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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读书计划 12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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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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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微暗的火》《说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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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现代小说家有一种方法（也只有这一种方法），就是将他们分为两大类：积极的和消极的。前者喜欢老话题，研究社会形态，他们不是宣传员，也不是信息的传声筒，他们独立思考，提出对世界的独立见解，希望他人能够接受这些信息。总的来说，虽然斯威夫特（52）、赫胥黎（117）、索尔仁尼琴（129）、加缪（127）差异很大，但都属于前者。相比从头脑里倾泻出自己的思想，后一种类型的作家更喜欢把别人的头脑揭开。他们对改变读者的想法没有兴趣，他们更喜欢给读者看一些抽象的结构，刺激读者的感情，撼动他们的心灵。两种作家都能创造伟大的作品，只不过前者更喜欢影响读者的思想，后者喜欢与读者的感情共鸣。博尔赫斯（121）属于第二种作家，纳博科夫也是这一类型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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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有斯拉夫贵族血统，一生换过很多种工作，熟悉两种民族文化，喜欢研究文学正统问题——这些令人想到另一位现代小说大师康拉德（100）。纳博科夫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十月革命”中他的家族失去了所有财产。他早年曾在剑桥三一学院求学，经过在德国和法国生活的几年（1922—1940年），纳博科夫的性格逐渐定型。这期间他写作很努力，但知音寥寥。1948—1958年，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教俄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业余时间研究昆虫，成了蝴蝶专家。同时他还是一名优秀的国际象棋棋手。他的小说里常常出现昆虫和国际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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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1955年）在全世界的走红，让纳博科夫摆脱了经济上困窘的状态。不过他努力写作只是为了让自己高兴。去世前的几年，他一直安静地待在瑞士的一家旅馆里。1977年，纳博科夫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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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全面理解纳博科夫的世界，就需要让自己的头脑和想象力进行一次“大探险”。完成这一壮举需要读完他所有的作品，包括小说、戏剧、评论——甚至需要对果戈理（74）刨根问底一番。有些作品需要下力气研读，比如疯狂又充满忧郁的《普宁》，讨论“超自然和性”的时间幻想小说《阿达》，悲剧性的《防守》——目前为止描写棋迷的最好作品。不过，阅读这三本书不过是个开始而已，要认识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文体家，这仅仅是第一步而已。他的英文和母语一样好，下笔从容不迫，机锋甚锐，有自己易于辨认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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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小说讲述的是亨伯特·亨伯特与早熟少女之间的感情。小说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对爱的考验引人发笑，同时它又是令人震惊和忧伤的。小说的笔法熟练老道，但不是美国人想象中的那种“熟练”。《微暗的火》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共有一千行的英雄史诗，另一部分是被流放的、幻想自己是国王的人对史诗的评价。有些人觉得这部作品不过是一个复杂的笑柄，也有些怀着善意的评论者觉得它应该拥有自己的文学史地位。在《说吧，记忆》这部自传性作品中，纳博科夫讲述了自己十月革命之前的幼年和青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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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暗的火》中疯子金伯特的自述也适用于作者：“我能做只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才可以做的。启示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微微颤动，经常被遗忘，只有我紧紧抓住它，瞬间摆脱所有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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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完《国王、王后和恶棍》，评论家吉尔伯特·海特将纳博科夫称为“目前最独特、最勇于实验、最难以理解的作家”。不久，纳博科夫就带着这个评价逝世了，但是时间不能消磨他的才能，纳博科夫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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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夫顿·费迪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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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读书计划 123.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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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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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缅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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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布莱尔（乔治·奥威尔是他的笔名）从伊顿公学毕业之后，没有进大学深造，于1922年到缅甸帝国警署任职，在那里蹉跎了数年。大英帝国的精神难以征服他，正相反，奥威尔剩余的生命都被用来和这种精神抗争了。回到英国以后，他投身贫困者的文化建设，自诩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又成为社会主义者。不过奥威尔从来没有倒向共产主义，这让他和同时代的很多英国知识分子有了区别。西班牙内战中，奥威尔与共产党人并肩作战，在战斗中负伤，这段经历强化了他对极权主义的怀疑。从西班牙归来，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并开始写书，逐渐向自由论者-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立场靠拢，但是教条的工党社会主义不能解释奥威尔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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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庄园》让奥威尔名声大噪。这部作品是对动物故事这一古老而单纯的文学形式的新利用，巧妙的手法令人想起《格列佛游记》（52）的部分章节。《老实人》（53）讽刺了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动物庄园》讽刺了苏联，两者都是讽刺文学中的经典。苏联解体不会影响小说的本质。小说直接而生动，充满深刻的见解，容易使读者想起伏尔泰一些显而易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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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猪拿破仑和雪球或许会让我们想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但奥威尔并不想写一本真人小说。他是在质疑有序国家的整个理念，质疑任何以这种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动物庄园》不乏幽默之处，但也不缺少对权力欲望、贪婪与虚伪本性的揭露和批判，这时作者的笔调往往是哀伤的。就像下面这句话说的一样：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某些动物更平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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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目标：“在《动物庄园》里，我第一次完全自觉地尝试将政治与艺术完整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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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不是奥威尔最细腻的小说，不过却是这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小说之一。读者可能会将《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17）比较，两者都是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在1932年出版，《一九八四》在1949年出版，从十七年的时间跨度上，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世界如何一步步迈向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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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不是预言而是警告，只有这样想才能让我们不那么绝望。书中最主要人物奥勃良描述的未来世界离我们还很遥远：“想象一下，一只穿皮靴的人脚踩在人脸上——永远踩下去。”但是后来的人类历史证明《一九八四》不光是警告，还是对这个时代的灰暗评判。在赫胥黎对未来“反人性”的解读之上，奥威尔又增加了恐惧和折磨的维度。不可否认，当今政治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恐惧和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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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在小说史的地位难以与那些巨作比肩，但是某些情境——例如史密斯和奥勃良反映小说主题的对话，具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87）小说相似情境一样的力量。书中温斯顿·史密斯渐渐让自己相信2+2=5这一情节，充分揭示了在权力支持和控制下的宣传，能够对人的头脑造成何等可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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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岁月》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殖民主义罪行最具颠覆性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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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推荐的三部作品，奥威尔还有一些值得一读的文章。纵观他的全部作品，你可以说文如其人，质朴、诚恳，不故作惊人之语，也不牵强附会。从整个职业生涯来看，他是一位非国教教徒的典范，人格完整，坚定睿智，令人不能不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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