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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沃尔弗拉姆·艾伯华译 《中国神话故事与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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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文学样式比神话故事更令人厌烦。当然，寓言故事是个例外（动物的头脑简单和无责任感决定了它们的魅力。把它们贬低为道德的工具，如同伊索和拉封丹所做的那样，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反常的做法）。我曾坦率地说过，神话故事令我厌烦。现在我又说，我很有兴趣地读了这本书的上半部分。我的感觉如十年前读威廉的《中国民间故事》一样。怎么来解释这个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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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很简单，欧洲和阿拉伯的神话故事完全是公式化的，由三方面的人物构成：两个好妒忌的姐姐加一个好心的妹妹；国王和三个儿子；三只乌鸦；一个被第三个猜谜人破解的谜语。西方的故事是一种对称的被分成若干部分的装置，一种完全的对称。还有什么东西比完全的对称看起来更美呢？（我不想当混乱的辩护士。我知道，在所有的艺术中，不完整的对称是丝毫也不会赏心悦目的。）相反，中国神话故事是不规则的。读者开始时认为它无内在联系，以为有很多未了的结局，情节也不够连贯。于是，他领悟到，无论是含糊不清，还是前后不连贯，都表明叙述者完全相信自己叙述的故事的真实性。现实生活也不是对称的，也没有形成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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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的神话故事中我觉得最令人喜欢的有：《参商》、《西王母》、《银人的故事》、《龟仙的儿子》、《魔箱》、《铜币》、《定伯卖鬼》和《神画》。最后一个故事是讲一个有灵通之手的画家，他画了一个圆圆的月亮，和挂在天空的月亮一样，时缺时圆，时消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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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这本书的目录，发现有的题目并不比切斯特顿的差，如《农夫与蛇》、《灰烬之王》和《演员和魔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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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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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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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欧内斯特·布拉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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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三一年前后，一位德国研究人员用很大的篇幅撰文讨论一个问题：亚当是不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政治家，甚至是最好的历史学家、最好的地理学家和地貌学家。这种可笑的假设不仅要考虑天堂这一国家的完善与否，也要面对没有任何竞争者，还要考虑到在世界起始的那些日子，某些学科是很简单容易的。当时的世界史是宇宙唯一的居民的历史，这种历史只有七天，当那时的考古学家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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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有可能比根据亚当的情况写的世界史更加空洞和单调。除了他的原名不是欧内斯特·布拉玛外，我们对欧内斯特·布拉玛一无所知。一九三七年八月，企鹅出版社决定把他的《卡龙铺草席》一书收进他们的选集。他们查了一下《名人录》，结果提供了下列情况：“欧内斯特·布拉玛，作家。”接着是他作品的清单和代理人地址。代理人送来了一张照片（肯定是假造的），并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想得到更多的资料，请毫不犹豫地与《名人录》再次联系”。（这种说法可能意味着作品清单中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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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玛的作品分为差异很大的两大类，有的书（幸好数量不多）叙述一个盲人“侦探”马克斯·卡拉多斯的历险。这些作品是合乎时宜的，但却是平庸的。其他的书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它们谎称是中文译本。它过分的完美无缺在一九二二年得到了西莱尔·贝洛克无条件的称赞。这些作品的名称是：《卡龙的褡裢》（一九〇〇年）、《卡龙的黄金时代》（一九二二年）、《卡龙铺草席》（一九二八年）、《孔赫的镜子》（一九三一年）和《十分欢乐的月亮》（一九三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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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翻译两句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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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吸血鬼共餐的人应献出他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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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要一盘粗制的带蜜味的绿橄榄，不要用千年红漆匣盛着的、供他人享用的乳猪舌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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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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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8年2月18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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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弗·珀·克罗泽《我杀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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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兵团士兵巴比塞发表《炮火》的前后，反对战争的文章已经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是一些反抗奴隶制度、大肆杀戮被判死刑、正在等待死亡的普通老百姓。《我杀死的人》并不比那些抨击文章缺少感染力，但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情况把它从所有的抨击文章中区别出来：它是由英国军队里的一位将军写的。在谈及战争的时候，克罗泽可以极具权威地讲话：他辗转在苏丹、缅甸、南非德兰士瓦、法国、佛兰德、爱尔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屠杀之事我略知一二，”他在作品的第一章中这么说，“我真不幸，杀人之事我知道得太多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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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杀死的人》中提及的那些死者死得并不光荣，即使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他们是为祖国而死的。他们是一批怯懦或者胆小的人，他们可能会将恐怖传染给其他人，他们不是死在阵前，而是被他们的长官用左轮手枪或被他们的同伴不耐烦地用刺刀杀死的。他们比逃兵略好一些。因为每次重大战役死的人很多，多得数不清，他们也就混在其中了。因此他们给儿女留下了好的名声，这也不足为怪。克罗泽将军肯定地说：“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英国前线的安全取决于炮兵、勇气和军火，这是谎言。前线在某一点、某一时刻的安全，如果需要的话，取决于两三个准备好了的人，他们以贵族的出身、传统和良好习惯，完全蔑视敌人。在我的军营中，总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民众不怀疑这些事，他们认为战斗的胜利是凭勇气赢得，而不是靠杀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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