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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范达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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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拉德·亨廷顿·赖特于一八八八年出生在弗吉尼亚，范达因（这个名字在世界上各种颜色的书亭里引人注目）于一九二六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疗养院里。威拉德·亨廷顿·赖特的出生就跟所有的人出生一样，而范达因（前者紧凑而简单的笔名）出生在他康复时期的愉快黄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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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两个人的历史。前者在波莫纳学院和哈佛大学念过书，曾当过戏剧评论员和音乐评论员挣些小钱，但毫无名气。曾尝试过写自传体小说（《应许之人》）、美学理论（《语言学和作家》、《创作的愿望》、《今日绘画》）、理论阐述和探讨（《尼采所教诲的》）、埃及学大事记和预言《绘画的未来》。人们以听之任之但不抱热情的态度审视了他的作品。从插在他的小说中而幸存下来的杂乱无章的片断中看，当时的人们是完全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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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二五年，赖特大病初愈，正在康复，养病和犯罪学的想象二者和平共处：赖特躺在已经没有恐惧的病床上，既放松又乐观，他不愿再看埃德加·华莱士先生在无能的迷宫中艰难地破案，宁愿自己来编一个故事。于是就写了《班森杀人事件》。署了一个从他上溯四代的名字，他母系家族中的一位高祖父的姓名，范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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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非常成功。翌年发表了《金丝雀杀人事件》，那也许是他写得最好的一本书，虽然它的中心思想（用一张留声唱片证明不在犯罪现场）是柯南·道尔的。一份目光锐利的晨报把小说的风格与《语言学和作家》一书某些章节的风格对照后发现，“那位无处不在的范达因就是杰出的哲学家威拉德·亨廷顿·赖特先生。”一份目光锐利的晚报把这篇揭示文章与前两本书的风格对照后发现，晨报的编辑“也是杰出的哲学家威拉德·亨廷顿·赖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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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达因于一九二九年发表了《主教杀人事件》，一九三〇年发表了奇妙的《圣甲虫杀人事件》，一九三六年发表了《龙杀人事件》。在最后一部作品中他描绘了一个凶残的场景，一个两栖作战的百万富翁，他拿了一把三叉戟穿了潜水服躲在游泳池底，敏捷地刺杀他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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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达因还编过两三部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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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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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及下篇初刊于1937年6月11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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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泰戈尔《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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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前，我曾有过稍觉可怕的荣幸，与可敬的、说话动听的泰戈尔交谈，谈到波德莱尔的诗。有人朗诵了《有情人之死》，那首十四行诗中充满了床呀、长沙发呀、花呀、壁炉呀、壁架呀、镜子呀、天使呀，泰戈尔认真地听着，但听到最后他说：我不喜欢你们那位叠床架屋的诗人！我深有同感。现在我重读泰戈尔的作品，我怀疑，驱使他写作的除了那可怕的浪漫主义的陈词滥调外，更多的是对含糊言辞的不可抗拒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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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是改不了的含糊。在他那一千零一首诗中，缺乏抒情诗的感染力，也缺乏起码的语言精炼。在一篇序言中他声称“陷入了形式的海洋深处”。形象的比喻是泰戈尔独特的风格，而且特别的流畅和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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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翻译一首诗，叙事的方式避免了过多的感叹词。诗的题目是《循着梦的黑暗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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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梦的黑暗小径我寻找我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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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昔日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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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深处的住宅一片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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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的空气中心爱的孔雀在铁环上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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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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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灯安放在门厅，来到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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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大眼睛盯着我的脸，无言地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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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吗，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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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答无话，把语言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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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搜索枯肠，想不起我们俩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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