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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五节 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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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速的经济发展供电——以煤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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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需要供应大量的电力，这也的确是建设三峡工程等水电工程最主要的原因。水能、风能和太阳能是中国用于发电的三大主要可再生能源，但即使有了用于加热水的太阳能和各种高效节能方法的运用，可再生能源总计也只能满足2020年中国预计能源总需求量的20%。[1]因此，中国不仅需要在现有的2.2万座大坝的基础上继续修建水电站，还要在已经投入运营的37座核电站的基础上再新建20座核电站。[2]尽管如此，煤炭对中国的工业化仍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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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在继续建设大量燃煤电厂以满足其电力需求，虽然其中一些新厂采用了清洁燃烧技术并正在逐渐取代那些低效率的电厂，但仍然需要开采大量的煤炭并运到这里（中国有一半的铁路系统都与全国各地的煤炭运输紧密相关）；而且，无论这些技术多么先进，燃煤电厂总还是会排放温室气体，加剧全球变暖。即使是在中国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新型绿色发电技术，如巨型风力涡轮机[3]，也需要配合建设更多的燃煤电厂以备无风时供电。[4]因此，到2009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全球变暖的最主要贡献者[5]，这一惊人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在过去六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中工业化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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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和钢铁已经成为19世纪西欧工业革命和1930年代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工业化的代名词。中国拥有巨大的煤炭储量，主要集中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对于这些能源的开发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宋代那场流产的工业革命时期（参见第三章），19世纪后期中国开展洋务运动时，为建立起能够抵御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大军事防御能力，也开办了一些煤矿。但对中国煤炭资源的长期大规模开采利用还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号召下，小型煤矿和小型燃煤电厂迅速发展起来，中国也开始生产出数量庞大的工业产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出口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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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9年，中国已经超过苏联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工业和城市用电的75%都源自燃烧近十亿吨的煤炭，“其中大量都没有经过清洁和充分燃烧，或者缺乏对空气污染的控制”[6]。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绝大部分煤炭都来自大型国有企业，而在此之后，成千上万的小煤窑（绝大部分是非法的）开始供应着激增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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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规模大小，中国的煤矿和燃煤电厂都对本地和全球的环境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劣质和未经洗选的煤炭是造成细颗粒物污染的主要原因，低效燃烧则会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燃煤造成的空气污染对中国人健康有着最大的影响，每年导致数十万人过早死亡。[7]对矿工身体的影响也非常严重，他们的肺部和面孔，以及当地的水资源和景观都变得黢黑。正如瓦格纳·斯密尔所指出的：“中国的大型煤矿要达到可以接受的煤尘和工作安全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的状况确实令人震惊，慢性支气管炎和尘肺病导致矿工们三十多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煤炭开采百万吨死亡率至少是美国的30倍。”[8]非法小煤矿的状况可能还要更糟，由于地方官员的贪污受贿，煤矿安全完全没有保障；此外，煤矿开采后的废渣也会被露天丢弃在地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毒有害成分逐渐向地下渗透，还会污染当地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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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种大小发电厂排放二氧化碳、造成全球变暖相比，细颗粒物（PM 2.5）不仅会污染中国的城市空气——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七个都在中国，还会进入全球大气环流并沉降到世界各地，位于美国加州太浩湖（Lake Tahoe）附近山区的空气过滤器都因煤烟而变黑了，洛杉矶地区的绝大部分细颗粒空气污染物据说也都来自中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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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中国，所有造成全球变暖的国家都日益面临着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压力（详见后文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内容）。中国表示愿意减少排放，同时也已经开始投资开发风电和其他绿色技术。但即使如此，到2013年时，中国每年的煤炭消费量几乎仍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10]，而这些还没有将汽车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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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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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能源需求和消费的激增，不仅是因为它正在快速转型成为一个生产和出口钢铁、水泥、铝等初级产品和大量服装、玩具（主要出口美国）以及消费电子产品等的工业化强国，还因为它的小汽车和卡车拥有量正在飞速增长。这些汽车并非来自进口，2009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年产量接近1400万辆，2015年，中国乘用车产量达到2100万辆。当然，美国汽车产量由于2008—2010年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有所下降，但中国的汽车产量的确增长迅猛，美国也不太可能在近期内达到1 600万辆的生产规模。为使汽车能在全国各地畅通无阻，中国已经掀起了一股高速公路的建设热潮，总里程自2001年以来翻了一番，达到2.3万英里，仅次于美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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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一些小汽车是高里程汽车，全电动车在2010年也已经进入了市场，但要真正让所有这些车辆都能正常开动起来，还需要建设全国性的省际公路体系，也需要全球性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钻井、炼油和分销产业链的支持。J.R.麦克尼尔曾经分析过这一系统的环境后果，并发现中国对此有着重要的影响。[12]中国国内的油田目前大约可以供应全国需求量的一半，这就已经对西北的新疆进行了密集的开采，因此中国已经开始在全世界探索新的石油供应地，与加拿大、俄罗斯、伊拉克、委内瑞拉、苏丹等国家的石油公司都签订了合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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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发展了汽车产业，还形成了一种与美国更相似，而不同于日本或西欧的主要依赖小汽车的交通模式，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探讨中国汽车产业和交通模式对环境的影响，而只需要简单提一下，这些车辆拥堵的街道和围绕城市的高速公路都给当地增加了有害的雾霾，也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变暖。中国正在形成的“汽车文化”看起来和美国很相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公司收购通用汽车下属的悍马SUV品牌[14]，而这正是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贡献者。[15]这里我将多介绍一点的是，中国的卡车车队及其对中国污染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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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一样，从在城市间运送物资的小型短尾卡车到遍布中国所有高速公路网的大型货车，都属于柴油动力车。由于大多数城市的道路在白天都非常拥堵，货车进入市区范围的时间通常会被限定在夜间和清晨的几个小时。“每天晚上，庞大的蓝色和红色大货车队伍都会涌入中国的主要城市，在回荡着的发动机轰鸣声中，柴油发动机排放出黑烟，连汽车大灯都变得暗淡模糊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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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卡车使用的燃油质量非常差且含有大量的污染物，在中国城市居民的门阶和家具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尾气颗粒物的沉积，当然很多也被吸进了肺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将石油、天然气和柴油的价格控制在低位，这样既可以保证商品在全国各地的运输，又能对中国的出口品制造商提供一种实质上的补贴；而面对这种政府制定的低价，中石化等营利性石油企业，就会在购买原料炼油时寻找那些低品质、硫含量很高——相当于美国的130倍——的原油，来降低自己的成本。中国的柴油还会排放出比美国或欧洲标准更多的二氧化氮，从而形成光化学烟雾的污染。[17]而等待进入城市或排队加油时出现的长时间柴油机空转，更进一步加重了这些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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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的环境和健康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国际专家认为，有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每天都在接触有很大潜在危险的烟尘颗粒和烟雾。”炼油厂没有动力去提升自己的设施，因为它们在柴油提炼当中已经亏了。中国虽然有能力生产高排放标准的卡车，但却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虽然更新，但会比那些便宜的、污染较严重的卡车成本更高。中国政府也一直对施行更高的排放标准不感兴趣，这显然也是因为担心油价上涨导致农民和卡车司机的不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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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发电大量使用煤炭，加上越来越多的轿车和卡车使用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燃料，已经给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被当局有意无意地称为“雾”或“霾”。这种说法在2010年开始改变，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收集到的关于“PM 2.5”——空气中细颗粒物和烟雾的有害成分——的数据，（根据美国的空气质量标准）表明北京的空气确实受到了污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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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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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国际努力主要依据的是两个基本命题：（1）过去一百五十年来全球气温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向我们的大气层中排放了温室气体；（2）如果人类不采取措施减缓并扭转温室气体的排放趋势，全球气温就会继续上升，并带来无法预知的环境后果。绝大多数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使用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上，不过，甲烷也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其排放来源包括美国超过十亿头的牲畜以及中国稻田的有机物腐烂。如上所述，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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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的国际框架公约是1999年的《京都议定书》，但效果有限，部分原因在于美国退出了这项公约，中国也因为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工业化国而获得了豁免。而碳排放仍在继续增加，一些人认为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维持目前气候状况所要控制的水平，这些担忧导致了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哥本哈根会议并没能在193个与会国之间形成书面公约或其他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许多观察者都认为通过国际努力控制温室气体已经宣告失败。[20]但在2010年墨西哥的坎昆全球气候峰会之后，大部分国家和观察者相信，国际合作已经重新建立起来，并有可能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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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时，这似乎已经实现了，主要因为中美两国努力达成了一项温室气体减排的协议。这项由中美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奥巴马共同签署的协议于2014年11月12日宣布。其中，美国同意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中国同意将在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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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协议本身非常重要，但就短期而言，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为2015 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国际协定铺平了道路。《巴黎协定》得到了全世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签署，其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协定要求每个缔约国都制定本国的气候行动计划，并从2020年开始，每五年对这些计划进行一次全面盘点并重新设定进一步的目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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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美两国2014年达成的协议为《巴黎协定》铺平了道路。一些观察人士将《巴黎协定》称为应对全球变暖危险的“转折点”[23]，部分原因就是中美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达成了这项双边协议。这两个国家出于各自的原因，过去都曾经反对过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承诺。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阻碍了对全球变暖采取行动；而中国则认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会不公平地阻碍其工业发展，因为早在中国之前，欧洲和美国就已经在其工业化过程中自由地向大气中排放了近二百年的温室气体。所以中国认为，那些首先造成排放问题的国家应该先约束自己的行为，并允许中国继续发展，直到赶上西方国家之后再开始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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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工业时代之前的行为也对长期环境史和全球变暖产生了影响。气候学者威廉·拉迪曼认为，早在数千年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就开始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甲烷，这可能阻止了全球气候转向另一次冰期。[24]拉迪曼关于“早期人类活动”的观点受到了其他气候科学家的批评，但仍不失为一个待验证的假说。此外，中国长期的森林砍伐过程也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一位历史学者认为，19世纪的中国和美国在森林砍伐过程中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工业化早期阶段还要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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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现在中国、美国和欧盟加起来已经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可能一百五十年前也是如此），他们各自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和实施情况，对于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都非常重要。中国对全球变暖威胁的态度似乎也非常认真，并已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实现其目标，包括规划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这是降低碳排放总量的有效工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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