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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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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主要包括水、空气、土壤、生物和矿产资源这些人类生活周围的物质要素。环境的污染通常被解释为由于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生态主义者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污染的道德根源。按照“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来看，自然环境应该是为人而存在并服务的，因为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是目的”，应该作为一切价值判断的主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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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然环境不能以人类的方式“说话”或者反抗，但当人类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自然环境，“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时候，环境污染本身通常会跨越自然和物种的边界而开始影响人的生存和生活。根据世界银行和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的联合研究报告，中国每年有超过70万人因为环境污染而失去生命，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代价，至少占年均GDP的8％—15％，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因环境问题而造成的健康损失。[2]通过研究1981—2000年的污染数据和1991—2000年的健康数据，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的学者发现，由于燃煤等造成的空气污染，淮河以北的居民人均寿命会少5.5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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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话语讨论中，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成就背后所承担的环境代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2010年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早在2008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污染的国家之一。在2012年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排名中，中国在132个国家中排名116位，远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按照环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的数据，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按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评价，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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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恶化引发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被广泛视为中国崛起道路上不得不面临的重大国内外挑战。[6]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在2008年的数据，自2002年以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待的环境信访案量年均增长30％，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9％。[7]从2007年厦门民众“散步”抗议“PX”项目开始，到2014年广东茂名的反“PX”运动，以环境污染为议题的各种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2010年以来，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质量成为了以微博为载体的社会新媒体的主要讨论话题。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布北京市空气质量数据，环保人士发起的“我为祖国测空气”运动等质疑政府信息透明公开的活动，让北京的空气质量成为媒体关注的全球性事件。“PM2.5”指数和“雾霾”成为北京民众生活的关键词。2013年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有政协委员在习近平面前背诵“北京风光，千里雾霾，万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以引起最高领导人对环境污染的重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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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曲格平先生在媒体疾呼“不消除环境污染，也要亡党亡国”[9]。习近平在2013年7月发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信中将生态文明与“中国梦”结合起来。他说：“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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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保护的体制机制”[11]。环保部前部长周生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文章，不断强调改革现有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迫切性。文中写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保护环境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老的环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这迫切要求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体制的活力和效率，为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供体制保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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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最高领导人看来“天蓝、地绿、水清”应该成为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这是否可以视为“环境问题就是体制问题”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将环境问题与政治结合起来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现象吗？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下，究竟有哪些“体制”性困境与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关？与此同时，生态和环境问题又可能影响或衍生哪些宏观的“体制性”问题？“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方向是什么？具体如何操作？这些都是中国环境政治研究应该回答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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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二、环境政治学与中国环境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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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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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涉及人的自由、权利、健康、生存、发展、安全、公平和正义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是一个“大杂烩”式的综合学科，包括环境哲学、环境人类学、环境史、环境政治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环境传播学、环境科学、规划与工程等。而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环境相关的学科。[13]最早在中国进行环境政治学研究的郇庆治教授指出环境政治学是“为对如何构建人类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间的适当关系的政治理论探索与实践应对”[14]。英国约克大学环境政治学教授尼尔·卡特(Neil Carter)认为，作为一门较为年轻的独立学科，环境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研究和环境相关的政治理念和理论；(2)审视政党与环境运动；(3)从国际、国内和地方三个层面，分析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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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环境污染作为因变量，一类是把环境污染作为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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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将环境污染作为因变量，将国家、政府、政党、官僚机构、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公民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等政治学研究传统对象作为自变量，分析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一部分将中国的环境污染视作“体制”问题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这种观点就代表了环境政治学的第一类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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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环境政治的研究结果表明民主政体有利于环境治理，提出了“环境民主”(Environmental Democracy)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民主政体能够从制度上保障民众获得信息的权利，从而有利于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另一方面是因为法治原则能够保障公民的环境诉讼权利。但有的研究却发现民主制度成为了有效环境治理的障碍之一，不可能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问题提供帮助。[16]同时，有一些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提出了“环境威权主义”(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为了更好地应对主权国家内和全球的环境危机，威权主义可能比以利益集团政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系统更有效，甚至需要产生一个威权主义政体。环境的恶化及其治理很有可能不断加强威权政府的巩固程度，因为在环境问题面前非常脆弱的个体需要一个更为集权、高效、强势的政府以应对危机。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被认为是环境威权主义的一个代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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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则是反过来讨论环境污染对国家能力、政府间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政府—企业关系、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政治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里，环境污染被当作了自变量。事实上，当人们相信环境污染是“体制”问题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在讨论究竟有哪些“体制”性的问题造成了中国今天的环境污染状况；也是在同时讨论环境污染又可能影响或衍生哪些“体制性”问题？后一种关切正是对环境政治学第二种研究思路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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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思路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前东欧国家和台湾地区的环境运动对民主转型的影响。[18]例如，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因为环境污染恶化引发民众不满的环境运动是前苏联民主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环保组织通过揭露环境和生态破坏的现实，帮助民众不断意识到身边的环境问题，并采取行动改变恶化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环保组织获得了民众极大的尊重、认可和信任。同时，反对派人物也通过关注环境议题提升自己的公众形象，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比如，叶利钦曾经在1990年8月去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专门针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三周的考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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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环境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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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献中，环境政治的研究大概开始于1970年代，但是直到1992年才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环境政治研究发表。[20]在讨论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人口与民族、传统文化、全球化、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权类型以及国际关系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影响的过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断凸显。一些学者逐渐发展出了中国环境研究中的环境政治学路径，强调用政治学的视角和范式来分析中国的环境问题。较早在海外进行中国环境政治研究的吴逢时教授通过梳理1976—2008年间的301篇中英文文献，将中国的环境政治研究分为三个主题：(1)自上而下的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2)自下而上的公民环境意识和环境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3)环境外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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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资源来看，中国环境政治研究的学科基础主要是建立在环境政治学和中国研究(China Study)之上的。因此，在学科分类上，可以被看作是环境政治学中的区域研究。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以主流环境政治学为理论支撑的研究和以中国研究为理论支撑的两种研究范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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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荷兰瓦宁根大学阿瑟·摩尔(Arthur Mol)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主要是从环境政治学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和假设。这些研究的首要关切是环境本身，即探寻影响环境污染的政治因素。其研究路径是用中国的案例来检验环境政治学中的理论、模型和概念在不同政体背景下的适用性。例如，以西方工业化国家为背景提出的“生态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22]这种思路有利于从比较环境政治学的角度审视不同政体类型与环境治理的关系，在验证环境政治学的概念、模型和理论的同时，为环境政治学的研究积累来自中国的经验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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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政治研究一方面从环境政治学科寻找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从中国研究的圈子里发掘问题意识，提出研究假设。和前者不同，这种研究范式的首要关切不是环境本身，而是中国政治系统的变迁。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为代表的研究者，希望以环境治理为例来讨论中国崛起中威权体制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一些学者从治理结构、官僚系统的层级和条块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政治精英的态度和激励模式等角度切入，讨论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国内的环境、能源、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23]这种研究思路是对中国研究中由奥克森伯格、李侃如和蓝普顿共同开创的官僚和精英政治研究的应用和巩固。此外，一些研究以自下而上社会主导的方式，关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状况和战略、环境抗争的机制和方式、公民环境意识塑造和测量、媒体和网络在中国环境运动兴起中的作用等。[24]这些中国环境政治研究文献，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研究中两个基础性的问题：(1)威权国家的治理模式，特别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合作、博弈与共谋机制的形成；[25](2)兴起中的公民社会与威权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其对威权国家巩固或者转型可能产生的意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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