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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10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中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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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12 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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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14 走出当下的这些兴趣点,我们还可以把当代中国的发展放到其更长期的环境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毫无疑问,中国的环境在过去的一万年里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其中大部分变化都是人类行为所造成的。而且直到最近,这些行为大多数是为了扩大中国的耕地以用于农业耕作。事实上,农业本身首先就是因为将多年生野生稷种和稻种转变为依赖人工繁殖的一年生作物才成为可能的。自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以来,土地利用的变化引致了土地覆盖的显著变化,也把中国的自然山水生态转变为农业生态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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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16 气候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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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18 此外,中国的气候的确是越来越趋于寒冷和干燥。因此,即使没有人类,那些四千年前生活在华北平原森林里的犀牛、鳄鱼、老虎和大象,现在也不太可能还在原地生存。但在长江流域以南直到广东、广西的这些地区,气候条件是适合它们继续生存的,之所以在这些地区也看不到这些动物,主要是因为人们在为适应以谷物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而砍伐了华北平原的森林之后,又继续向南部和西部拓展,清除了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森林。这种大量的森林砍伐在世界历史中都可以算是最大规模的人类持续性活动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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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20 在中国的历史上,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进程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突然性的气候变化,特别是像三千年前商朝终结时遭遇的寒冷时期,或者17世纪的小冰期,都可能会对历史进程产生戏剧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气候变冷降低了收成,减少了人民和政府可用的资源和能源。如果此时的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就像上面提到的两个时期那样,统治者很少能够明智地降低税收来保障他们的臣民拥有更多的粮食供应。结果,饥荒、死亡和毁灭降临到老百姓身上,政权也会随之垮台或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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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22 另一方面,人类能够也确实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有时候,气候变化的发生会伴随着人们的迁徙,在公元前300年到1300年这漫长的一千多年中,有数以百万计的汉人为躲避游牧民族的入侵而逃往南方。这些难民适应了新的环境,袭用了当地土著的农业技艺,并在其政权的支持下将这些技艺广泛传播开来。特别是在那些气候变化较为缓慢的时期,中国人还会通过选择性地培育那些能够更好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动植物来让自己适应变化的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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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24 气候和气候变化是中国环境史上的行动者,但人类也并不只是在简单被动地做出反应。正如威廉·拉迪曼所指出的,更为复杂的是,中国的森林砍伐和水稻种植都可能在六千到八千年前就开始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而这又阻止了可能的气温下降,并为末次冰期以来所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温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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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26 水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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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28 控制水利的理想也吸引人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从大约两千五百年以前黄河最早修筑的水坝,到大运河及其对中国中部和北部地区水文状况所造成的改变,再到过去六十余年来中国在除一条以外所有主要河流上修建的8万多个水坝,中国一直在根据各种“治水”的思想而进行着努力。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矛盾的是,几乎所有的治水努力结果都成为某种权宜之计,伴随着这些举措,又会出现新的、更大的挑战。一些历史学家将这些举措归结为长时段的“水利周期”,并发现它们往往与王朝的兴衰循环相对应。他们的解释是,新王朝有能力动员必要的资源来解决水利问题,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洪水或干旱引发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维护这些系统所需要的资金、时间和人力状况不可避免地会趋于恶化,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洪水和干旱,并进而加剧了王朝的衰落。[3]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和周期有可能与这种洪水和干旱的水利周期发生重合,但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肯定是通过人为的制度因素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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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30 森林砍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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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32 与中国可能存在的水利周期相比,持续长达四千年的森林砍伐则更为严重。不断将森林转变为农田的活动或许出现过一些间断,但在这一进程的背后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在寻求更多资源以用于对外战争的进取型政府和人数不断增加的汉族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连锁的反馈机制,促使着中国人不断向边疆地区推进,直到18世纪时达到了帝国疆域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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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34 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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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36 中国环境史中的很多内容都涉及汉人与新的、陌生的环境、地理和族群之间的邂逅,这些相遇是复杂而且并非单向的。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汉族人民为了适应新环境而采取的各种办法,以及他们从当地人民那里学到的各种生存技巧,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所能看到关于这些交往的记录大多是由汉人书写和留存下来的。不过,这些相遇的总体结果还是很清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面积谷物种植在中国政府行政和军事的支持下,遍布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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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38 当18世纪中华帝国的疆域面积达到顶点时,它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极为富于生物多样性。从北部、西部的草原和东北的密林,到热带的海南岛和云南生态状况各异的山区,在中华帝国的治下,拥有了几乎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的大量资源。这种多样性也赋予帝国以力量和适应能力,使统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和利用这些资源。不过,中国的不断拓殖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并没有保护和维持这些丰富的生态系统,而是把它们变得越来越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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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40 生态系统的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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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42 过去四千年来中国环境史最重要的趋势,就是自然生态系统被简单化成了一种特定形式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国的人口或许在世界上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但中国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则从至少两千五百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对特定形式的不断自我复制。曾经被数以百计不同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摄取并用以维系大量物种生存的太阳能,越来越被那些由人类种植和收获的农作物所独享。自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同时也伴随着人类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减少。除了西南地区的阿卡人(参见第七章)这个可能的例外,这种互动造成的单一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特别是内蒙古原来的牧民以及云南西南、西藏和新疆的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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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44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的,从森林或草场到农田的这些土地利用方式上的变化,的确对环境变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包括因栖息地被清除而导致的大量物种灭绝或局部灭绝,以及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但自然进程本身并不会因为自然环境单一化为物种很少的农业生态系统而发生改变,而只会因为人类的目的而被削弱和利用。除了那些已经成为沙漠而几乎没有剩下任何营养成分的土地之外,只要人类活动所造成的退化进程停止或逆转,大部分的农业用地仍然具有足够的恢复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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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46 [1]关于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的情况和相关的案例,可参见B.L.Turner II and William B.Meyer,ChangesinLandUseandLandCover:AGlobalPerspective(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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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48 [2]在过去五十年中,对热带雨林的迅速砍伐很可能在速度和规模上都超过了中国的森林采伐,参见Michael Williams,DeforestingtheEarth:FromPrehistoryto GlobalCrisis(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特别是第13章;之所以说“很可能”,是因为威廉姆斯并没有将20世纪中国的数据统计在内,因此很难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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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50 [3]Pierre-Etienne Will,“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Hydraulic Structure:The Example of Hubei Province in Late Imperial Times,”in TheScopeof StatePowerinChina,ed.Stuart Schram(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85),295-347;中译本见魏丕信:《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中的国家干预——以中华帝国晚期的湖北省为例》,载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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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55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41]
1707589356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局部消失、种群灭绝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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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89358 在过去的四千年里,汉人和其他族群的活动都改变了他们的地貌,这导致我们知道的一些物种灭绝了,另一些物种也被迫从它们原来的栖息地迁徙到远离人类的更偏僻的地方。这种局部地区种群消失和灭绝的情况大部分是由动植物栖息地被转变为农田而导致的。目前来看,中国史料中记载最早的因人类活动导致种群灭绝的动物是那些古老的野生原牛和野生水牛(详见第二章);咸水鳄在唐代从福建的湿地消失(第四章);老虎和大象在宋代的华北地区灭绝(第四章),到1900年时已经全部迁徙进入深山(第五、六章),而这些还只是我们所熟知的“明星物种”。随着森林、湿地和草原被改造成农田,中国的土地上究竟消失了多少种动植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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