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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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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公元1949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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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考察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水和大气等环境变化的历程。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通过这些制度与环境互动改变着环境，本章将首先介绍这些环境变迁的制度背景，然后再考察土地、森林、草原、河流和大气的变化情况，最后以当前中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运动作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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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一节 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征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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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由国家意志推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新时代的开始，改变了之前三千年以来将中国式农作推广到全国各地而驱动的环境变化模式。尽管是建立在一个农村占绝大多数、饱受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之苦、历经战争蹂躏的旧中国基础之上，但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中已经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然而也可以说是污染最严重的工业经济体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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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其继任者邓小平时期的政策与实施情况，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虽然他们都提出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但毛泽东并不信任市场和官僚体制，而是要寻找一个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国独特道路；邓小平则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可以利用市场和其他“资本主义的工具”，来为社会主义目标建立物质基础。尽管这两种观点之间差异显著，但双方都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来发展中国经济。无论在1949年是否还宣告过别的现代化目标或理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权国家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迅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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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原材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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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有赖于农业产生的盈余，但农业自身也处于困境之中。早在汉代，华北平原的小麦和小米等旱地作物可能就已经达到了产量的顶点，而水文问题引起的内涝、盐碱化、泥沙淤积和土壤沙化则降低了这些作物的产量，特别是近代中国持续的战乱更加剧了这些环境问题。水稻的收获量虽然要大得多，但也已经在不迟于18世纪达到了极限。[2]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土壤中关键养分特别是氮的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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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的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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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采取了各种让养分循环回农田的措施（参见第四章和第六章），但到1949年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耕地都处于缺氮的状态。[3]当中国共产党1949年掌握政权时，农民们通过既有的方法，已经很难继续向耕地中增加氮肥以提高粮食产量了，因此既不能为工业化提供盈余的资金，也无法提高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甚至连继续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都很成问题。[4]事实上，20世纪前半期就已经有证据表明粮食供应不足以维持现有人口：高达15%的男性都因非常贫困而结不起婚，因而也就无法生育子女从而实现自我的再生产。[5]总之，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生产力因缺乏工业化肥而无法迅速提升的状况，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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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国势力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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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制约因素来自国际环境。即使新的共产党政府拥有外汇或信用贷款从国际厂商那里购买化肥，但美国当时正打算抑制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威胁，再加上中国帮助朝鲜在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抗击美国，这显然意味着中国加入了美国敌对的阵营，所以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的措施，切断了中国从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信贷和技术的渠道。苏联于是成为中国工业化唯一的外援，然而这些援助最终证明不仅数额很小，而且时间也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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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庞大而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被认为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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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1893—1976年）认为，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是件好事，他在1949年新政府还不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时曾写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6]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认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和创造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他认为中国人口增长给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问题的观点是马尔萨斯主义的谬论。当1953年中国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得出全国人口为5.83亿时，毛泽东非常高兴。除了可以形成更多的劳动者，他认为众多的人口还是一项军事资产，即使是美国的核打击也无法完全消灭中国。他领导下的政府鼓励家庭生育，对那些子女多的家庭配给更多的口粮，同时压制那些反对这些政策的人。因此，在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人口增长了近2.5亿，在他去世的1976年已经超过了8亿（参见图7-1）。然而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率并没有——在没有化肥投入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增长，农业总产量确实增加了，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以向更加边缘地区拓展农业生产和进一步破坏森林、草原和水域环境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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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中国的人口规模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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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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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期，虽然毛泽东有着强大的意志要改变他所继承的物质基础，但几个世纪以来的动因——中国政府对农业和从事农业大家庭相结合的重视，推动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更边远的地区拓展——仍然在继续塑造着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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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实的物质条件严重限制了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但毛泽东和他最热切的追随者仍然认为这些物质条件的困难并不那么重要，因而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克服一下。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执政近30年时间里的很多问题，也包括在此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虽然在苏联帮助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里，中国取得了年均18%的工业增长率，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继续追随苏联模式，因为他发现这样做的实际结果将导致中国越来越远离而不是更接近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蓝图。他认为，通过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不仅可以释放农民压抑已久的社会主义热情，还可以在不需要化肥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毛泽东的主观愿望随即得到了河北省官员夸大报告农业产量的迎合，最终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灾难性的结局[7]，毛泽东也在此后几年“退居二线”。但他不久又回到政治权力的中心，并以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随着工业化的“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破坏而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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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国要寻求怎样的工业发展，它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都要依靠农业的生产力，并受限于农业的客观条件。正如经济学者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所指出的：“这里形成了一种体制，使得所有战略性和体制性政策都为最大限度地让资源流入工业部分而服务。这一体制的决策权集中在顶端，因此，中央领导人可以根据自己认为的轻重缓急来调拨资源。换句话说，这一体制可以使‘跃进’的潜能最大化。但是，每当这一体制真正开始加速运行的时候，都会出现根本性的问题，导致经济因超调而撞上天花板。那么，什么是这个‘天花板’呢？这个‘天花板’就是农业无力迅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盈余。”[8]但为什么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无法得到提升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肯定曾经多次反思过这个问题。虽然中国农民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找到了一些将营养物质循环返回农田来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但到20世纪时，中国的农田也已经到了严重缺乏必要营养物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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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化肥的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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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并不是说毛时代的中国领导层不知道去增加人工合成化学肥料来解决农业问题，而是因为，这本身就是工业化的一部分，需要建设可以生产化肥的现代工厂。20世纪初，德国的科学家用化学方法成功合成了富含氮的肥料，德国的企业家则实现了对化肥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由于20世纪上半期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破坏，直到1950年，以哈伯-博施法（“the Haber-Bosch”process）合成氨为基础的化肥生产才缓慢地推广开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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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时，中国只有两家化肥厂——其中一家是日本人在1930年代占领东北时建立的；另一家在南京附近，是由一位曾经留美的中国化学家创办的。中国虽然制定了相关计划来扩大这两家化肥厂的产量，也在“大跃进”期间启动了几家新的化肥厂建设并进口了一些昂贵的原材料[10]，但由于几乎所有的农田都需要补充氮肥，国内的产能仍然无法供应足够的化肥。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意味着，只有增加劳动力投入或耕地数量才有可能提升农业产出。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确看到了两种巨大投入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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