都变成一些联系环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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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存在的是,法典所记载的各种成文法,各个政党根据这种法典所记载的各种法则、就某种继承权而言进行的、对簿公堂的行动,以及法庭的裁决及其实施裁决的过程;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系列长长的心理过程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心理过程属于许许多多的人;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了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人类处境之中的法律问题,这些人究竟是以多么多种多样的方式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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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说,诗歌的写作过程是与存在于诗人心灵之中的那个单一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任何一个诗人的作品,都不完全是由他自己创作出来的;他从人们的口述传统之中接受某个事件,他在生存状态之中已经找到了——他用来把这种事件提升到诗歌层次的——叙事诗的形式,他研究过各种个别场面在他的前辈们那里所产生的效果,他使用了某种韵律,他从各种流行观点那里,或者说从那些杰出人物那里接受他自己有关生活的意义的观念,而且,他还需要不断进行倾听和享受活动的听众,后者全神贯注于他所写的诗歌因而实现了他那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梦想。这样一来,法律、诗歌或者其他任何一种具有目的色彩的文化系统所具有的成就,就都是在某种互动系统之中实现的,而这种互动系统则是由某些存在于个体那里的过程构成的或者说是由这些过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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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文化系统所具有的这种互动系统而言,第二种特征也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法官除了具有他在司法系统之中所应当发挥的职能以外,还处于其他各不相同的互动系统之中;他的各种活动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家庭的利益;他必须进行某些经济活动;他需要在政治方面行使他的职能;也许,他还要撰写诗歌。因此,与这样一种互动系统发生联系的,并不是这个个体的全部;而是只有那些存在于他的内心之中的、从属于某种系统的过程,才在这样的互动系统之中互相联系起来,而这样一来,这个个体就被交织在各不相同的互动系统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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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文化领域所具有的互动系统,是通过它那些组成部分所具有的、已经经过分化的功能而得到实现的。其中的每一个系统所具有的稳定框架都是由人民构成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各种为这种活动服务的过程都是生命的主要事务——无论这种活动究竟是来源于嗜好还是来源于嗜好与职业的结合,情况都是如此。在这些人之中,有一些人本身便把实现这些结果的决心体现出来了,因此,天赋和职业的结合便使他们作为这种文化系统的代表而突出表现出来。因此,归根结底,存在于这样一种领域之中的生产性活动,是由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人物、由那些宗教的创立者、由某种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发现者、由那些科学发明家维持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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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样一种互动系统之中存在着某种相互依赖状态;已经积累起来并且得到广泛传播的张力,促使人们走向对各种需要的满足;而具有生产性的精力则找到了有可能使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方式,或者说,这种精力导致了引导社会不断前进的、具有创造性的观念;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那些后继者还是这种观念的接受者,也就都加入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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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继续进行分析;任何一个取得了某种成就的文化系统,对于所有关注这种活动的人来说都实现了某种共同价值。无论个体所需要然而却永远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都会通过他能够参与其中的这个共同体所进行的生产性活动,而接受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人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某种可以领悟的价值。个体需要使他的生命、他的财产、他的各种家庭联系都得到保护;但是,只有共同体所具有的这种独立的力量,才能通过坚持与共同生存有关的、使对于这些的保护成为可能的、可以实施的各种规则,使他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在原始社会的水平上,个体都饱受那些存在于他的部落或者他的民族的狭隘外部活动范围周围的、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产生的压力之苦;但是,只有人们通过共同的精神而进行的对信赖的创造过程,才导致了了解这种压力的过程。在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文化系统之中,由各种价值观念组成的秩序,都是从这种互动系统所促进的活动的本性之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秩序是通过与它有关的共同的工作过程创造出来的;生命的各种客观化过程、人类劳动的升华过程,都是以各种组织的形式出现的,而这些组织则在文化系统之中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成就——各种法典,各种哲学著作和诗歌作品。现在,这种成就所要导致的善已经存在了,并且在持续不断地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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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互动系统所具有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通过它们与维护各种价值和意图的整体的关系,而获得了它们的重要意义。首先,一个生命所具有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根据它们与这个生命的关系、根据这个生命的各种价值和意图、根据它们在这个生命之中所占据的位置,而具有某种意义。此外,各种历史事件也都是由于它们而变成了存在于一个互动系统——在这个互动系统之中,它们都与其他的组成部分合作,从而在这个整体之中导致各种价值观念和意图——之中的联系环节,才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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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在面对各种历史事件所具有的复杂关系的时候有一些困惑不解,而且,通过这些关系既无法觉察结构和各种规律,也无法觉察任何发展,但是,在任何一个导致了某种文化成就的互动系统之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互动系统所特有的结构。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互动系统,那么,它本身就是作为多种多样的成就而表现出来的;这些成就包括,使各种世界观升华成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观点,对知识本身进行反思,使我们那些具有意图的活动和实际知识参照这种知识体系,通过文化整体而呈现出来的批判精神,以及进行综合和辩护。但是,历史研究已经证明,我们在这里所处理的是各种功能——这些功能虽然都是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但是,它们最终却都建立在同样的哲学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它就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走向各种最高级的一般性概括和最后说明的反思了。因此,哲学的结构就是通过这种存在于这种基本倾向和这些由各种时代境况之间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这样一来,无论在哪里,形而上学都能够通过存在于生命、生命体验和某种世界观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得到发展。由于不断与我们的生活所具有的不确定状态作斗争的、追求永远牢固的基础的欲望,在某种世界观所具有的宗教形式和诗歌形式之中得不到持续不断的满足,所以,我们努力把这样一种世界观提升成为普遍有效的知识。此外,在一个文化领域所具有的互动系统之中,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发现从各种个别的互动形式之中分化出来的过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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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文化系统都会由于它的成就、由于它的结构和它的规律性,而具有某种发展。虽然我们在各种事件的具体进程之中不可能发现任何与发展有关的法则,但是,把这种进程分解成为个别的和同质的互动系统的过程,却可以揭示出一些状态的系列——这些系列都是从内部得到决定的,并且是互相以对方为预设前提的,所以,一个比较高级的层次本身就会以比较低级的层次为基础而呈现出来,因而不断前进的分化过程和综合也就出现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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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世界所具有的每一种状态,以及最重要的,那些在人类的自然分工和历史过程基础之上得到发展的民族,都把文化所具有的各种动态的系统结合到自身之中了。我们的分析应当局限于今天的政治组织所具有的这种典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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