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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节 世界史视角下的中国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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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所探讨的这数千年里，中国始终是世界的一部分，其历史也构成了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后半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可以被看作世界上众多彼此相似的独立实体之一，因此也可以与其他文明实体进行比较；而前半句话的意思则是指，中国和其他文明共处于同一个世界，共同创造了世界史。要把中国环境史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需要同时借助于这两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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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环境史在世界史中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在许多方面都有着与众不同之处。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没有这样悠久、连续而且由同一种语言文字记录的历史。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连续性，本书的构思和写作也无从谈起。从第二章所述四千年前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某种状态掌控着东亚这一地区。虽然具体的形式会因时而异，但毫无疑问的是，这里始终保持着中国历史的独特风格。而且，用J.R.麦克尼尔的话说：“在比较的视角下，中国政府……在生态上的角色也显得不凡。帝制中国的政府（以及现代政府）喜欢干预社会……主动地寻求开发资源和治理自然，以便使确实而可征税的财富最大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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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拥有如此丰富而广袤的生态系统，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将自己的水利系统重新整合成一个如此庞大的内河航运体系，进而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促进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没有任何其他地区能够像中国这样让土壤连续几千年仍然保持着生产力，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民曾经拥有过如此漫长的传染病历史经验[2]，不仅适应了这些病菌（当然，病菌也在发生变异），也将其带到了世界其他地区。从中国悠久历史中看到的这些证据沉重而又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揭示了地球上人类的发展以及我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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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其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只是世界历史趋势的一部分，而常常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推动力。[3]由密集的谷物种植方式和强大而外向型的政府所构成的独特组合，不仅产生了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更多的人口，而且发展了旧生态体制下的丝织、瓷器和茶叶等产业，把中国经济乃至环境与世界其他地区广泛地联系了起来。一些历史学者绘制出了罗马和汉代全盛时期以及13世纪时这些国际密切联系的地图[4]；近年来，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历史学家也已经指出，在约1400—1800年间造就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早期近代世界”的世界经济、社会和文化振兴过程中，中国具有中心的地位。[5]中国对白银、檀香、毛皮、海参和其他物品的需求对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到欧洲和美洲的广大地区都产生了生态方面的影响。或者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中国在地球上的环境足迹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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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独特之处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中国的环境史也不完全是与众不同的，至少在两个非常显著而且相互影响的方面也呈现出了和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地方：森林砍伐和与土著族群（或者说在汉人到达之前生活在当地的族群）之间的关系，它们也是本书中一直强调的两个问题。在末次冰期之后和农业兴起并得到推广之前，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彼此独立地发展，人口很少而且主要依靠森林和稀树草原的采集活动为生。但农业生产和食物剩余的出现带来了人口规模的扩大，也开始了将森林开垦成耕地的漫长历史进程。[7]而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这种扩张都导致了与土著族群间的对抗，这些对抗的结果绝大多数不尽如人意，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在这些方面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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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滥伐地球》一书中，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考察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砍伐地表森林的漫长历史进程。在开始时，由于人口相对稀少，森林砍伐的速度也较为缓慢；而且由于可用技术手段（如火或手斧）的限制，森林砍伐主要集中在农业已经成为人类主要生存方式的温带地区。在欧洲，到18世纪时，用于燃料和造船的木材的日益短缺引发了人们对于继续砍伐森林可能导致后果的担忧，进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植树造林工程。[8]就欧洲森林所面临的压力而言，约阿希姆·拉德卡认为，一些欧洲国家政府日益增强的保护本国原始森林的能力，可以被看作“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未来供给能力（或者说，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标志”[9]。日本在17、18世纪也敏锐地意识到岛国自然资源的约束，因而停止了对森林的砍伐并开始植树造林。[10]但在中国，对于森林砍伐后果和各种自然资源有限性的认识，并没能减缓森林砍伐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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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学家现在逐渐开始认识到的各种原因，到18世纪，不只是中国，世界上的很多地区都遭遇了环境条件的限制。历史学者约翰·理查兹在《无尽的边疆》中指出，有四种全球性的主要趋势推动着人类不断耗尽早期近代世界的各种自然资源和空间。第一种，“人口数量的增加给土地利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不仅推动了对现有耕地更加密集的使用，还特别导致了对边疆地区土地的大面积开垦。第二种，商业化推动了贸易网络的扩大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进而促使农人在迁移到陌生的边疆地区之后会继续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熟悉的动物，从而将这些特定的动植物物种也带到了边疆地区。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最重要的物种入侵还是人类自己。前两个进程又导致了第三种全球性趋势，“大型动物、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大量减少”，其部分原因在于栖息地的破坏，部分则是因为理查兹所说的“世界性捕猎”（如17、18世纪的东北）。第四种，早期近代的全球性趋势是世界各国人口密集地区日益严重的资源稀缺和能源不足。[11]中国环境史的发展与这些全球性趋势基本同步，但也有一些显著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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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边疆”当然是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标题，无论是边疆还是自然资源，都不是“无尽”的，而是已然达到了极限。约阿希姆·拉德卡也对早期近代世界所面临的环境约束评论道：“在中国，和欧洲一样，人们可以在18世纪感受到一种竭尽利用自然资源而不留下任何空地和未来储备的努力；也和欧洲一样，由于美洲作物特别是马铃薯和玉米的传入，这些才得以相对缓解。”[12]但我们从第六章中已经了解到，中国对环境约束的挤压一直持续到19世纪，并由此进入了一段由大面积环境退化带来的生态危机时期。正如约翰·理查兹所指出的，不仅中国和欧洲，而且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达到了自然的极限，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加剧的生态紧张中努力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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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界并没有停留在这条彭慕兰所说的生态死胡同里。[13]工业革命和向化石燃料新能源体制的转变首先为欧洲开辟了一条出路，此后又扩展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但是，关于向工业世界转变的原因则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论，一些人认为它的出现是欧洲长期以来各种因素不断积累的必然性结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工业化的突破更富于偶然性，而并非必然性的发展，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完全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整个世界都将不得不跟随中国走上这条密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发展道路，就像中国在19世纪那样跌入到越来越低的能源利用和人类生活水平上——这本来完全可能会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就算是那些试图保护本国资源的国家也无法摆脱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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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业化的世界出现了，首先是在英国的一个角落，然后拓展到西欧的其他地区，再进一步扩张到北美洲和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在以极快的速度追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并在能源利用和国民经济规模等方面超越了它们。如果说18、19世纪的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没有工业化突破情况下的未来将会怎样，那么21世纪初的中国则很可能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化在未来将会如何继续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正如中国绝大部分仅存的生物多样性都被挤到了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的小角落这样痛苦的经验所表明的，以牺牲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最终是不可持续的。究其原因，J.唐纳德·休斯认为：“任何生物在数量上的增长以及空间分布上的扩散达到一定程度后，某种环境因素便会抑制其进一步发展。发展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因为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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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至少曾经出现过三次对生态约束的清醒意识。但就像两千五百年以前那些对于环境约束的思想观点几乎没能对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一样，我也很怀疑近年来中国对于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呼吁能否制止——更不要说扭转——生态破坏的继续。中国的生态系统正在日益失去其恢复弹性，因此，土地、空气和水污染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而留给中国试错的机会则越来越少。但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的行动仍然表现出，他们愿意承担巨大的环境风险——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以继续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原因如J.唐纳德·休斯曾指出的，在于“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当权者，总是把眼前利益看得比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在大多数社会中，那些开发利用资源的少数群体滥用了大多数人赋予他们的权力，破坏了生态环境，而社会多数群体的真正利益是要维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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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共同的环境挑战，中国漫长的环境史并不能提高我们对于中国或世界应对能力的期望。但是，根据我们有限的历史知识和预测能力，在巨大的未知面前，我们应当保持谦恭的态度。只有时间才能证明，2015年《巴黎协定》能否成为我们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变暖的转折点，创建“生态文明”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意外地从我们共同的历史中打开新的天地，得到新的洞见，也会从人们为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维护人类和其他生物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子孙后代在将来继续享有这个美丽的自然世界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中收获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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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R.Mc Neill，“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in Sediments of Time，eds.Elvin and Liu，36.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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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R.Mc Neill，“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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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了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例子以外，威廉·H.麦克尼尔还指出，全球性市场的兴起就发端于宋代的中国，参见“The Rise of the West’after Twenty-five Years，”Journal ofWorld History 1，no.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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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Janet Abu-Lughod，BeforeEuropean Hegemony（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Sing C.Chew，WorldEcological Degradation：Accumulation，Urbanization，andDeforestation，3000B.C.-A.D.2000（Lanham，MD：AltaMira Press，2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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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Kenneth 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 Makingofthe ModernWorld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中译本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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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nthony N.Penna，TheHuman Footprint：A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0）.中译本见安东尼·N.彭纳《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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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关概述可参见Clive Ponting，ANewGreenHistoryoftheWorld（New York，NY：Penguin Books，1997）。中译本见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第1—4章，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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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ichael Williams，DeforestingtheEarth，esp.c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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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oachim Radkau，Natureand Power：A Global Historyofthe Environment（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21.中译本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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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onrad Totman，TheGreenArchipelago：ForestryinPre-IndustrialJapan（Columbus，OH：Ohio University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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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ohn F.Richards，TheUnendingFrontier：AnEnvironmentalHistoryofthe EarlyModernWorl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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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bid.，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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