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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中国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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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生态学家所指出的，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驱动因素包括进化、气候变迁和火山活动等自然进程，以及由自然或人类原因引起的其他进程，如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物种引进或清除、技术变革、肥料的使用（和滥用）和其他农业实践。间接驱动因素则包括人类活动和制度、机构因素如社会经济结构与进程、政府行为、技术、文化实践、信仰和人口发展进程等。[1]此外，这些驱动因素自身也在发展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或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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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直接和间接的驱动因素正在日益相互交织地引起广泛的环境变化。例如，地球的气候原本主要是与地球形成和演变相关的复杂自然力量以及地球系统与太阳能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近年来，人类的工业化活动以及向新的化石燃料能源体制转变所释放出的大量温室气体，也已经成为驱动气候变化的一个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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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的是，人类的活动也已经导致了本地、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环境变化。具体而言，本书所提到的中国历史上驱动环境变迁的几种因素包括：新石器时代向农业社会的过渡、中国农业体系和政府权力发展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市场与商业、技术变革、文化信仰与实践、人口变动。在从全球史视角对中国环境史进行总结之前，让我们先对这些驱动因素做一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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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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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家庭和其他社会群体确立和行使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与人类和自然交流并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中国环境史而言，可以据此分为两大类，一类将特定地块（无论大小）的使用权赋予具体的人，另一类则并不认为有必要或者应该拥有固定的土地。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前一类方式代表了汉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私有财产观念和制度[2]，而后一类方式则对应于本书所提到的很多其他民族，有的（特别是草原游牧）民族按照年度进行周期性的迁徙，而另一些在山区和森林采取刀耕火种方式进行游耕的民族则有着更长的迁徙周期，往往会每隔二三十年才回到原来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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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华帝国的不断扩张并将其法律和文化规范推广到了幅员之内的所有地区，同时也用汉人关于土地及其最高效使用方式的观念取代了土著族群原有的思想。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三千五百年前的商朝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内曾经的牧民身上。受到影响的这些人民，不只是社会、经济和环境发生了变化，连他们对自身的文化认知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在这里，环境与身份的认知交织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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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人的理解和实践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新石器时代，由于黄土的特殊性，在黄土和森林交错区耕种的农人可以年复一年地耕作很多年，因此他们必须捍卫自己对于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的气候变化虽然促使人民迁往更宜居的地区，但农业剩余的出现和对剩余的保护最终催生了统治阶层和商王朝，商朝的王室也确立了拥有土地和役使奴隶为其劳动的权利。随后的周朝采取了封建制度，委派贵族以周王的名义开拓华北平原的其他地区，这些土地的合法权益并不属于开垦者和耕作者，而是属于诸侯和贵族。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在不断削弱周王室权威的同时，也催生了军事、社会和法律制度的革新，其中，秦国确立了私有财产的原则和农户拥有土地——当然，也要向政府缴纳税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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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从农民家庭收税这一制度安排成为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内容和特性。虽然有时也会有一些豪强富室积累大量的土地并迫使农户成为自己的农奴或准农奴，就像汉朝后期和明朝末年那样；但隋朝通过根据家庭规模和田地肥力对农民家庭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度，有效地消除了大地主，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唐代，直到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在宋朝，富户强族再度兴起并积累和控制大量的土地；但明朝初年又重新确立了小农户对土地的所有权，虽然这也没能阻止后来大地产者的土地积聚和大量小农家庭再度失去自由。到18世纪中期，清政府通过保障所有农户均拥有人身自由和财产、迁徙权利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三十年里消除了土地的私有制，但1980年代以后又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对其赋予了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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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帝制时期和近代的历史，对小农家庭农业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土地所有权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和小农失去人身自由，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从事农业的基本经济单位仍然是家庭农户。正如第一章所述，这有一个潜在的生态原因。无论是华北平原的旱作农业还是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粮食生产中对土地的密集使用。因此，管理土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农户——而不是贵族、地主或政府官员——直接负责制定最关键的种植决策。由此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用于放牧牛马的草场被限制到最小规模，而粮食作物所摄取的能量也支撑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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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业的生产方式也是早期帝国政府决策的产物。如第三章所述，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城市、商业、商人财富和商人文化也在迅速发展，并完全有可能把中国导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秦汉时期的统治者更希望把土地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而不是去解决征收商业税可能遇到的那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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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家庭农业对国家财政良性运转的重要意义。汉朝统治者还发现家庭农业是拓殖新征服地区并改变其环境的极佳工具，于是最早使用屯田政策，把西北地区的环境从草原转变成了耕地。此后的每个王朝几乎都沿用了这一政策来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唐代在岭南，宋代在四川，明代在西南地区，清代在台湾岛和海南岛都是如此。很显然，中国政府非常明白，家庭农业生产方式可以把异族的人民和环境转变为自己更熟悉的形式，从而有助于提高政府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能力。此外，农民家庭不仅自行决定种植的作物，还会控制家庭规模和结构，而这正是影响中国人口规模和密度（下面要讨论的另一个环境变迁驱动因素）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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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和耕种新的土地需要单个农民家庭所无法调配的大量资源，因此，中国政府会向这些移民提供种子、工具和耕畜，往往还会蠲免数年的税收。不过，通过农民来开垦新耕地的并不仅仅是朝廷，在唐宋时期，拥有众多资本和劳动力的富室豪族也在长江流域建造了大面积的堤围，为水稻农业提供了灌溉基础设施，从而将大片的沼泽湿地变成了稻田。此外，还有佛教寺院，在大量土地和金钱捐赠的支持下，也将很多森林开垦成了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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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国政府战略需要和农业体系的组合对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描绘的老虎的分布范围，它清楚地表明，（野生）虎在中国境内甚至包括詹姆斯·斯科特称为Zomia的西南地区和东南亚接壤的大片山区都已经灭绝了。老虎分布边界线两侧的环境基本是一样的，所以中国境内不再有老虎栖息的原因只有一个——政府保护和支持下的人类活动，改变了老虎的栖息地（主要是开垦农田）；而边界线另一边的人则采取了和汉人不同的另一种可以与老虎共存的生活方式（虽然需要小心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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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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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稳定的农业社会更受古代中国人偏爱，但市场和私人产权也一直在中国的经济和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安敦认为，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是市场经济了，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生在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削弱了唐朝政府之后。虽然李安敦关于汉朝的评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汉王朝的崩溃和4世纪初游牧民族的入侵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断裂；隋朝和唐初，政府对财产和市场的控制再次得到了强化，直到唐朝统治者失去掌控两者的能力之后，中国历史才走上了一条日益依靠私人财产权利而不是国家控制的道路，同时，也越来越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分配商品、服务和开发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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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时，中国已经完全成为市场和商品社会。[3]在玉米、马铃薯、烟草和番茄等美洲作物的引入，以及市场对木材和纸张需求的拉动下，大量移民进入中国中部和南部的丘陵和山区，对那里的森林和林产品造成了大规模的冲击（详见第五章）。有趣的是，那里出现了比荷兰更早的期货和股份交易市场，从而对世界史叙述中一直以来认为欧洲是这些金融工具唯一产生地点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在18、19世纪，市场网络也引起了西南地区瘟疫的传播，并导致了东部沿海渔业资源的枯竭。1980年代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之后，对中国商品的全球性需求在推动中国高速工业化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土地、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市场经济加速了中国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在过去两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市场一直是驱动中国环境变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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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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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技术是用于人类不同目的的工具或手段，那么环境史学家感兴趣的则是那些用于人类与自然或自然进程之间相互作用的技术。有控制地使用火进行烧荒就是一项曾被无数中国人使用过的重要技术，推动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游耕农业的发展。火对于烧饭、取暖和矿冶也都必不可少，尤其是促进了四千年前青铜铸造技术在中国好几个地区的独立发展[4]，这又促使锄头、犁和斧头等的制作材料从木材和锋利的石块转向了青铜和铁，从而丰富了农业的生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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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控制在中国人发展定居农业进而大面积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秦汉时期的道路体系最早将中国广阔的疆域（或多或少地）纳入到了一个整体当中，虽然维护这一道路体系所需要的人力和资源很可能超越了此后历朝政府的意愿或能力。7世纪隋朝开通的大运河，进一步沟通了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使得整个帝国内部实现了更加频繁的经济联系和交流，也将资源的开发从中国核心地区推向了更遥远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此后，中华帝国历朝政府的很多治国方略都与维护大运河有关。直到19世纪中期，长期的生态退化、大规模社会和政治动乱以及外国蒸汽轮船进入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大运河重要性的消失和政府维护管理的废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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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的数千年中，与农业种植和水路航道相关的技术驱动了许多环境方面的变迁；而在20世纪中期以后，高速的工业化和化石燃料的使用又催生了一整套极其强有力的新技术，并在过去六十余年里驱动了一系列新的环境变化。而这两种环境变迁的技术模式，又都受限于特定的文化观念和实践，以及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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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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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几个因素相比，评估文化观念和思想对环境变迁的影响程度要更难一些。一方面，历史是通过一系列人类的决策而创造出来的，而这些决策总是人们所持观念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文化”又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可以包括一切，而又没有任何确指。就中国环境史而言，我们已经探讨了早期中国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第三章），唐代人造自然的思想（第四章），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观念（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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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总是人们在遭遇环境困难时产生的一种反思。在早期中国，对森林和湿地的开发和滥用催生了很多限制人类对植物和动物影响的思想观念，但却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更密集利用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向。在唐宋时期，佛教和儒教对于动物的命运和福祉的忧虑也没有能够制止对森林的砍伐。而近年来中国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路线图的思想，以应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工业污染所造成的巨大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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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念和实践确实在中国环境史中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人征服自然、使之服从于人类需要的理想；另一个则是在历史上曾无数次发生的，将汉人的思想和制度应用于其他拥有不同环境文化和思想的人们的做法，其中文献资料记载最多的就是贯穿中国环境发展史的汉人与草原游牧民族的交往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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