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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170759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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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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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采用的是深度访谈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一手资料主要来自于访谈记录、田野研究中搜集的政府内部公文和地方报纸。二手资料来自互联网、报纸、杂志和其他公开的资料。田野调查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在选择田野研究的地点时充分考虑了地理、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环境保护状况及声誉等因素，尽量让经验资料的收集更具代表性和多样性。2007年到2011年期间，在新疆A市、福建B市、辽宁C市开发区和江苏D市共进行了194个访谈。访谈的形式是半结构式的，访谈对象主要是地方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与环保相关的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普通民众、排污企业员工、记者、环境非政府组织成员、环境抗争人士和专家学者。访谈的形式不一，有一对一深度访谈，也有焦点群体访谈(focus group)。访谈的长度从30分钟到90分钟不等，因为受访者对访谈问题和提供信息的感兴趣程度不同。笔者的田野研究印证了欧博文和李连江在对中国农村的抗争政治进行研究时的观察：将要退休或者变动工作岗位的政府官员比较容易成为理想的访谈对象，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相对超脱的位置让他们更愿意分享自己真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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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的设计中，如何选择合适的案例研究的地方是田野研究前期最为头痛的工作，很多研究者都纠结于如何“构建”某个地方的“代表性”、“典型性”和“重要性”，但是，如何找到那些具备能够进行深度访谈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一些政治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早就指出了访谈研究法的优缺点及其适用性。总体而言，访谈比较适合复杂、敏感的研究议题。其优点是访谈者和被访谈者能够就一个话题进行相对深入的交流；两者的互动可以更好地帮助研究者进入情境之中。但其缺点是访谈者的“预设”会使得受访者被访谈者的问题带着走，影响访谈和数据分析的结果。[34]访谈技巧和访谈质量的差异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影响深远。根据田野调查的经验，笔者认为深度访谈质量主要受到以下六个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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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访谈者的社会身份。首先，访谈对象对访谈的严肃和重视程度，会因访谈者的社会身份而发生微妙变化。形式上，教授更容易得到重视，但访谈对象的警惕性也更好，特别是那些带有一定行政职务和社会影响力的教授。相反，一些访谈对象(特别是地方官员)可能时常不把学生“放在眼里”，但也可能因此而更容易袒露心声。其次，一些访谈对象通常会以内部/外部(人)来区分访谈者，并以此来设定心理防线，给出“内外有别”的答案。和第一轮访谈不同，第二轮访谈中是两位德国教授和笔者共同完成的。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些访谈对象明显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总体而言，国外访谈者需要更强的能力和付出，才有可能避免被“曚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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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访谈对象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当地的学者，退休的官员，政协、人大的官员，NGO人士更容易成为相对理想的访谈对象。正如上文提到的，他们不但比较了解情况，掌握很多地方性知识，而且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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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访谈者与访谈对象认识的渠道(access)。笔者进入田野调查的渠道大致分两类：一是官方、正式渠道。例如，上级安排给下级的调研任务(新疆A市)，地方政府和科研单位的合作项目(福建B市和江苏D市)。另一个是靠个人关系网络建立的非正式渠道(辽宁C市开发区)。通过官方、正式的渠道，笔者进入田野调查的效率更高，访谈对象对官方渠道的安排态度更为严肃，但也更为拘谨。由个人关系网络建立的非正式渠道，有更大的自主性。但田野调查过程中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花费研究者更多的精力去发掘可能的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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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访谈的形式。笔者共采用了一对一面访、座谈/焦点群体访谈、非正式访谈(吃饭等)三种方式。虽然一些受访者在非正式访谈，例如在饭桌上更容易袒露心声，但是因其内容和形式过于随意而难以记录或引用。因此，先进行座谈，对信息和访谈对象有了初步接触和了解后，再通过吃饭等非正式场合进一步收集信息，最后再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访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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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访谈的时机。理论上，当一个地方有和研究相关的公共事件发生时，研究者进入现场，并进行访谈，能够获得更多鲜活的研究感觉和信息。但是，这也正是访谈对象(特别是)地方官员感到最为敏感的时刻。因此，更倾向于为规避风险而拒绝访谈邀请或选择三缄其口。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至少两轮的田野调查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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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地方联系人(local contact person)。找到一个熟知当地情况的人可以帮助访谈者更轻松地进入“现场”，介绍潜在访谈对象，帮助访谈对象疏解访谈中的陌生气氛，建立信任，对田野研究的质量影响很大。除了丰富的地方知识和人际网络之外，地方联系人的价值观念、身份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可能影响访谈的质量。笔者在新疆A市的田野调查十分得益于地方联络人开放的视野、对本研究的真诚支持，和他强大的社会资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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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四、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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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政策执行研究中线性的政策执行模型、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和政策执行的认知理论的启发，笔者将从五个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地方环境政治中的政策执行偏差的形成机制，包括：(1)环境政策制定系统及其环境政策的特征(第二章)；(2)环境政策执行系统的行动者(actor)和权力结构(第三章)；(3)激励结构对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第四章)；(4)政治系统内部对环境政策执行的监督和反馈(第五章)；(5)超越政府体系内部，从全球环境政治的角度讨论影响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外部情境式因素(第六章)。在此基础上，本书将进一步讨论中国环境政治表现出的环境威权主义特征及其对环境治理的消极影响(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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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执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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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研究兴起于1970年代的美国，原因是它更好地解释了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失败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将这一失败归因为市场的失灵；社会学家认为问题出在缺乏有效的组织控制、管理和监督；但最终，是被传统的政治学者视作“分裂主义者”的公共管理学者发现，政策的执行并不总是和政策的目标相一致，政策执行者并不总是像经济学家假设的“理性人”那样去争取实现政策目标的最大化。[35]普雷斯曼(Jeffrey Pressman)和韦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在其政策执行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将政策执行定义为政策目标的设定和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之间的互动过程。他们提醒大家，执行不应该与政策相分离，政策制定者应该为了执行的便利尽量制定简单明了的政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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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分析理论将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分解为六个阶段：(1)议题塑造(problemframing)；(2)议程设定；(3)政策制定；(4)政策执行；(5)政策结果；(6)政策结果评估。[37]执行是将政策转化为实际效果的过程，是政策制定出来之后的下一个阶段。通俗而言，政策制定研究通常关注应该做什么，政策结果关注实际上做了什么，而政策执行研究侧重于回答为什么会做成现在的样子。因此，政策执行研究的文献致力于建立理论模型列出哪些因素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哪些因素阻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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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的政策执行模型：影响政策执行结果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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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把执行视作一种线性的过程，概括了六个影响政策执行结果的变量，包括：第一，政策的标准和目标是否明晰、具体、可测量？第二，政策资源，例如有助于有效执行的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激励措施。第三，组织间的沟通，例如能否明确地向政策执行者传达组织的目标和标准。不管是故意还是偶然，跨组织的沟通中都会出现信息的扭曲和失真。第四，执行机构的特征。既包括正式的组织结构也包括组织内部人员的态度与他们和其他政策执行中的参与者的关系等。第五，影响政策执行机构的外部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具体的问题包括：支撑政策成功执行的经济资源是否足够？政策执行可能对经济和社会现状的影响是什么？该项政策是否得到了足够的民意支持？该项政策是否得到精英的支持？执行机构的党派特征？政党对该项政策是支持抑或反对态度？利益集团对该项政策的态度是什么？第六，政策执行者的回应，包括具体政策执行人员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他们对政策本身的态度(接受、中立、拒绝)等(图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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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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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onald S.Van Meter and Carl E.Van Horn，“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A Conceptual Framework”，Administrationand Society，Vol.6，No.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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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成功的执行与政策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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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兰德(Matland)主张，建立一个有效的执行模型，需要详细分析一个政策的特征。他认为原有的政策执行研究的方法是希望穷尽所有影响政策结果的因素，总结了300多个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但却忽视了在哪些条件下，哪些因素更重要的问题；没能很好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政策领域。马特兰德(Matland)将现有的研究简单分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和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自上而下模型支持者的理论通常是建立在对那些清晰明确的政策领域的研究之上的，相反，自下而上模型支持者的理论则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不确定、模糊的政策领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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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脉络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于如何定义成功的执行。究竟是应该以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本身的忠诚还是执行者的行为结果来衡量执行的成功程度呢？前者认为政策制定者是执行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央政府的层面，把政策执行者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央的权威决定相一致作为衡量执行结果的标准。后者则认为执行者和目标群体在执行过程中更重要，因为他们可以在执行中在地方层面重新“再造”政策。要了解执行，就必须了解微观执行过程中的参与者的目标、战略、活动及相互关系。此外，中央的政策能否适应地方的环境，是政策执行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