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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长河》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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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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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后改行于历史博物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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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周恩来提议其参与《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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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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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 赴湖北咸宁干校，在双溪看菜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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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获准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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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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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赴美国访问、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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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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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5月10日 于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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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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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小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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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中国小说可称繁盛一时。在广大农村破产的同时，东南沿海一带的局部资本主义化、现代都市上海的勃兴以及相应的出版业的发达、城市阅读现代小说的新读者群的形成，无不给小说带来契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矛盾加剧，随着阶级斗争的风起云涌，文学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增加，也刺激了以叙事为己任的小说。这样，“五四”小说在完成其重大的现代性转折之后，渐渐走向部分的整合，并于规范中发生多方面的变化。到了30年代中期，一个高峰状态的小说阶段显然有别于“五四”初期的小说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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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的小说大家除鲁迅外，茅盾、老舍、巴金等先后发表了他们的长篇代表作，青年小说家充满锐意登上文坛。政治和商业对小说的介入十分明显，以至造成了上一时期的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分别被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远离文学党派性和商业性的“京派”和最接近读书市场的“海派”所分割。30年代的小说按照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体的各种组成关系，表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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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左联”和左翼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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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30年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并不是一个纯文学流派。它是文学与政治兼有的社团。由此造成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小说，从幼嫩到相对成熟，形成很大的影响。以茅盾为首，包括沙汀、吴组缃、叶紫等青年作家所创作的社会剖析小说，是其中的一支，但却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小说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此外的左翼小说各有特色，如张天翼犀利明快的讽刺，艾芜、萧红的浪漫抒情精神对现实主义的多方渗透，都显示了当时的小说观念和体式的多样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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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准备期间的小说，主要是以蒋光慈为代表的。蒋光慈所在的“太阳社”，成员有洪灵菲、戴平万、楼适夷、孟超、钱杏邨等，这时非常活跃，以革命家兼作家的身份，几乎每人都写过小说（除去不幸夭折者，以后又大都停下了写小说的笔）。后期创造社这时写小说的有郭沫若、郑伯奇等，也不是纯粹的小说家。自觉地运用文学来为革命呐喊，在急剧的变革年代里，以特殊的热情，写出“思想大于艺术”的具有重大社会效果的作品，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由于对革命生活与工农群众缺乏实感，必然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加之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正面描写革命的作品，有的往往盲目地歌颂城乡暴动、飞行集会，画面变得粗暴、怪厉。关于“革命加恋爱”的流行主题，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着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表达。但正是此类小说曾积极影响了一代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这说明其确实和着时代的节拍，即便是带有浓重理念痕迹的故事与人物，也能投合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地追索光明的共同心理。革命激变时期总要产生一批宣传性文学作品，这类作品的社会效益往往是得到历史承认的。而且，也确乎产生过一些拥有读者的佳作。除蒋光慈的某些作品外，还有钱杏邨的《义塚》集，楼适夷的《烟》（以后有《盐场》），孟超的《盐务局长》，刘一梦的《失业以后》等。洪灵菲的《流亡》，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型的革命者，描写他们在革命流亡中的困顿、爱情与不屈，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正因为是作者亲自体验过的生活，写来才能这样有血有肉。情调上的自哀自怜，又与对革命的不懈追求结合在一起，以致凄婉与刚烈、感伤主义与英雄主义统一成洪灵菲特有的小说情调。洪灵菲以后又写有表现农民斗争的《在洪流中》，描写工人悲惨境遇的《气力出卖者》，反映潮汕地区农民运动的长篇《大海》，转向真正的工农题材，但是，他仍然是以这种充满浪漫气息的流亡小说和刻画革命流亡者形象而闻名的。华汉（阳翰笙）的长篇《地泉》（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社会画面广阔，反映了大革命后，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知识分子到工人的激烈变化，基本上是从政治观念上生发故事，缺乏文学的描述，人物又很少活的个性，革命与反革命的双方都变得神经质似的。所以，到1932年该书重版时，由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与作者自己，分别写了五个序言，对这种充满“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文学，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历史批判性的总结，从而显示了革命作家认识上的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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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慈（1901—1931年）的早期小说创作，都是与作者自身的生活同步的：1925年“五卅”运动后，即写出第一部中篇《少年漂泊者》，通过少年汪中的流浪历程，展现了“五四”到“五卅”的社会矛盾与斗争。1927年4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不到半个月，就完成了《短裤党》，较早地描写了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员与先进工人；大革命失败后，又写了《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迅速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企图指出他们应走的道路。其中《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作为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女性”形象，是可以与茅盾、丁玲笔下的同类形象相比较的。由于强调对重大历史事件做及时反映，蒋光慈的作品就具有了强烈的宣传鼓动性，并特具一种历史沸腾时期昂扬的激情与艺术追求力，但由于缺乏对生活从容的观察思索与充分的形象化，而流于浮面。《丽莎的哀怨》即是作家企图纠正这种简单化的描写，写出人物思想性格复杂性的一个艺术尝试，但却受到了左翼批评家政治判决式的过于严厉的批评，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读蒋光慈的作品应有历史的眼光，还要有发展的眼光。他在把笔伸向工农题材的同时，也在逐渐克服着自身的标语口号式倾向。最后写成的长篇《咆哮了的土地》（后改名为《田野的风》），是他的代表作。它从广阔的大革命背景上，反映了党领导下的早期农民武装运动的风暴。矿工张进德和革命知识分子李杰（地主李敬斋的叛逆了的儿子）来到家乡，成立起农会，点燃了火种。张进德耿直、冷静，有长期的斗争经历，善于联系群众，懂得策略，处处显出比旁人高出一筹。这个工人形象有一点个性刻画，基本是真实可信的。另一个人物李杰，在同地主家庭展开激战、与张进德发生工作关系，以及爱情纠葛之中，都能深一层地显示出他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青年知识分子在群众斗争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线索，贯穿这个人物的始终，残酷境遇下的感情发展也入情入理。这对蒋光慈过去作品中常见的概念化是有力的校正。爱情的穿插，及结尾的光明处理，也并非牵强附会。艺术上，由过去主观、空洞的感情宣泄，一变为客观细致的描写手法，生活实感大大加强，长篇结构也略具匠心。应当说，这是一部有一定深度的、开创了农村革命题材与新人形象的作品。对于蒋光慈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是革命现实主义对“革命浪漫蒂克”的一次攻克。设若不是作者早逝，或许以此为转机，更能提供出成功的革命文学力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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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蒋光慈、洪灵菲等作家的创作道路，与稍后的“左联”五烈士中的小说家柔石、胡也频相对照，便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转换中的初期无产阶级文学家：由早期的知识分子革命与恋爱的故事，转换成直接表现革命风云的题材；由塑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到赞颂觉醒后的工农领袖。而他们的代表作往往是在创作的后期才跃出的。柔石（1902—1931年）早期的《疯人》集、长篇《旧时代之死》、中篇《三姊妹》等，便一色以青年婚姻恋爱为题材，以浪漫的笔致描绘他们的苦闷。后期的代表性作品：著名的中篇《二月》、短篇《人鬼和他底妻底故事》、《为奴隶的母亲》，就能纯熟地表现青年知识者的追求，以及开掘下层劳动人民悲苦的命运了。《二月》是柔石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思考的结晶，从“五四”退潮下来的萧涧秋在芙蓉镇的短短经历，证明了在强大的中国封建主义习惯势力面前，个人奋斗、人道主义理想的碰壁。小说中陶岚的个性解放主义，陶慕侃的人才教育主义，方谋的三民主义，钱正兴的资本主义，各个人物纠葛在萧涧秋、文嫂的事件之中，写来都很生动，正能从一个侧面表现大时代下知识者徘徊、倒退的思想面貌。《为奴隶的母亲》写的是一个“典妻”的故事。作品深沉之处，便在于对春宝娘这样忍辱负重的中国普通农妇灵魂的如实表现。她默默地去充当为别人生子的工具，又默默地想念自己亲生的任何一个孩子。她的悲剧，是其对自身命运的习以为常，欲有所动，又无处表述。这对读者的感情冲击是相当深切的。《二月》细腻的心理笔触，描写人物与渲染环境的深沉抒情风格，《为奴隶的母亲》朴素、平易、内在的笔力，都具特色。柔石后期写他熟知的家乡生活的作品等，是完全超离于当时概念化的创作风气的。胡也频（1903—1931年）所写《圣徒》、《诗稿》等早期短篇集里的作品，和他的诗歌纯是个人抒发不尽相同，一部分虽也是表现爱情，另一部分则多方展示了劳苦群众与自己的不幸。《北风里》显然取自个人穷愁潦倒的生活，对典当自己心爱的雪莱放大照片时所受的社会鄙薄与侮辱，发出愤懑的呼喊。胡也频的转换也在后期。他在1929和1930年分别写出最后的代表作中篇《到莫斯科去》、长篇《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虽然还是以知识者的爱情、革命为故事，但已把这一切都放置在壮伟的历史图景之中。《到莫斯科去》里面的共产党员施洵白的形象还很薄弱。《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截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一段真实生活，表现白华在“五卅”运动的教育下，终于由无政府主义倒向她爱人刘希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是很有历史认识价值的。可惜这些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先驱者们，英才早逝，没能来得及写出更成熟、更壮美的篇章。他们的政治激情影响文学性表达的局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但他们为“左联”宏大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队伍的形成，确实做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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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青年作家的涌现，标志着现代文学在创作上真正结束了“革命文学”的时代而向前迈进了。丁玲显示出横跨两个时期的特色。她的《水》，以及张天翼的《二十一个》、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发表后，给当年的文坛吹入一股劲风，曾被人称为是“新写实主义”的势头。而他们的出现之所以令人瞩目，其主要原因正在于努力扫除概念化地描写身边琐事创作风气，造成了“左联”文学的崭新地位。以后，这批“左联”新人的小说创作，逐渐摆脱了初期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力图把政治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较好地结合起来，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努力塑造人物典型，也注意环境描写的典型化，开始在作品中体现出独特的生活藏量、语言储备与艺术个性，造成小说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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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04—1986年）是“五四”以后第二代善写女性并始终持女性立场的作家。她以第一个革命女作家的姿态，打破了冰心、庐隐等因思想创作上的某种停滞所带来的沉寂。丁玲在20年代末期，自身便是在一个冲破旧家庭的牢笼、坚忍地追求光明的伟大母亲影响下，在“五四”民主革命的感召下得以觉醒，进而接近社会主义，又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陷入苦闷的时代女性。从1927年发表《梦珂》始，到1929年末，共有十四五篇短篇小说，分别收在《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三个集子里面。《梦珂》写一个败落的封建家庭女儿闯入社会后陷入绝境的故事，在《小说月报》卷首发表时，便引起读者的注意。《莎菲女士的日记》给丁玲带来更大的声名，塑造了莎菲的形象，这是她早期作品里一系列“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中最重要的典型。在莎菲身上，有对封建礼教的背叛，对追求“真的爱情”、个性解放的无限憧憬。但她毕竟已经不是生活在“五四”时代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环境，小资产阶级在追求幻灭后的内心骚乱，这些，决定了莎菲执拗地寻觅人生的意义而又无出路，鄙视世俗又不时感到有沉入纵情声色中的危险，重感情更爱幻想、狂想。这就具体反映出历史投射在一部分知识青年身上的时代阴影——使反抗带有病态但仍是反抗——表现出莎菲形象的全部矛盾性。一个青年女作家，居然能把握与描摹出如此复杂的人物内涵，并用越轨的笔致加以披露，这本身便够令人注目的了。莎菲的苦闷，是“五四”时期获得个性解放的急进青年，在革命低潮中陷入彷徨无主的真实写照，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也对当时青年的时代苦闷起到聚光一照，发人深省的作用。丁玲塑造的莎菲、梦珂与茅盾笔下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时代女性一样，无疑是会占据着现代小说人物画廊的重要位置的。而丁玲一步入文坛，便带来一种细腻、大胆而又富有饱满感情的刻画人物复杂心理的特色，她受到一些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在某些地方又不禁使人想起刚写出《沉沦》时的郁达夫。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郁达夫所开创的描写知识分子“时代病”的自我伤感小说的总结与结束。莎菲的心理描写，在这方面也代表了丁玲的主要艺术成就。总之，认识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后再来理解她的早期作品《小火轮》、《自杀日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探求她全部的创作风格、人物形象体系的经络，便能把握住一根中心的线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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