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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拉蒙·费尔南德斯 《人就是人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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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中的论战过程（绝无仅有的论战过程）并不复杂，只是简单地把对手的论点加以歪曲或简化，然后用其来证明其简单和畸形。甚至预先的简化和歪曲工作也往往是不费力气的，通常对手的信奉者们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这里说的对手是朱利安·班达。反驳者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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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班达先生出色地想到了思辨及有关道德原则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但同时指出它与现实、与人类世界是不相容的，因此，谨慎者最好是不去理会这个邪恶的、物欲横流的世界，而是退回到纯粹观望的位置……班达先生认为，思辨与现实是不相容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发现这种不相容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的生命的自然运动，推动了我们的思辨。要证明这一点不需要挖空心思找论据，只要正确地分析一下我们的自发行为就行了。我已尝试做过这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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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做一贯正确的人，也没有这个习惯，但我要说班达的贡献不仅仅止于“出色地想到了思辨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不过是修辞上的消遣而已，而且在他的理论里，不管是明言还是暗指，都找不到理性与现实不相容的论点。至于拉蒙·费尔南德斯指责他被吓得无所作为，那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他面对一九三六年的意大利帝国主义、面对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和面对德雷福斯事件[1]的坚决态度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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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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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八九四年，法国总参谋部的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向德国泄露军事机密，其妻友却认为他是无辜的，在法国知识界和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左拉等为他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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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拉德克利夫·霍尔《第六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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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回忆，民间文学的问题很少有人解决，而且从来不是民间作者解决的。这个问题不只是（如有些人认为的）对粗俗语言的正确模仿。我们可以说，它具有两个方面：正确地模仿一种口语和不超越语言的可能性、在自然表达中获得文学的效果。在这种文体中有两部杰作：我们的《马丁·菲耶罗》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两部作品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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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夫人提出的问题要容易得多。在她的小说中，“平民交谈”是对话体，其余部分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但结果也不算令人钦佩。洋洋三百页文字翻来覆去就是两个同样令人不舒服的重点：多愁善感和预谋的暴行。暴行的例子最好还是免了，多愁善感的例子我就举下面这个，因为篇幅短些，“这个可敬的街区来了一只夜莺，整个巷子的人都出来听它的歌声，因为穷人们尽管对丑陋已无动于衷，下意识里却总是被美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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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夫人在这部小说中收集了无数贫困的景象：潮湿、肮脏的食品、龋齿、救世军、酗酒、死亡、年轻人的狂妄自大、老年人莫名其妙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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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这么多的不幸还不如一个小小的享乐的消息更令人动容。例如，当寡妇罗茜夫人买了一架望远镜，一种几乎神秘的欢乐传遍了这个穷得叮当响的街区。这种欢乐比那许多不幸更使人辛酸。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歪打正着的创作方法还不算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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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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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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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亨利·巴比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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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是个混血儿，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一八七四年年中他出生于巴黎。他在霍林学院念过书，当过多年报人，当过（谁会怀疑呢）百科全书式的通俗画报《我全知道》的主编。传记辞典和各种加注的选集中，都没有忘记记载他娶了博学而令人厌恶的诗人卡蒂尔·孟戴斯[2]之女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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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诗集《泣妇》发表于一八九五年。他的小说处女作——《哀求者》——发表于一九〇三年，而第一部有分量的小说——《地狱》——则发表于一九〇八年初。在《地狱》混乱的书页中，巴比塞尝试写作一部经典的作品、一部超越时间的作品。他只想写出人物的主要行动，避开了对空间和时间等的渲染。他想把在所有书中搏动着的一本书展示出来。但无论是情节——散文诗写就的对话和叙事者从旅馆隔墙的缝隙中窥视到的淫荡或死亡的场景——还是写作的风格，都或多或少模仿了雨果，但都不能使他顺利地实现他那柏拉图式的目的，再说，那实际上也是完全无法实现的。我在一九一九年以后就没有再读过这本书，但依然记得他对散文的这种认真的追求，还记得他很好地揭示了人们共同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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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亨利·巴比塞进了步兵团，了解了什么是残酷、责任、顺从和模糊的英雄主义，并两次受到表彰。后来他受了伤，在医院里创作了《炮火》。巴比塞（与埃里希·雷马克不同）并没有随心所欲地谴责战争。这是《炮火》远胜于轰动一时的《西线无战事》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亨利·巴比塞的文学技巧更胜一筹。《炮火》发表于一九一六年，并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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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约》签订以后，巴比塞当过《人道报》的记者，后来又当过《世界报》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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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加入了共产党。他主动地让他的作品——《光明》、《深渊上的曙光》、《镣铐》和《耶稣》——服从教育和论战的目的。他去世前不久，在巴黎创建了一个反法西斯联盟。在那段时间里，他曾与诗人马尔科姆·考利交谈过几个小时，后者说他：“有英国文学家那极其瘦削的模样和过分高大的身材，但一双手却是细长的、法国式的和富有感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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