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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益而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治理之路 前言 中国梦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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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0日下午，《南方周末》举办的“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在广州大剧院隆重举行。“中国梦践行者”是中国媒体界最有影响力的奖项，奖给事业上有成就，同时具有公共精神的个人和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与科学家袁隆平、演员陈道明、作家贾平凹、媒体人白岩松，以及见证中国改革及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易玛、阿克曼共同获奖。SEE被评为“中国梦践行者”，是SEE成立7年以来获得的最大的社会承认和荣誉。SEE四十余名会员参加致敬盛典，现任会长冯仑、章程委员会主席任志强代表SEE上台领奖。颁奖仪式介绍片画外音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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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两百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民间非营利性生态保护组织。他们参与中国治理沙尘暴，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他们公开账目，公开选举，遵循平等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等治理原则。他们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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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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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他们属于崛起的中国企业家共同体，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贡献者。7年来，他们以阿拉善为支点，不仅以自我的力量推进绿色事业，恪尽社会责任，还不遗余力地探索社会组织的自我治理，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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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主要是两个，一是承担社会责任，二是内部治理结构。当天上午，在致敬盛典举行之前，《南方周末》还在南方报业集团大厦安排了“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论坛”。这是SEE专场论坛，论坛的名称为：为公益而共和——中国梦践行者南方行。刘晓光（SEE创始会长）、冯仑（SEE第四届会长）、戴志康（SEE第四届监事长）、任志强（SEE第四届章程委员会主席）等参加论坛对话。SEE会员及嘉宾约80人参加论坛。论坛讨论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NGO（非政府组织）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第二个议题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杨鹏（SEE第二届秘书长，第四届会员）宣布论坛开场并为论坛结束进行总结。“为公益而共和”是杨鹏正在写作的SEE5年史一书计划用的书名，被《南方周末》选来作为“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论坛”的题目。对《南方周末》评选组来说，SEE当选“2011中国梦践行者”的核心理由，其实就是“为公益而共和”。论坛点评嘉宾、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的点评发言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共和治理分为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公民之间的横向关系，另一条线索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公民之间的横向关系成为共和的关系，这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共和关系的社会基础。肖滨盛赞SEE建立了公民群体从事公共事务的共和关系，认为这对中国社会整体的改革转型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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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官方微博的“2011《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话题中，以不同的方式这样描述SEE的获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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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中国顶尖的企业家，为了治理北京的沙尘暴而创建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他们对外治理环境，对内践行民主，他们的梦想始终不变：“实现共产主义，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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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和媒体习惯在共和政治的层面上解读SEE内部共和治理的意义，会长冯仑在“为公益而共和——中国梦践行者南方行”论坛上，则尽可能回避从政治共和的角度解读SEE内部治理结构，他强调大家聚在一起是想做环保，是“掺和”，他说：“我乳房大，你们看到的是性感（民主治理），我看到的是奶水多（环保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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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冯仑如何尽量避免人们用过多政治术语来描述SEE的内部治理结构，当我们回答SEE为什么被评为“中国梦践行者”时，可以将分散的信息集合起来，形成如下可能是更准确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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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承担环保与社会责任，践行民主，为公益而共和，为中国公共领域转型提供了一个共和治理的组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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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南方周末》将SEE评为“中国梦践行者”，关注的核心是SEE的组织规范——共和治理的组织规范。SEE组织规范向来被媒体关注和赞扬，被评为“中国梦践行者”是媒体对SEE组织规范最大的认可，这样的共和治理的组织规范是如何生成的？本书所记录和研究的，就是SEE组织规范生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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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的对象：SEE组织规范生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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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4日晚，贺兰山西麓，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腾格里达来沙漠月亮湖基地，来自各行业的64位中国企业家就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章程》及领导人《选举办法》进行讨论表决，对会议筹备组提出的方案进行了修改，会议直到夜里零点才结束。2004年6月5日上午，企业家们按照6月4日夜里通过的《章程》和《选举办法》，直接选举出了SEE首届执行理事会15人、监事会5人，执行理事会选举出会长、副会长，监事会选出了监事长，以会长提名、执行理事会表决的形式确定了秘书长，宣读了《阿拉善宣言》，宣布SEE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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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发起人中有不少人是中国著名企业家，SEE从成立起就受到媒体的关注。企业家们聚在一起成立环保组织，他们是如何进行组织治理的？媒体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SEE的治理结构尤其是历届领导班子更替的选举过程向来被媒体广为报道。但是，对SEE组织规范的生成过程，对生成过程中的矛盾和困难，对SEE价值观、制度的演化与周围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关系，还没有媒体进行过系统深入的追踪和调查。与媒体的关注不同，学术界对SEE的研究比较少，目前还没有看到学界对SEE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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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题，是通过记录和研究SEE这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家群体(1)的环保公益机构的内部组织规范的生成过程，让人们了解中国企业家阶层面对公共领域(2)时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及制度取向。我之所以选取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是基于如下判断：从长期来看，主导性社会阶层的公共交往模式，将构成这个国家公共领域的制度基础。中国企业家群体自发性公益组织的规范的生成过程，表现了中国企业家特定的公共交往方式的形成，我们从中能看出中国企业家在更大范围的公共领域的价值观和制度可能的取向。(3)甚至可以说，企业家公益组织的治理模式，是企业家参与更大范围公共领域治理的预演。企业家公益组织内部成员间的新型公共关系，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公共关系的基因，这种关系的形成扩展到全社会，有可能构成新的社会基础。作为一个日趋强大的社会阶层，中国企业家的公共领域取向可能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及政治变革的方向。企业家群体性的公益组织模式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研究中国企业家的公益组织模式的生成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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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设：SEE组织规范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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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组织结构，往往由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构成。(4)这三大组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般而言，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其政治组织形态、经济组织形态及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内在组织原则应当是统一与和谐的，我们可以将这种三大组织形态的内在统一与和谐的状态称为“社会系统谐态”。以中国古代君主社会为例，其政治组织形态是君主集权、官僚层层效忠的君主等级制，人格依附的“忠”为其内在组织原则。君主是天子，受命于天治理百姓。君主亦是天下人的父亲，称为君父。君主集权制下，则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家庭是最小的生产组织单位，家族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公共组织，它们以血缘纽带为基础，以“孝”为组织原则，以家族祠堂为家庭宗教组织中心。朝廷中臣对君之“忠”，与家庭里子对父之“孝”，家族内后代对祖先之崇拜，三者在本质上完全统一。《孝经》上说：“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5)在孔子眼里，对父母之孝与对朝廷之忠，对兄长之悌与对官长之顺，家庭家族治理与政府治理，是完全统一的，这是一个系统完备的社会。同时，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尊重老人和男人是普遍的特征，男人的体力对家庭的经济及安全至关重要，老人的生产生活经验也是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孝”字有内在的生产及安全价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事国事统一，这种经济组织形态、社会组织形态与政治组织形态高度一致的社会系统谐态，是中国君主制度结构两千多年来超稳定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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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的工商业发展，自然会将人从家庭和家族血缘系统的圈子中拉出来，拉向陌生人交易的世界，将人与人的关系从追求“义务”的等级依附中解脱出来，形成以“权利”为纽带的平等契约关系。这对以“忠孝”为组织原则的社会系统谐态具有危险的解构作用，因此传统农耕君主的社会系统谐态建立在将工商业边缘化的前提下，这就是中国朝廷历来比较“重农抑商”及中国“士农工商”社会政治位序确立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系统谐态被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中国进入了新社会结构艰难生长、寻求新的社会系统谐态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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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百年现代化的追求，尤其是30多年的对外开放及市场化的改革，工商业已日趋成长为中国经济和国家税收的主导力量，而农民劳动者阶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日趋降低。2006年中国全面免除农业税，农业人口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归零，以地主小农为基石的社会结构进入历史性的终结。(6)在工商力量开始主导中国经济的同时，中国企业家从无到有，迅速成长为中国新阶层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阶层，他们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位序中已升到上层阶层。(7)中国企业家已成为中国日常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他们直接控制和管理着中国从事第二、三产业的700多万个经济法人单位，间接支配和影响着800多万其他经济活动组织及200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他们直接影响着中国城镇35507万就业人口的经济生活，而且以购买原料、提供就业及农村生产消费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方式，间接影响着8亿中国农村人口的经济生活状态。(8)以工商经济为基础，以企业为中心的时代到来了，庞大的城市工商群体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核心力量，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工商群体的经济制度取向已明显表现为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对外开放和现代企业制度，工商群体的社会组织形态及政治组织形态的取向会是什么呢？本书研究的正是工商群体的社会公共组织形态，这样的社会公共组织形态发展将成为国家政治形态变革的重要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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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领域的未来走向是由社会各阶层的公共领域取向间的互动塑造的，主导性社会阶层的取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决定性。与过去“士农工商”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位序不同，现在民间习惯用“官产学媒”来描述中国今天的主导性社会阶层，而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在政治权利、经济资源和话语影响力的层面上已属于中国社会的下层。“官”指的是党政官员，他们主导政治，掌握政府，并通过政府去影响和控制“产学媒”。“产”指的是工商企业家，他们主导经济，并通过经济去影响舆论和政策法律。“学”指的是专业人员和学者，他们掌握专业知识，发表公共意见，影响思想变化。“媒”指的是媒体，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主的市场化媒体，他们提供传播渠道，传播各种信息和观点，学者与媒体人共同掌握话语权，影响舆论及政策取向。那些具有更大的政治力、经济力和话语力的阶层的取向，必然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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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产学媒”的力量对比已悄然发生历史性变化，“官”的力量处于历史性的收缩进程之中。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党政官员阶层是控制和影响社会的唯一核心力量，他们以政治权力为立足点，把社会各阶层都收入了控制系统之中，建立了政治一元化垂直治理系统。他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一统的背景下，通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清除了非政府的经济活动，直接全面地控制了经济；通过清理改造非政府社会组织，建立起了完全从属于政府的社会团体；通过各种运动把知识界转化成了政治附庸；通过宣传监管把全国的编辑和记者变成了官方的政治传声筒。改革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党政官员收缩对经济和社会直接管制范围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元的经济及社会力量开始兴起并独立发展的过程。总体来说，党政官员阶层目前仍然是主导性社会阶层中的主要影响力量，但它的相对影响力量在日趋降低，而企业家、知识界和媒体界的独立性在不断增加，影响力在持续增长。政治权对经济权和话语权的直接控制力在减弱，经济权及话语权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迅速上升期，并将反过来作用于政治权本身的变革和演化。随着中国企业家和学界媒体阶层的独立性和实力的持续成长，中国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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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的力量历史性收缩的同时，企业逐渐发展成为越来越独立的市场运行主体。政府除了对国有企业保留人事任命的微观控制外，对经济的控制逐渐从微观控制转向了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控制，企业家的独立选择空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与媒体界的独立空间也不断扩大，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拓展了思想和言论表达的自由空间，知识界和媒体的独立性在迅速成长。而且，媒体市场化的进展促进了资本与媒体的联姻，企业家也事实上逐渐成为市场化媒体的内在影响力量。群体与组织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新社会阶层(9)的兴起必然牵动中国的社会变革。新社会阶层中最有力量的企业家群体的诞生和发展对中国的社会组织乃至今后可能的政治组织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吸引人但却缺少实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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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君主制度崩溃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变革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新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形态的谐态系统。新社会阶层兴起，在积极争取自己空间的同时会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在互动中演化？新社会关系的萌芽在各种不同组织形态中是如何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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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政治组织形态，主要由政党组织和政府组织构成，其正式制度表现为《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成员主要由各级党政官员、公务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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