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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节 进入20世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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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干旱与中国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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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每年气团在大地上的摆动——我们所说的季风——会在春季和夏季从东南面的太平洋上带来暖湿的气流，于是，滋养生命的雨水从热带的南方来到相对干燥的北方地区；而到了冬季，又会吹来干冷的西北季风。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靠雨水浇灌的农业非常依赖规律的夏季季风和降雨，通常的情况是，夏季季风—降雨—庄稼生长—秋收，从而支撑起华北地区的人口。如果季风没有到来，庄稼就会枯萎，从而面临歉收和危机的逼近。如果第二年的雨季如期来临，或许还能避免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但如果干旱持续到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那么大规模的饥荒就几乎是肯定的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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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学家已经指出，季风性气候广泛影响着非洲、欧亚大陆和南美洲的东西海岸，并在数十年来一直努力寻找着一种能将它们联系到一起的解释，这就是在1980年代提出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美洲人更熟悉的厄尔尼诺现象，是指12月中下旬秘鲁海岸出现的周期性异常暖流（因为在圣诞节前后，因此命名为“厄尔尼诺”，即圣子耶稣），会给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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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曾对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给出过一个简明的解释：“在季节性周期的背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是全球气候最重要的变动原因……能够给五个大陆四分之一的人口带来麻烦。”[2]在太阳能推动全球气候变动并通过信风、季风与洋流在全球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影响这一过程的某些因素导致太平洋两侧原本相互独立的寒流和暖池汇聚成为一个巨大的暖池，于是厄尔尼诺现象就出现了。但厄尔尼诺现象并不仅仅会给北美地区带来强降雨，太平洋水温的变化还会中断东亚、南亚以及东北非和巴西海岸正常的夏季风，这就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全球遥相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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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学家发现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机制之后，随即开始在秘鲁和其他地方搜索其迹象的历史记录，并提出了代理测度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强弱的方法：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的遥相关越显著，其影响也就越强。[3]对历史数据的重建表明，强烈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好几次干旱，分别发生在1876年至1878年，1891年，1899年至1900年，1920年至1921年，以及1928年至1930年。这些旱灾有时还会与洪水接踵而至，于是在那些国外赈灾人员那里，为中国带来了“饥荒的中国”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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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深入考察每一次灾荒，但我想至少可以先指出这些旱灾的严重性及其造成的死亡情况。1876年至1878年的旱灾首先发生在华北的山东和直隶两省，然后蔓延到山西、河南和陕西，这些省份的人口合计大约有8 000万，其中估计有950万～1 300万人死亡。1920年至1921年的旱灾导致了大约3 000万人民受灾，其中约50万人死亡。在1928年至1930年，旱灾覆盖了北方的八九个省份，共有5 700万灾民和1 000万人死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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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同样受厄尔尼诺-南方涛动造成旱灾影响的印度及其他地区加总起来的话，那么19世纪全世界因旱灾而导致饥荒的总死亡人数为3 170万～6 130万。[5]但这么严重的灾难和死亡并不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引起旱灾这个单一原因所导致的，在中国，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长达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再加上内战和叛乱造成的损耗，导致清帝国元气大伤，失去了向灾区调动资源提供救济的能力。在1911年清帝国崩溃以后，中国又长期缺乏任何形式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各自为政且只能依靠本地资源，使得两者都不堪重负。国际赈灾机构从20世纪初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灾造成的严重影响。即使是在1927年相对有力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蒋介石虽然通过一系列的交易将各省军阀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但他们之间的混战更加剧了1928年至1930年的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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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引起的严重干旱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清政府应对1742年至1743年那场同样严重的旱灾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但那时的清政府相对年轻而富有朝气，既没有国内的起义，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要等到八十年后才会到来，国家的资源丰富，政府的能力又很强，自然环境方面的压力也还没有形成危机。事实上，李明珠就将这一时期称为“清朝盛世”（The High Qing Model）。[6]清政府不仅派出好几批官员调查山西省的旱情，还组织了钱粮的输送以提供救济，设立粥棚，从国家粮仓中发放粮食以平抑粮价，并在灾后提供种子、农具和税收减免来恢复农业生产与运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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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魏丕信、麦克·戴维斯和李明珠对中国赈灾措施（或缺乏措施）的研究，都集中阐释了处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政治与社会大变局中的中国政府，无力再像18世纪清朝黄金时期那样调动资源了。但在19世纪时，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加剧了这种高死亡率，那就是可以为野生物种提供栖息地的森林和湿地都已经被砍伐或填充了，这或许产生了更多的耕地，但遭受旱灾的农民家庭再也无法从这种自然储备库找到鹿、鱼、龟或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了。因此，随着1876年至1878年干旱的加剧，粮食价格暴涨，“难民们只好以那些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而只能提供饱腹感的所谓食物来充饥，人们把那些松软的石头捣碎成黏土，和糠皮混合在一起再烘烤食用。（房屋周围的）树皮都被剥光了，做成的饼子可以卖到5～7个大钱一个，但摄入这类食品会使人因便秘而死亡。粮食的价格是往常的三到四倍”[8]，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买到食物而在旱灾和饥荒的蹂躏中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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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饥荒与向东北和内蒙古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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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是满族的故乡，这些生活在长城最东端以北的人们在17世纪成功地实现了民族统一，随后于1644年南下并征服了整个中华帝国。所谓的满洲，包括现在被称为东北三省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的一部分，是满族的力量源泉和后盾。在统一全国之后，满人希望能够保护自己和蒙古盟友的家园不受汉人的影响——在这里可以保留他们传统的习俗，定期回到这里举行年度的狩猎大典，或者和他们的祖先一起埋葬在这里。1644年满族征服全国的时候，人口或许为100万左右，其中的几十万人占领和统治了中国其他地区。到了18世纪中叶，这一地区大约居住有100万人，而总面积相当于美国中西部北边的6个州（密歇根、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和艾奥瓦），真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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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据詹姆斯·雷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的研究，“东北有着独特的自然禀赋，远超过与中国中心区相邻的其他地区。在地形上，广阔的中央平原被四周马蹄形的山脉所围绕，山区拥有丰富而珍贵的木材、毛皮、药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平原地区，西部的风化土壤和东部、南部的冲积土都非常肥沃而且很少有石头。一直到最北面中俄边境的黑龙江（阿穆尔河），夏天的温度和时长都足以支持单季作物生长，作物生长季节充足的降水也可以提供丰收的保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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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很久以前就已经定居在东北最南部的沈阳（奉天）周围，但清统治者禁止汉人移民继续深入这一地区，并在1680年代修筑和种植了“柳条边”来把南面的汉人和北面满人的“龙兴之地”隔绝开来。为了确保东北和内蒙古能留在满人和蒙古人的手中，满人还设计了一种土地所有权制度，将所有的土地都划为（一般）旗地和满洲贵族拥有的不可转让的庄田。其目的是让满人拥有和控制土地，并在必要时佃给汉族租户或奴仆耕种。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项失败的政策：汉人比满人耕作努力得多，也更能适应并通过土地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来进行组织经营。到1850年时，满人的旗地或庄田已经所剩无几了，汉人通过私人财产制度和市场体系取而代之，并获取了满人土地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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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闸门打开了。为了解决因镇压国内叛乱（其中规模最大、花费最多的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而导致的债台高筑，以及应对西方列强威胁——也包括北面俄国对东北地区的压力，清政府决定改弦易辙，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同时也可以增加税基。“从1860年开始，清朝在北方领土的政策转而由财政和战略的需要所主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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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于是开始大量迁入东北，起初只是短期移居，在每年收获后还回到家乡，但随着华北平原特别是山东和河北遭受了自然灾害的严重打击，当地农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全家迁往东北。东北地区的人口也从1781年的约100万增加至1820年的250万左右，并在此后的九十年中激增至1 700万。从1910年到1940年，人口再次增加到了近4 000万。据雷尔登-安德森的研究，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都来自关内的移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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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内蒙古的情况也大致相同。1912年内蒙古的人口为200万出头，其中汉民略多于蒙古人。到1990年，总人口已经攀升到了2 100万，汉人和蒙古人的比例为6∶1。汉人大批移民内蒙古开始于1911年，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发布公告，宣布蒙古全境属于中国。[12]在汉人迁居的几乎所有地区，“与其农业开垦相联系的土地利用的大规模转变和人口压力的增加，都加剧了草原区域的生态变化”。据欧文·拉铁摩尔的研究，到1930年代时，汉族移民“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必须把那些甚至在自然条件上更适于放牧的土地也都开垦出来，表层良好的土壤被大风吹走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沙子”[13]。在下一章中，我们还会继续探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环境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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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人口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1876—1878年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引起的旱灾和饥荒，大约有100万的汉人移民到了东北。[14]在20世纪，1920—1921年和1928—1930年的旱灾（尤其是后者）发生后，旱情蔓延到了9个省，影响5 700万人，最终有1 000万人死亡。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文字描述和照片了解这些灾难的惨状，饥民遍野，流离载道，他们很容易患上痢疾等各种各样的疾病，男性家长被迫卖掉妻子儿女，人们挖掘各种草根和树根为食，甚至还有人吃人的报道。国民政府主席、总司令蒋介石和军阀之间的军事冲突又进一步加剧了饥荒的局势，打断了国际和国内的救灾工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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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北方的难民有的进入了城市，有的步行前往东北，有的则跳上火车或乘船逃离饥荒的噩梦，来到辽东半岛。在今天看来有些奇怪的是，这些难民更倾向于留在辽东半岛的农业区，而不是去平原周边富饶的山区寻找机会。雷尔登-安德森认为：“对于那些愿意冒险的人们来说，东北的山区拥有各种各样值钱的东西……在18世纪中国中心区大多数森林已经被砍伐的时候，北部边疆地区仍然笼罩在似乎无穷无尽的密林之中。东北海拔较高的山区覆盖着亚寒带针叶林（靠近北极圈，较为潮湿），其西部以落叶松为主，东部以价值更高的雪松和云杉为主，而海拔较低的山区则常常会有大片的橡树、胡桃树、桦树和枫树。”森林里还有很多紫貂、鹿和老虎，河流中也有大量的鲟鱼和出产珍珠的牡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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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汉族移民还是更愿意在低洼地带重建自己熟悉的农场和乡村，因为这些可以带来农业可靠的最大回报。他们根据家族和籍贯聚集成紧凑的村落，“先是用泥土，后来又用砖石建筑起保护村落的围墙，四周的田地从中心区不断向外扩展，一直延伸到旷野边缘”[17]。一位欧洲探险家发现：“这些汉人每两三年就开垦出一片新的土地，而农民占有这块土地之后，耕种的边界又会继续向前推进。在过去的七年（1918—1925年），他们已经向北前进了40英里，而曾经占据边境地区的蒙古人则被迫随着汉人的前进而不断后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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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移民并没有进入东北的旷野，像商朝祖先那样清理森林的地块，也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采取刀耕火种式的游耕农业。但这并不是说，那些因华北旱灾和饥荒而移居这里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森林可以在粮食歉收时提供一些生活保障。雷尔登-安德森认为，实际上是因为华北农民的生活习惯非常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愿意率先去开发旷野；他也没有发现有任何证据表明，汉族移民已经以某种显著的方式适应了新环境。相反，“（东北）的社会和文化更多来自中国中心区生活模式和习惯的复制或移植，而不是新边疆生活方式的发明或创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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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1930年代时，“东北地区仍有超过一半的宜耕地尚未开垦，而尚未被耕种的可耕地比例也从南向北依次递增，辽宁（奉天）为27%，吉林为52%，黑龙江则为68%”[20]。换言之，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前夕，虽然有汉族移民的涌入和向北方旷野的不断推进，但东北仍保留有大片的森林。这些汉族移民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农业村落，也把他们的习惯、制度和风俗从华北带到了东北，他们没有去保护这些森林，而只是在缓慢而稳步地砍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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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森林和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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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并不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夕中国唯一一个尚留有部分森林的地区，我们在上一章中曾讨论过云南，那里的森林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在第七章我们还会介绍到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的森林。这里我想先看一看福建这个中国中心区的省份，这里直到1930年代也仍然保留有一些森林。汉族移民在福建定居的时间晚于在长江以南的其他地区，部分原因在于内陆的山脉将这一沿海地带与大部分南北通道（人们由这些通道进入广东）隔开了，部分则是因为这里的地形导致了没有多少好的可耕地。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们为排干那些藏有凶猛咸水鳄的沿海沼泽而付出的努力。此外，福建发源于山区的几条河流，大都只经过很短的距离就迅速汇入大海了，没能在流域中形成洪泛平原。当然，这些河流，特别是闽江及其支流，灌溉了福建西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也确实为运输那些从山区采伐的木材提供了便利，使之能一直漂流到海边城市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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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初，闽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发达的木材销售体系，由专业的雇佣型伐木工人和木材经纪人或锯木厂老板，把砍伐的木料沿着专门修建的溢水道和斜槽滑入河中。历史学者艾伦娜·宋丝特（Elena Songster）曾用这些斜槽来解释“靠近河流地区森林不成比例的高消耗”[21]，她认为，福建的木材生意还促使人们补种了那些经济价值最高的杉树以及少量的樟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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