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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赫尔曼·苏德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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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苏德曼一八五七年底生于俄罗斯边境附近的马齐肯的一座破村庄。他的双亲都是出身贫苦的门诺派教徒。可以说，他们的狂热足以使他们不放弃这卑微的、受迫害的信仰。这种信仰禁止信徒们担任神职、官职和操持武器。苏德曼在埃尔宾的中学受过教育。十九岁进了柯尼斯堡大学；二十三岁去了柏林，在那里有一段时间担任家庭教师。后来从事新闻工作，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担任《德意志帝国日报》主编。一八八六年发表短篇小说集《在阴影中》，一八八七年发表了《忧愁夫人》。这些作品确实与含混和忧郁的标题是谐调的（在一八七一年艰苦的胜利前后，德国是很忧郁的）。一八八九年首次发表了有战斗性的剧本《荣誉》。剧本所获得的成功理所当然地推及他下一部小说《猫径》。这时，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因为现实主义成了欧洲文学的主角；赫尔曼·苏德曼这位本质上的浪漫主义者，在欧洲却成了现实主义的冠军之一（在英国，托马斯·哈代的情况与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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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曼的作品内容广泛，包括剧本《故乡》（一八九三年），因由埃莉奥诺拉·杜斯出演而出名，《蝴蝶之战》（一八九四年），《莫里杜里》（一八九六年）——系列独幕剧，其中一个剧本中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结局，去赴死决斗的人临行前向朋友们告别，朋友们不知道情由也没有理睬他——《三根猎鹰羽毛》（一八九九年），《石堆里的石头》（一九〇五年），《锡拉库萨的乞丐》（一九一一年），《德国的命运》（一九二一年）。他的小说中值得记住的有两部史诗般的作品：《疯子教授》 （一九二六年）——俾斯麦时代的编年史——和《斯蒂芬·特隆波特的女人》（一九二七年）。他的短篇小说中，有短小而感人的杰作《约兰达的婚礼》。在所有的作品中，浪漫主义的风格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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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曼于一九二八年在柏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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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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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7年8月6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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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弗兰茨·卡夫卡《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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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温·缪尔夫妇刚把这本书写幻觉的小说译成英语（原文写于一九一九年，作为遗著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二年译成法语）。情节与卡夫卡的所有短篇小说一样，极其简单。主人公不知怎么地被一桩荒唐的罪案困扰，他无法查明告他的罪名，甚至不能与审判他的无形法庭相见；法庭则不经预先的审理终审判决他绞刑。在卡夫卡的另一篇小说中，主人公是个土地测量员，应召去一座城堡，但他始终无法进去，统治城堡的当局也不承认有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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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中，主题是讲一道一直没有送到的圣旨，因为人们在信使的路途中设置了障碍，还有一篇中，一个人到死也没能去走访一座邻近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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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说卡夫卡的作品不是梦魇，就连作品的古怪的细节都是。所以，《审判》开头一章中抓住约瑟夫·K的那个人的紧身黑衣“有许多扣眼、纽襟、扣子、口袋和一条看上去很实用的皮带，尽管谁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的用途”。所以，审判厅那么低矮，挤满走廊的听众好像都佝偻着，“有的人还带来了大枕头免得头撞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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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感染力是无可争辩的。在德国，许多人用神学来诠释他的作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弗兰茨·卡夫卡对帕斯卡和克尔恺郭尔是很虔诚的——但也不一定非那样做不可。一位朋友给我指出了他那百试不爽又充满无数细小障碍的虚构作品的先驱：埃利亚学派代表人物芝诺，阿喀琉斯与乌龟的没完没了的比赛就是他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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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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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奈杰尔·莫兰《怎样写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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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塞耶斯写过最好的侦探体裁的技巧分析和已知作品——包括埃德加·华莱士和奥斯汀·弗里曼的——中最差的侦探小说。如果相互定理是正确的，那么奈杰尔·莫兰先生的小说——《月球人杀人案》、《豹子街》和《瓦匠姨妈的踪迹》——应该是完美无缺的。然而，这样的事实不至于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有一个头脑能深刻地分析一种美学效果，就有十个——或者有一百个——头脑能创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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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教科书是想教人以侦探小说的创作艺术。是（前言中说）“一本摒弃抽象的废话、揭示现代侦探小说基本规律的强调实用性的书”。但是，书的内容不难缩写成三个要素：剽窃、说废话、错误百出。剽窃的最好例子是该书的前几页，那只是重复了多萝西·塞耶斯小姐的思想。说废话的好例子是第三十六页上那个注意事项：“现代读者马上会发现作者的疏忽大意，他们不关心作者是谁，更注意小说开头卧室的红地毯，而在小说结尾说是绿色的。”错误百出的最佳例子是奈杰尔·莫兰先生为新手们推荐的有关毒品学、弹道学、指纹学、法医学和精神分析学著作的那份博学的书单。我们都知道这种令人不忍卒读的研究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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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谜的“科学”解法可能不是骗人的，但有被认为是欺骗的危险，因为读者没有奈杰尔·莫兰推荐给作家的毒品学、弹道学等等方面的知识，所以无法去猜测。能不用那些高深技术而破案，总是要更高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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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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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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