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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赫尔曼·布洛赫《陌生的格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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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一个女人为我们无法分享我们的梦境而感到惋惜。她说：“如果梦见跟某某人同游埃及的迷宫，第二天提到这个梦时，那个被梦见的人也能想起它，能够注意到一个我们都看不见的事实，这也许能对解释梦中的事物有些用处，抑或使梦更古怪，果真如此，这一切该是多么奇妙！”我赞赏了她如此高雅的愿望，我们还一起谈论了有两个或者两千个参与者的梦境与现实竞争的问题（只是到后来我才想起，我们共同享受的梦境已经有了，那恰恰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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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陌生的格罗斯》的故事中，并没有提出实在的现实与梦中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而提出了实在的现实与代数学那清晰而又眩晕的宇宙之间的冲突。主人公理查德·希克是一位数学家。“他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感兴趣”（就像我们的诗人阿尔马富埃尔特一样），他真正的世界就是符号的世界。故事中的叙事者并没有对我们说他是数学家。他给我们展示这个世界，让我们走近他的疲惫和他完美的胜利……弟弟的自杀把希克重新带回了“现实”，带回了人的各种机能和谐共处的平衡的世界。我们应该满足，应该感谢他没有把这种揭示放到一位美人儿身上，比如玛琳·黛德丽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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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怀疑自己可能更喜欢相反的故事情节：显示一个日常的世界向柏拉图的符号世界逐渐入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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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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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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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文学“新生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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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本年轻杂志令人崇敬的书页中（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是令人崇敬的，他们选择的是温文尔雅的美名，而不是自我牺牲的美名）看到：“新一代或者人们常说的英雄一代，彻底地完成了它的使命：横扫文学偏见的巴士底狱，把新的美学思想提出来让虚弱无力的象征主义者考虑……”这里强制的、横扫一切、说到做到的一代就是我这一代人：因此我，尽管是放在那个集合里，也被称作英雄。我不知道我那些同样被神化了的朋友们对此作何感想。就我来说，我敢发誓，感激的心情中不无麻木、忧虑、轻微的内疚和相当不舒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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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一代……我刚才摘引的康布尔·奥坎波颂扬性的段落中提到了《棱镜》、《船头》、《起始》、《马丁·菲耶罗》和《评价》。也就是说，是指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间。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年代的滋味是很丰富的。但是我发誓，主要还是虚伪的那种酸甜味。如果需要用更礼貌些的词的话，那是一种不真诚的味道。这是一种不寻常的不真诚，什么懒散、忠诚、胡闹、忍耐、自尊心、朋友情意，也许还有仇恨等等都交织在一起。我不埋怨任何人，也不埋怨当初的我；我只是——通过塔西佗提出的“巨大的时间空间”——尝试透明的反省。向这一向冷漠的世界揭示一个路人皆知的秘密的恐惧（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如此）并没有使我畏缩。我肯定我讲的是事实，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浅显而且过了时的事实，但是它必须由某个人揭示出来，恰恰是由“英雄的一代”中的某个人去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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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不知道（说得更确切些，大家都忘了）这一代文学的区别点乃是滥用某种宇宙的或者公民的比喻。无论是无礼的比喻（例如塞尔吉奥·皮涅罗、索莱尔·达拉斯、奥利维里奥·希龙多、莱奥波尔多·马雷夏尔或者安东尼奥·巴列霍等笔下的），还是虔诚的比喻（例如诺拉·朗奇、布兰丹·卡拉法、爱德华多·冈萨雷斯·拉纳萨、卡洛斯·马斯特罗纳迪、弗朗西斯科·皮内罗、弗朗西斯科·路易斯·贝纳德斯、吉列尔莫·胡安或者豪·路·博尔赫斯等等笔下的），这些令人惊恐的形象将永恒的事实与当前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将永恒的、甚至没有周期的天上的东西与不稳定的城市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记得，就像所有的新生代那样，我们也建议回归大自然、返璞归真以及让空洞的比喻死亡。我们也有勇气成为我们时代的人——好像同时代性只是一种困难的自觉行为，而不是致命的特点。在我们第一次冲动时，我们就取消了——哦，多么极端的用词啊——标点符号，取消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因为我们中有人用“停顿”来代替它们。尽管这些停顿（按照其大胆的理论）成了“永远地纳入文学的新创造”，其实（在可悲的实践中）只不过是一些大的空当，粗鲁地代替了那些标点符号。后来我想，如果尝试新的标点符号也许会更加迷人，例如犹豫号、同情号、柔情号、代表心理或者音乐含义的符号……我们还认为——我觉得挺有道理，而且会得到荷马式史诗作者、《圣经》赞美诗作者，还有莎士比亚、威廉·布莱克、海涅和惠特曼等人的赞许——韵律要比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所认为的次要得多。这种意见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我们不至于老是充当《伤感的月历》不情愿却命中注定的“信徒”——毫无疑问，这里用“继承者”一词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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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贡内斯于一九〇九年出版了这一卷诗集。我认为所有给《马丁·菲耶罗》和《船头》撰稿的诗人们的作品——在允许我们尝试个人多样化著作之前的所有作品——绝对是按照《伤感的月历》的某几页预先考虑好的。在《烟火》、《城市之月》、《月球学拾遗》、《颂月》令人眼花缭乱的定义中……在此卷的序言中，卢贡内斯要求丰富多样的比喻和韵律。我们，十二三年以后，热情地积累着种种比喻而明显地拒绝韵律。我们是卢贡内斯一个方面的晚期继承人。谁也没有指出这一点，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不押韵总是会惹恼我们的读者，他们——少量的、不用心的和暴躁的——倾向于认为我们的诗乃是一种混乱，乃是疯狂时或者无奈时偶然而可悲的作品。另一些更年轻的人，他们以同样不公平的颂扬来对抗这种不公平的藐视。卢贡内斯的反应是合理的。我们的比喻习作不能引起他的丝毫兴趣，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那些东西他早就用尽了。我们不押韵的做法也没能得到他的赞同，这也并不是不符合逻辑或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乃是在一九三七年的今天，居然仍有人抱着简直是自言自语的争论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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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呢？如果我们脑中对于卢贡内斯的某些意象没有一种挡不住的、美妙的回忆，我们的眼睛也就不会停留在院子上空或者窗前的明月；也就不会激情满怀地看着日落，重复“永恒的太阳像猛虎般死去”这样的诗句。我知道我们在捍卫着一种美以及它的创造者，尽管带着某种不公平，带着某种轻蔑和嘲笑。我们做得对，我们有义务成为另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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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不肯轻信的读者去审视《伤感的月历》，随后再去审视《有轨电车读诗二十首》或者我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或《栖息架》，在这过程里他们不会感觉从一种气候过渡到了另一种气候。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某种线性的重复，尽管存在这种重复；也不是说每本书的内在价值，这些自然是不可比的；也不是说它们不尽相同的目的，抑或各自的幸运和不幸。我说的是他们文学的习惯、使用的手法以及句法的完全等同性。从上面那些书的第一本到最后一本，相隔有十五年之久，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属于同一时代。从本质上它们确确实实是同时代的，只是时间上的差异想说它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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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没有哪一代文学不挑选两三位先驱人物：几位受尊敬的、不合时代的男子，他们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而能免遭厄运。我们这一代挑选了两位。一位是毋庸置疑的天才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我无法忍受他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模仿者；另一位是《水晶颈铃》的作者，未成年的吉拉尔德斯，这本书中卢贡内斯的影响——《伤感的月历》中幽默的卢贡内斯——是相当明显的。确实，事实对我的论点也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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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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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初刊于1937年2月26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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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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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大卫·加尼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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