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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三〇 宝卷、弹词、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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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卷”是明代及清初的一种唱本，内容是讲因果报应和佛教故事，属于劝善书类，而不少具有文学价值之作，可分为佛教故事、神道故事及一般民间故事三类。佛教故事如《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香山宝卷》是；神道故事如《蓝关宝卷》、《吕祖度何仙姑因果宝卷》是；一般民间故事如《孟姜女宝卷》、《白蛇宝卷》、《正德游龙宝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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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词”流行于南方，“鼓词”流行于北方，都是用乐器伴奏的唱本，现今都很流行的。弹词可分国音的及土音的两类。国音的如《凤凰山》、《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等。土音的如吴音的《玉蜻蜓》、《三笑姻缘》、《珍珠塔》，最为流行。鼓词大部分是讲战争和国家兴亡的故事，如《杨家将》、《三国志》、《忠义水浒传》等，也有讲风花雪月的，如《珍珠塔》、《宝莲灯》、《蝴蝶杯》等。弹词演唱时以琵琶为主乐，鼓词则以鼓为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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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东西都是从唐朝“变文”演变出来的。变文的体裁是“讲”而兼“唱”的。讲的部分多用当时的白话，也有用骈体文的。唱的部分以七字句为多，也有夹杂着三字句的，五字句、六字句就很少见，所用韵式，现在还保存在弹词和鼓词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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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文的讲唱，最初限于庙宇，内容只有佛教故事，后来讲唱历史故事或传说人物以及时事，却转入“瓦子”（游艺场）中去了（宋真宗时）。非佛教故事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是讲古事的，如《西征记》，是讲时事的。《西征记》内容不佳，只是歌功颂德之作。从“变文”以至“弹词”、“鼓词”，都是民间文学，它们都是受佛教影响的，就是讲兼唱的体裁，也受了印度文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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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三一 中国文学与东方诸民族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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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节所说看，佛教对于我国俗文学的影响颇多，其实士大夫的文学也受了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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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文学用语的扩充。例如孟浩然诗，“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柳宗元诗，“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白居易诗，“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微妙法、清净因、贝叶书、无生无灭，都是佛教中的语汇。又如“塔”、“僧”、“忏悔”等字，用得更普遍。由汉至唐八百年间，佛经译述者所创造的语汇，包含三万五千多个词，有一部分是采缀华语而另给一新的解释，如“真如”、“众生”、“因缘”、“果报”等，有一部分是音译梵语，如“涅槃”、“刹那”等。这种语汇的增加对于文学自不能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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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语法及文体的通俗化。这是矫正绮丽及古雅的积习的药石。法护、鸠摩罗什等人所用的散文，大概是根据当时人的口语。又佛教的偈，质朴与民歌相似，唐朝且有寒山、拾得等白话诗人。禅宗语录更是宋儒语录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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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佛教文学极富于想象力，它给予晋朝到唐朝间的志怪与传奇小说之创作以刺激，就是明代的神魔小说，也和佛教有关。甚至描写社会现实的《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也包含了佛教思想，如西门庆遗腹子孝哥的出家，贾宝玉跟随和尚、道士而去，都是看破红尘的出世观念之强调。唐宋诗人，思想受佛教影响的也不少，王维、苏轼等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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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国音韵学的产生，显然是受了印度的影响，这件事对于骈文及律诗的成立，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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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印度方面的影响外，西北胡人对我国文学也有相当的影响，如乐府中所收的民歌，有一部分是“五胡乱华”时期外来民歌的译作，例如《琅琊王歌辞》、《陇头歌辞》、《折杨柳歌辞》之类。南北朝时，文学作品的风格，显然不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史·文苑传》）。这种质朴刚健的作风就是西北民族输入的。后来唐朝诗人的边塞诗，也有这种气派。南北朝隋唐间的歌舞戏，也有外来的影响，如《钵头》是西域胡人的故事，《康老子》一戏与波斯有关系。又唐人《宣室志》里有陆颙入海求宝的故事，近人指为从阿拉伯输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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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乐府诗及词曲文学，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音乐，自汉以来，即有陆续由西域或印度输入的新声与新乐器，如箜篌、琵琶、觱篥等乐器，都是外来的，特别是琵琶，占着主要乐器的地位，它是由阿拉伯辗转传来的。近代戏曲，又受金元的影响，如胡琴等乐器，亦自蒙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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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文学，自隋唐时代，就给予高丽（朝鲜）及日本以影响。高丽人及日本人能作中国诗的很不少。日本人所辑《全唐诗逸》，载了许多高丽人的诗。俞樾所辑的《东瀛诗选》四十四卷，收日本五百余诗人的作品，元明以来的作者居多。元及清代，蒙古人、满洲人到内地来，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些能创作汉文诗词的，如萨都剌、纳兰性德，是最有名的。但宋元时期，中国对日本、朝鲜，因交通阻隔，文化上没有关系，到明清时代，才恢复联络。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不但对日本、朝鲜输出（同时又从日本取回一些失传了的书），而且影响到安南去，到琉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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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国学常识 一三二 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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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把西洋文学输入，是从清末开始，最主要的译述是古文家林纾，他译了小说二百余种，都是用古文翻译的，他自己不懂西文，是别人口述，由他笔述的。其次是伍光建，他译了《侠隐记》及《续侠隐记》。诗歌的翻译，则有王韬、马君武、苏曼殊、辜鸿铭等所译的《马赛歌》、拜伦《哀希腊诗》等。剧本在光绪年间，译了《夜未央》等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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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名著译成西文的很多，如《诗经》、《离骚》、《史记》、《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元曲选》的大部分，及李白、杜甫等人的一部分诗歌，都有西文译本，多半是西洋人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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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中西文学交流的情形更为显著，而中国所受西洋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我们在上章里面说过的文体解放和文学观点的变更，都是由西洋影响而来，因为在西洋诸国，言文是一致的，文艺多是用现代语，写现代题材，而小说、戏剧又和诗歌同样为文学的主要部门。这一种影响开始于清末，如林纾的翻译西洋小说，即可见一般人对小说的重视；清末许多创作小说的人，也不再是无聊消遣或作儒家道德说教及佛教出世思想的表现，而是把小说当作社会教育的利器。当时新派知识分子对戏剧也有这种看法，所以有春柳社等剧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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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四运动时期，便更进一步尊重小说、戏剧的文学地位。同时在这种新的趋势之下，对过去中国文学的研究便成为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旧时代文学作品的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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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及民初的文学史著作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最足注意，因为他们是用新观点来看戏剧和小说，用新观点来看文学，在过去的中国文人中，没有把戏曲史或小说史的研究当作一种专门学问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及后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更是把过去文人向来非常轻视的语体文与民间文学加以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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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想理解中国固有的文学，单单读读《昭明文选》或正续《古文辞类纂》之类，是不够的，必须读读王、周、胡、郑诸氏的这几部史书，才会有合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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