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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刘复《译〈茶花女〉剧本序》发表于《语丝》第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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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杨晦《笑的泪》（独幕剧）发表于《沉钟》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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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倡导“国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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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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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谷凤田《兰溪女士》由群众图书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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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王独清《杨贵妃之死》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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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熊佛西《佛西戏剧集》（第1集）由北京古城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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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正式建立，同时创办南国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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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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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第二个十年（1928—193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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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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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全部由共产党员作家组成的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由蒋光慈、钱杏邨主持，同时，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主持的《文化批判》创刊，同月出版的创造社的另一刊物《创造月刊》第1卷第8号也显出了“突变”。这些刊物在上海共同倡导“革命文学”，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宣称：“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代替他们而起的”必定是“无产阶级文艺”〔1〕。同年3月，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为核心的《新月》月刊创刊，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是维护“独立”、“健康的原则”与“尊严的原则”。〔2〕这互相对立的两种倾向的刊物的出版及理论宣言的公布，标志着现代文学在结束了“第一个十年”之后，经过仅一年的思想的酝酿准备，队伍的重新组合，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通常称之为“第二个十年”。这个时期显著的特征有三：其一是“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初步的运用，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此后二三十年间文坛的面貌；三是在左翼文学兴发的同时，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及其他多种倾向文学彼此颉颃互竞，共同丰富着30年代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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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0年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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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8—1937年）是国民党政权由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又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为维持思想统治，国民党政府曾做过建立党制文化与党制文学的种种努力。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三民主义文艺”的口号，并由宣传部出钱，在南京办起中国文艺社，刊行《文艺月刊》；在上海则有《民国日报》的文艺周刊与《觉悟》副刊，以及《絜茜》杂志，公开宣言打倒“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学”〔3〕。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更引起国民党宣传部门的恐慌。于是由潘公展、朱应鹏等召集了王平陵、黄震遐、范争波、傅彦长等发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前锋周报》与《前锋月刊》，在《宣言》里提出要铲除“多型的文艺意识”，而统一于“民族主义”的“中心意识”。上述“运动”虽凭借政权的力量，在各地办有十多个刊物，却始终未形成中心的理论，也未出现比较像样的创作；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也只有黄震遐诗剧《黄人之血》、小说《国门之路》这类政治宣传品。这样，就形成了30年代政治、经济、军事与思想文化的不平衡现象：尽管掌握着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思想文艺领域却未能形成具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独立力量。在30年代决定着文学的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前者一般又称为左翼文学运动。以“左联”为中心，拥有一批发表园地，包括“左联”成立以前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和“左联”成立前后的《拓荒者》（蒋光慈主编）、《萌芽》月刊（鲁迅、冯雪峰主编）、《十字街头》（鲁迅主编）、《北斗》（丁玲主编）、《文学月报》（姚蓬子、周起应主编）、《光明》半月刊（洪深、沈起予编辑）等刊物和秘密发行的《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形成一种声势。这一时期的“左联”之外的作家无论在政治上与文艺上都具有不同倾向，本身也处于不断分化中：有的民主主义作家受到“左联”巨大影响和帮助，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盟军；有的自由主义作家则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国民党（但又不同于专门致力于国民党党治文学的作家），与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着矛盾与斗争。这些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没有“左联”那样共同的严密组织，未形成统一的文学运动，也没有像前一时期一样，组成众多的文学社团。他们往往由于文学见解比较一致而出版刊物，编辑丛书，由此集合一批文学好尚相近的作家，共同开展活动。其中著名的刊物有《文学》（傅东华、王统照主编）、《文学季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文学月刊》（巴金、章靳以主编）、《文丛》（巴金、章靳以主编）、《论语》（林语堂等主编）、《骆驼草》（周作人、冯文炳、冯至等编辑）、《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萧乾主编）、《水星》（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等主编）、《现代》（施蛰存等主编）、《新月》（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罗隆基等编辑）。此外，开明书店（叶圣陶、夏丏尊等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吴朗西、巴金等主持）、生活书店（邹韬奋等主持）等也是文学活动的主要园地；其中开明书店的《开明文学新刊》、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等，都有广泛影响。无产阶级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各自发展、演变，构成了30年代现代文学两条基本历史线索，他们之间文艺思想上的斗争、文学创作上的互相竞争，共同活跃着30年代的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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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革命文学论争和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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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发生在1928年初，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前后。那时，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蒋光慈等就提出过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1924年还出现过有明显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春雷社。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沈雁冰等人已经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来解释文学现象。革命文学运动的发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是有迹可寻的。然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一种规模浩大的文学运动，在1928年崛起，主要是由政治形势突变所推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共合作关系彻底破裂，上海聚集了一批参加过革命实际活动的作家，加上一批从日本等地归国的激进的青年，这两部分人共同倡导了革命文学运动。倡导者们接受了当时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虽然革命陷于低潮，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提倡能推动政治上的持续革命。此外，他们的文学观点深受当时苏联和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左”倾机械论的影响，特别是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及其后的文学组织“拉普”，理论家波格丹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4〕更是直接成为他们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础。后期创造社的骨干李初梨的倡导文章《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5〕即明确地提出文学的任务就是“反映阶级的实践和意欲”，只要将革命的意图加以形象化，就可以“当作组织的革命的工具去使用”；并据此而认为“五四”以来那些重在描写与揭示生活现实的作品都已经落伍过时，要彻底抛弃，新文学队伍也要按阶级属性重新划线站队。由于这种“左”的思想加上宗派情绪，倡导者们便向“五四”时期已成名的作家开刀，重点批判清算了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等。他们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认为鲁迅写作的那个“阿Q时代早已死去”，鲁迅创作大都没有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及庚子义和团时代的思想，〔6〕甚至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人物”，其他资深作家也一律被戴上“有产者与小有产者代表”的帽子，要“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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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攻击引起鲁迅、茅盾对文学理论的深入思考。鲁迅在讨论一开始即指出：在革命到来之前，文学大抵都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渐次变为怒吼的文学，但“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8〕及至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产生文学。因此，他认为当时中国也没有“革命文学”。在他看来，文学毕竟是“余裕的产物”〔9〕，不应当夸大其革命的伟力。然而当“革命文学”成为一股潮流并受到国民党政权压迫时，鲁迅从现实的角度又肯定了“革命文学”作为一种反抗性思潮的存在理由，认为这是“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10〕作为一种应时出现的思潮，用行政和武力来禁是禁不了的。鲁迅同时批评创造社、太阳社不敢正视残酷的现实，光凭纸上写下的“打打”“杀杀”，只不过是“空嚷”而已。〔11〕鲁迅对创造社诸人片面宣扬文学工具论也表示反感，他说“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是因为它是文艺”。〔12〕鲁迅特别不赞同所谓“组织生活论”、“工具论”，在他看来，文艺“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人生的记录”〔13〕，“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14〕如果将文艺等同于政治，那就“踏着‘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15〕论争还“挤”着鲁迅翻译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他译介过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所看重的仍是把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并强调文艺揭示与认识生活的现实主义观点。茅盾比鲁迅更明确赞成革命文学的倡导，但同样也反对文学的工具论。他批评创造社、太阳社某些作者“仅仅根据了一点耳食的社会科学常识或是辩证法，便自负不凡地写他们所谓富于革命情绪的‘即兴小说’，”〔16〕因为忽略文艺本质而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标语口号化的路。茅盾认为，在严酷的革命低潮时期，更应当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去“凝视现实”、“揭露现实”。〔17〕他同时严厉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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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论争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注意。1929年9月，国民党召开“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以“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来清理统一文坛，扼杀“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共产党则指示创造社、太阳社停止攻击鲁迅，让他们同鲁迅以及其他革命的“同路人”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革命文学组织，对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这样，历时近两年的论争便停止了，从1929年底开始筹备并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出席成立会议的有鲁迅、冯雪峰、沈端先、冯乃超、柔石、李初梨、蒋光慈、彭康、田汉、钱杏邨、阳翰笙等四十余人。当时加盟的有五十余人，郭沫若、郁达夫都加入了“左联”。会上通过的理论纲领宣告：“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且表明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会上选举了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后来，茅盾、周起应（周扬）相继从日本回国，也参加了“左联”。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做了后来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总结了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他针对某些革命作家盲目乐观的心态，批评那种“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不明白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的“浪漫”。他指出，如果不正视现实，只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即刻要撞碎”，“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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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后，先后出版的刊物有《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周报》、《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等，另外接办和改组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左联”在国内一些城市设立了小组，在日本东京设有分盟，另在北平有相对独立的“北方左翼作家联盟”与上海的“左联”遥相呼应，吸引了大批追求革命的文学青年。“左联”作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许多活动都与国际上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同步。许多“左联”作家同时又是革命者，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因而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左联”的一些刊物和书籍被查禁，其成员被通缉、逮捕甚至杀害。为了服从旨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春“左联”解散，其前后活动存在6年时间，对30年代乃至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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