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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17075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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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附件1 X区长环保目标责任书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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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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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经历了“拉锯式”的漫长的研究和写作过程。我深深感激在不同阶段的“坎坷起伏”中陪伴我的家人、师长、朋友、同事和学生们，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我一块儿体会了思辨的愉悦、反复寻找(research)的疯狂与写作的痛苦。没有他们的关爱、鼓励、体谅和支持，这本书的写作将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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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俞可平教授十多年来对我的学习、研究和生活给予了无私的关心和帮助!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的全过程都凝结了俞老师的心血。俞老师最早鼓励我从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的角度研究中国政治，并推荐我到德国继续学业。他领导的“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团队及其“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与奖励计划”为我在四个城市的田野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帮助。俞老师还为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我的研究和生活出现低谷时，俞老师和师母徐秀丽老师家人般的关爱，是帮助我走出内心脆弱和畏惧的强大动力。相信有判断力的读者可以发现，俞老师所做的序言是本书最有力量的文字。这种力量来自于一个知识分子强大的独立品格及其肩负的社会责任感。这不仅是我们终生学习的精神脊梁，也在鼓励我们不断在研究中发现“真问题”，追求“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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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到2009年，我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和写作离不开两位导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教授和格鲁诺(Dieter Grunow)教授严格而细致的科学指导和训练。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开始领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寻求真理”的象牙塔精神，反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说法。作为1949年后最早来到中国开始研究工作的第一批海外中国问题专家，海贝勒教授令人敬佩的不仅仅是他严谨的治学风格，全身心投入的研究状态，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洞察能力，还有他心底那份对中国文化浓浓的眷恋。海贝勒教授对我最大的启发之一是，生长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并不能“天然”地转化成为我们做中国政治研究的资源和能力；相反，“见怪不怪”的文化惰性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寻找的“问题意识”的视野。格鲁诺教授则从他公共行政学家的角度来审视我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否具有与主流学科理论进行对话的能力。从他那里，我明白了讨论中国环境政治不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努力寻找其中带有一般性、普遍性价值的，对科学共同体和人类社会都有贡献的科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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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到2010年，我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得到了林丹(Dan Lynch)、杜克雷(Clay Dube)和骆思典(Stan Rosen)等教授的莫大支持。他们为我提供了自由、活跃、愉快的研究氛围，减轻了我在后博士论文时期的各种迷茫与倦怠。他们对我的研究表现出的极大兴趣和赞许，坚定了我将比较(中国)环境政治研究作为一辈子的研究事业的信心。他们还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演讲、会议等学术活动的机会，开启了实质性参与美国政治学研究和中国研究圈子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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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在我2010年回国后大方地“收留”了我，帮助我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收获了“三尺讲台”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学院领导和学术委员会各位老师的帮助下，我获得了这本书的出版资助。在这过程中，特别感谢陈岳教授、李宝俊教授、时殷弘教授、牛彤副教授、方长平副教授、田野副教授和李佳伟、刘鹏等老师的关心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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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师长、朋友和学生的关心和帮助，让我的研究历程更加顺利，更加有趣，别具意义。硕士导师景跃进教授教会我第一次尝试进行中国政治的经验研究。景老师和张静教授共同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态度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在张鸣教授和张小劲教授那里，我学到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孙柏瑛教授总是耐心地敦促我提升学术发表能力，并提供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本科班主任老师王续添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黄嘉树教授、刘晓教授、杨光斌教授、萧延中教授、闫润鱼教授、程农副教授等老师的课程让本科学习中共党史专业的我爱上了政治学研究。何增科教授、杨雪冬教授、陈家刚教授、周红云教授、丁开杰教授、包雅钧教授多次带我去地方政府进行田野研究，帮助我提升与地方官员进行访谈的技巧和方法。这本书的写作还得益于和那些长期在这个研究领域耕耘的学者的交流和讨论，特别是郑在浩(Chung JaeHo)教授、郇庆治教授、摩尔(Arthur Mol)教授、朱旭峰教授、吴逢时副教授、张磊副教授、竺效副教授、梅赐琪副教授等。我很感激一些朋友的关心、帮助、批评和体谅。他们是：阿明(Amir)、晓晴(Caterina)、大年(Daniel)、德生、冬临、珍雅(Genia)、景刚、杰灵(Katherine)、小熊(Kyoung)、惠玲(Lynette)、吕大姐、裴州(Peter)、仁立(René)、王静、王蕾、秀英、雪莲、亚红、雅玲、闫健、杨斐、朝霞。拥有他们的友谊让我变得更加幸运。我的学生，特别是那些最初选修《环境政治学》课程的同学们，他们源源不断的问题，时不时燃起了我的思维火花和研究灵感。当然，我还要感谢在四个城市分别为本书的田野研究提供帮助的人士，尤其是那些接受访谈的人士。感谢他们的时间、信任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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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刘明清总编辑等领导为本书出版提供的大力支持。尤其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侯天保的极大付出!天保细致而专业的编辑工作不但纠正了不少错讹，更为本书增色良多。从具体文字，到版式安排，到封面设计，天保都一丝不苟，极富创意。没有天保的热情投入，这本书不可能这么快和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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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该是感谢家人的时候了。他们的爱与陪伴让我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以更平静的内心去做相对“单纯”的研究和写作。丈夫孙鑫尽管来自完全不同的学科背景，他对中国环境政治的话题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作为书稿的第一读者，他的“挑剔”让本书避免了很多逻辑、论证、语言上的模糊不清。孙鑫总是耐心地听我唠叨凌乱的写作思路，努力找出漏洞并较真地一起辩论。“面红耳赤”的头脑风暴后带来的是豁然开朗的喜悦。我的公婆和父母尽管都不甚理解“政治”与“政治学”的区别，但仍然为我做的研究工作感到骄傲。当然，他们也常常操心这个研究领域的“政治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张力可能为研究者带来的困难。可见，政治学在中国的科普工作还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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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这本书的第一天开始，我便自问：“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直到出版之际，我仍然没有找到满意的回答。或许，“为评职称出书”是一个较为标准的答案。但是，我很怀疑，这样的标准答案能否说服读者掏出口袋中有限的购书经费？或许，这本书的读者更有资格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