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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左联”时期以前，丁玲的创作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中篇小说《韦护》在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中，表现了作家独特的观察与发现：中国士大夫家庭出身的觉醒了的新知识分子，一面为时代潮流所推动，成为新兴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驱，一面却在灵魂深处保留着充满浓重的士大夫气息的“旧我”的一角。丁玲敏锐捕捉到这一过渡时代的过渡性历史人物的特殊矛盾，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认识价值。以后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与《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展开的是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这时的丁玲，处在急剧走向左翼文学的途中。她已经参加了“左联”，正在努力脱出主要描写知识阶层的老路，开始试写表现工农大众的作品。但即便是转向农村题材，也依然显示出丁玲的特色，她以其特有的女性敏锐观察力和思想穿透力，“写出平常人所着眼不到处”〔1〕：《阿毛》一篇写资本主义现代都市文明对在封闭的封建宗法社会长大的农村姑娘的心理影响；《田家冲》写革命者（三小姐）把革命思想带到农村，在农民心灵深处激起的感情微澜，都从一个十分独特的角度，写出了处于激变中的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农民心理的变化，这都为40年代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更大规模地把握与表现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心理，奠定了基础。1931年发表的《水》，又以新的开拓震动了当时的整个文坛。《水》采用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十六省的特大水灾为题材，以丁玲前所未有的粗大笔触，展开场面。农民觉醒、反抗的群像描写如一组组雕像凸现着。冯雪峰在当年发表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一文中，曾总结过《水》等左翼小说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左联”现实主义小说的三条标准：“第一，作者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题材”，“第二，在现象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这些分析，自然都带有理论上的局限。丁玲在《水》里间接描写了自己缺乏真切感受的生活，放弃了对个别典型的刻画，又不讲究结构形式，这在以后，也是被她自己与其他“左联”作家所修正的。但是，冯雪峰的概括还是非常合乎“左联”早期一批革命小说的基本特点。而离开这些，也就很难理解《水》成为“普罗”文学重大突破这一文学现象。接着，丁玲沿着《水》的道路，写了《消息》、《法网》、《奔》、《夜会》等，描写工农的笔法逐渐熟练。“左联”时期丁玲发表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长篇《母亲》，这是她计划大规模描写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可惜与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一样，没有终篇。不过，《母亲》已能独立成卷，以作者母亲为原型，写出封建大家庭的日益崩溃没落，写出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代放开小脚的新型女性，如何叛逆地走过坎坷不平的路程。这里，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社会画面，从一个家庭的小小侧面表现整个时代的变迁。作者一贯独立思考女性的生活遭遇，一支善于描写女性的笔，又回到了她能够触摸得到的人物身上。她这方面的才能，到了抗战根据地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并与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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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翼（1906—1985年）是“左联”优秀的讽刺小说家，这一时期少有的文体家。最早认识他的价值的，是鲁迅、茅盾、瞿秋白等。他的初作《三天半的梦》就是经鲁迅之手在《奔流》上发表的。在这之前，张天翼中学时代曾向上海《礼拜六》投稿，写过滑稽和侦探小说，后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散文，有过多样的创作实践。他尤其熟悉都市的中流社会和下层市民的生活，具有敏锐的感受力。他自发表描写兵士的小说《二十一个》以后，崭露头角，后在30年代中期的讽刺潮中，逐渐走向成熟。1938年，代表作《华威先生》问世，由此引起长达数年的关于抗战文学要不要排斥暴露的论争，为整个40年代国统区的讽刺文学开了先河。张天翼在现代文学史上几次率先打破左翼创作的僵化局面，其功绩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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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张天翼的小说，较快地摆脱了短篇集《从空虚到充实》中的感伤情绪，致力于初期的革命文学创作，“移行到集体的世界里去”〔2〕。底层人民的挣扎和抗争，呻吟着，号叫着，跃入了他的作品。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一接触到这种硬朗的血泪画面，顿觉耳目一新。此外，也被张天翼那种新鲜流动的口语描写所折服。与同时代一些作家相比，他更了解城镇市民的生活，他的小说更具当代性。不过，这时期张天翼讽刺小知识者的题材还刚刚露头，大都显得浅露，甚至如鲁迅批判的“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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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到抗战前，张天翼的短篇《包氏父子》、《笑》、《脊背与奶子》、《出走以后》、《同乡们》，中篇《万仞约》、《清明时节》等一大批讽刺小说的产生，标志着他的创作的大转机，即讽刺艺术个性的形成。他由此提出了反虚伪、反庸俗、反彷徨的基本讽刺主题，以及三类讽刺性人物：虚伪、狡诈的地主官僚形象（如《笑》里的九爷、《脊背与奶子》里的长太爷、《蛇太爷的失败》里的地主蛇太爷），动摇、庸俗的小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小市民形象（这是他的特长，如《畸人手记》里的七哥思齐、《陆宝田》里的小录事陆宝田），愚昧不幸的城乡底层人民形象（如《同乡们》里的长丰大叔、《善女人》里的长生奶奶）。《包氏父子》是张天翼这个时期最突出的一篇作品。书中的门房老包是当时城乡底层人民中的人物，他希图通过拼命供儿子小包读洋学校的途径，摆脱穷困低贱的社会地位。两代人的心理和性格差别是如此之大：小包一心想要挤进花花公子郭纯们的行列里去，但那里至多只能给他一个“走狗”的位置；老包往上爬的愿望注定碰壁，甚至还没等他挤到上面去，连他自己在家里的生存空间，也被儿子挤掉了。这是使人发笑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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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还未及提出如华威先生这样重大的典型外，张天翼创作的独特价值这时已大体具备。他是一个极有创造活力的作家，不仅致力于作品题材多方面的开拓，而且进行短篇小说体式的多种试验，以及糅合各类方言（杭州、南京、上海、苏北、东北、湖南语）创造新鲜流动的口语化文学语言的尝试。他那样广泛地讽刺了30年代社会的种种矛盾，如果说老舍是旧中国北方市民社会的同情者与批判者，张天翼则是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市镇社会的揭发者。他的小说注重写人，在人生一瞬中透视出丰厚的人物性格史，勾勒人物的线条明净而不驳杂，善于狄更斯式地提炼习惯动作与用语，抓住人物的灵魂廓大其细小特点，写出大的性格。他的短篇小说，重视叙述角度的灵活多变，以动作、情绪作为叙述结构的内在依据，淡化故事情节，在有所省略中传达出叙述的节奏、动势和力度，形成横向结构的片断性、速写性很强的富有戏剧张力的小说形式。他确实能按自己活跃的感觉、意识所能捕捉到的样子来创造小说文体。张天翼没有鲁迅讽刺那样博大精深，也没有老舍那样温婉，但自有其锋利劲捷处，他的泼辣豪放的夸张风格十分鲜明，而意气浮露的缺欠，在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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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天翼有朋辈乡谊，受其影响较大的作家有蒋牧良（1901—1973年）。蒋牧良有一部分写农村、旧军队与城市公务员生活的小说，如短篇《赈米》、《伙食尾子》、《生死朋友》、《懒捐》，中篇《旱》等，与张天翼取材颇接近。他在湖南乡间做过“游学先生”，以后当过兵，也任过下级职员，生活面宽，作品中能抓住尖锐的社会弊端，从军饷、赈米、收租、出丧、升官等典型事件中刻写讽刺性人物。但喜剧色彩远不如张天翼浓烈，情节也不那么奇崛，偏于冷静，针脚密实，语言质朴。他较优秀的讽刺作有《雷》、《集成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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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后期的作家周文（1907—1952年）也擅长于社会暴露。他一个时期在西康的旧军队里任过文书，所以《雪地》一篇，以描写川康边地风情和军阀的倾轧、丑恶的吏治为其特色。后来的短篇《红丸》，中长篇《烟苗季》、《在白森镇》等，都是沿着这条路子走下来，同时露出讽刺，摆脱了单纯揭发反面人物的写法，掺入了喜剧的因素。此外，写出《达生篇》的万迪鹤，可归入讽刺叙事风格一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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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1904—1992年）与张天翼一样，作为“左联”新人而登上文坛。他早年接近与参加革命，流落上海时与成都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艾芜相遇，开始练习写作，并向鲁迅先生请教。这便是有名的关于题材问题的通信。鲁迅说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成为沙汀创作的座右铭。他这时期的小说，反映了左翼文学的深化过程。成名作《法律外的航线》，剪辑了长江航线上一艘外国商船上的一连串镜头，既写出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的欺凌，又从侧面展示了两岸农村燎原的烈火。此篇与直接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生活的《老人》、《战后》，“创作上的主要意图是：反映当时的土地革命运动”〔3〕。但由于“左联”初期创作倾向的影响，多凭间接的生活经验写劳动人民题材，又不着重于单个人物形象的刻画，致使一部分作品较为概念。以后沙汀接受了茅盾的建议，放弃了这种“印象式的写法”，采用接近茅盾的叙述体式，把笔锋转到极为熟悉的四川农村社会上去，且展露出讽刺光彩。虽然沙汀更大的创作成就是在下一个文学时期，但这阶段写出的《丁跛公》等，已经表现出沙汀是一个最能刻写旧中国农村黑暗生活，有着农民幽默气质的小说家。这些作品散发出泥土的气味，沉闷、闭塞、阴暗，不是一抹轻淡凄婉的田园颜色，而是从四川农民饱受军阀中世纪式的暴政里浓缩出来的，具时代、阶级烙印的黑色基调。这里有灾区里每日自提米、肉，临时借锅灶做饭吃，却不忘在濒于死亡的灾民身上刮油的代理县长（《代理县长》）；有迫使被抓壮丁的哥哥去枪毙当逃兵的弟弟的惨剧（《凶手》）；有军阀士兵强奸月子里的妇女，造成其婆母发疯的情景（《兽道》）；有一个争自由的弱女子，在“五四”运动发生十几年后的内地，被活活钉死在棺材里的故事（《在祠堂里》）。每一篇小说都是骇人听闻的，由四川特殊的黑暗返照了旧中国普遍的黑暗。与抗战时期沙汀最富喜剧色彩、讽刺最泼辣的小说相比，这时的暴露小说的特色之一是颇有诗意。这是指那种不露声色的文韵，感情内涵凝重，以及精选艺术细节，擅长于气氛、场景的渲染等等。《在祠堂里》通过邻人们的敏锐听觉，烘托出茫茫夜色中各种令人颤栗的声响，交织成如磐黑暗的诗的意境。沙汀的小说，在这时期已经显出他刻画人物的深厚功力。他特别能写出一批四川农村基层政权中的反动角色：流氓市侩型的《代理县长》里的县长，昏庸官僚型的《龚老法团》里的旧派绅士。用的是白描手法，抓住反面人物充满丑与恶的性格要害，如伪善、凶狠、颟顸而又不自知等，精选细节，从深处挖掘人物带有心理内容的谈吐与动作细节，重复地深化人物，加上一点点适量的人物历史回叙，结尾又添一笔余味深长的点染，这便是沙汀式的刻写人物的技法。沙汀小说又以浓厚的地方色彩闻名，出奇的是他主要不靠画出川西北风俗图卷的办法，而是从人物、环境的复杂关联中，处处描摹四川的世态人情。应当说，他的讽刺艺术与鲜明的民族风格，到40年代则更为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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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并非“左联”成员，但创作上与以茅盾小说为代表的左翼倾向相接近的作家是吴组缃（1908—1994年）。他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30年代破败的农村，作品不多，结集的小说主要收入《西柳集》，但每篇都很精当，有分量。吴组缃的农村小说是用知识分子经过锤炼的“白话”写成，观察冷静、细腻，不动声色，写平凡的人、事，偏能高度集中，深入开掘。他受到茅盾的影响后，开始重视用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生活，解剖社会，所以被称为善于进行社会分析的小说家。《樊家铺》反映安徽农村残破的现实，在丰收的年景里逼迫线子嫂为搭救入狱的丈夫，在一种特殊的情境里，亲手杀死了吝啬成性的放高利贷的母亲。作者选取了伦理道德的角度，从母女关系的变态方面，反射了中国农村惊人魂魄的经济压迫，平实的题材提炼出富有戏剧性的小说故事。代表作《一千八百担》，数万字的作品，副题称为“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并无什么情节，从头至尾着眼于宋家各房十几个人物为争夺宗祠积谷，在会前的丑恶表演。由于众多的人物在作者笔下个个活龙活现，通过地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反映出当时农村经济全面崩溃的深刻背景。这篇小说以全部“白描”工笔式的对话组成，是很奇特的。就像《菉竹山房》写那个守寡终身，为旧礼教殉葬，但在内心藏有爱火的二姑的诡秘行为，传达出一种阴森的气氛，也表现出吴组缃小说从平凡中见奇崛，细密凝练中透出曲折与不凡。作者是很有古典文学修养的作家，他的小说讲究细节描写，讲究人物的个性化，讲究浓郁的地方色彩，表现出一种取精用宏，文字精密而又流动的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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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掺和着自己的血泪，从正面表现农民的苦难、觉醒与对生活的期冀，叙事风格也近似茅盾的，是“左联”后期的青年作家叶紫（1912—1939年）。叶紫虽只活了27岁，仅有短短六年的创作生涯，却为革命文学留下了分量不轻的遗产。他写有短篇集《丰收》、《山村一夜》和中篇《星》。酝酿多年的长篇《太阳从西边出来》，以及中篇《菱》都没来得及完笔。他的生命与他的作品一样，都在一种极严酷的环境下显得更加坚实。叶紫属于那种来自生活底层，在暴风雨的年代里，有着传奇般生平的作家，一生贫病交加。他有雄厚的生活积累，蕴蓄着对旧世界的仇恨，一旦投身文学，便迸发出旺盛的创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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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紫的大部分小说都是真实表现大革命失败前后洞庭湖畔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在“左联”和30年代众多的农村小说中，叶紫以能揭露农村阶级压迫的尖锐性著称。他写的是火和血的事实。以土地革命风暴、工农红军的反“围剿”为重大背景，描写几代农民的性格及其成长，这在现代文学史上还属少见。《丰收》和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同样是写“丰收成灾”，但画面何等严酷、逼真。云普叔这个勤劳、守旧的老农，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终于清算了自己在抗租前后的糊涂思想。类似这种觉醒的老一代农民，还有《电网外》里的王伯伯、《向导》中的刘妈等。他们都是在中国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里挺立起来的。而《山村一夜》中受小生产者眼界的严重束缚，麻木到将参加农运的儿子送给官家，还希求生还的汉生爹，便是一个愚昧的悲剧。全力描写这种站在时代潮流内外的新旧农民，是叶紫创作的一大贡献。其中包括在父子两代的思想矛盾中突现出来的青年农民形象，如《丰收》与它的续篇《火》中的立秋、《杨七公公过年》中的福生。《星》里的梅春姐由一个饱受摧残的普通青年妇女，成长为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这里写的妇女解放，比起“五四”时期的文学来有了新的现实作为生活基础。叶紫的小说提供给人们的是“黑白分明的铅画”：他的故事总是描写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他的人物也只是具有两种感情的强烈的爱与憎，他把生活强化了，也简化了，这种“两分法”的人物设置、结构方式，对以后的农村题材小说有重要影响。叶紫小说同时洋溢着理想的光辉，充满昂扬的音调，又不回避斗争的残酷，自有一种悲壮的美。笔触阔大，有时不免粗疏，但却是在那个时代的风雨中孕育成。“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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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吴组缃、叶紫等的左翼小说，所具备的与茅盾类似的小说文体，都是用二元对立的因果关系来表现复杂的社会斗争的。作者和叙述者对作品的干预，主要不是靠情感因素的突入，而是将这种运用社会分析方法之后构成的故事模式，貌似客观地托出来。它的主题清晰，戏剧性冲突集中撼人，运用细节刻画人物雕镂性强，但情节结构呈封闭型，中国读者易接受，一般作者易模仿，所以在左翼文学内部成为主流的小说体式。而到了主观情绪型的作者手里，便发生变形，比如艾芜、萧红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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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1904—1992年），曾怀着“劳工神圣”的信仰，孑然一身，流浪在我国西南边境，以及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充当过杂役、马店伙计、僧人伙伕、报馆校对、小学教师等各式职业，亲身获得了《南行记》集里的那些特异的生活素材，体验了社会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缅甸当局驱逐出境回国，不久成为“左联”青年作家之一。《南行记》是艾芜最突出的短篇集，以一个漂泊知识者的眼光观察并叙述边疆异域特殊的下层生活，刻画出各式各样具有特殊命运的流民形象，包括偷马贼、烟贩子、滑竿夫、强盗、流浪汉等等。这些人被社会抛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被迫采取各种奇特的谋生手段，表现出性格上的特异色彩。与沙汀不同的是，艾芜笔下很少写反面人物，但他也不回避劳动人民身上被苦难生活扭曲成的畸形和被统治者的思想毒化了的那一部分污垢，并没有为赞美他的人物而人为地“净化”其灵魂。由于艾芜艺术个性中对人民的美和善的品格的特殊敏感，他总是能在怪戾的言行中挖掘出下层人民的灵魂美，在渣滓堆里发现闪光的金子。成名作《人生哲学的一课》，描写流浪知识青年“我”在昆明走投无路的窘困生活，读来并不觉得低沉，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对生活执著的力量。他还有一些小说暴露帝国主义分子对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妇女的任意所为，感情色彩颇强烈。《山峡中》被公认为艾芜早期的代表作品，写一群被生活逼迫铤而走险的流浪者的生活。他们走私、行窃，甚至杀人越货，以恶对恶，但不乏爱憎分明与憧憬美好生活之情。外号叫“野猫子”的姑娘，生活使她变得强悍不羁，她的机灵、泼辣与正直，给人很深的印象。而小黑牛由懦弱走向死路的不幸命运，正是作者对旧世界的愤怒控诉。这篇小说很能体现艾芜这时期的特色：用特异的边地人民传奇生活为题材，开拓了现代文学反映现实的新领域。并且，在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流派之内，发展起一种充满明丽清新的浪漫主义色调与感情的、主观抒情因素很强的小说。艾芜40年代的创作向纯写实回归，影响却减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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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也如叶紫充溢着深沉的力的、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北平等地的一些青年作者，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李辉英等人，习惯上被称为“东北作家群”，形成于30年代中期。他们有的未正式加入“左联”，但其创作实际上构成“左联”文学的一部分。正是他们，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第一次把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搅成一团，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令人感奋。这批青年作家富于激情，尤其以萧红受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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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1911—1942年）是一个文学创造力特出的天才的女作家。这位女性一生的坎坷遭遇本身，便是一部小说。她的创作活动仅仅九年，31岁在香港寂寞地早逝。由于得到鲁迅的关怀，萧红的《生死场》，与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都作为奴隶丛书出版，产生了影响。《生死场》展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北部农村市镇的生活图景，里面坚韧地挣扎着的有王婆、金枝、月英等农村妇女，小说描述了她们的命运，并不从正面写抗日斗争，也不精心结构故事，却以萧红纤细敏锐的艺术感受写出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沉滞、闭塞，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民族活力的窒息。其间也包含了作家更深层面的思考：这一方浸润着血污的黑土，乃是人的永劫轮回的“生死场”，于是，在精致的描写中，也就有了某种“寓意”（象征）。后来，她写的短篇收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等集，还有讽刺长篇《马伯乐》，后期代表作长篇《呼兰河传》、短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以更加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萧红小说的风俗画面并不仅为了增加一点地方色彩，它本身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与深刻的生命体验。“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这一句几乎可以看作是全篇的主题词。从她的作品视界所能看到的故乡人民的生活方式，几乎便是无生活方式：吃，睡，劳作，像动物一般生生死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在这样的停滞的生活中是必然产生小团圆媳妇的悲剧的。但这里的“城与人，少女与老人，生者与逝者”的关系中，也存在着生命中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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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小说的文化形态因为本真，因为原始，所以在表现传统的落后文化对人的戕害，及对中国社会滞后发展的作用上，在展现关于生与死、关于空间的永存、时间的永动等生命体验方面，提供了一部形象的文学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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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小说文体的角度看，萧红深具冲破已有格局的魄力。她说过大体这样的话：“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5〕她就注重打开小说和其他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并融进作者强烈的感情气质，风格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萧红的忧郁感伤可以与郁达夫的小说联系起来看，但她没有那样病态、驳杂，更有女性的纯净美。她的文体是中国诗化小说的精品，对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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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1907—1988年）与萧红合称“二萧”，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小说家之一。他青年时当过士兵、下级军官，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刚猛的反抗精神。其代表作《八月的乡村》描写一支抗日游击队伍的成长，与萧红从侧面表现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人民的缓慢觉醒不同，写得尖锐、雄浑、遒劲。小说正面刻画了陈柱司令、铁鹰队长、游击队员李三弟、崔长胜等新的农民形象。画面少修饰，结构是短篇连缀式的，更接近生活的原型。全书响彻着英雄主义的音调。他还有《羊》、《江上》等短篇集，塑造了东北下层人民质朴而坚韧的灵魂。以后又用近二十年之力，写出宏大的《过去的年代》（1936年以《第三代》为名出版第一、二部，到1955年以《过去的年代》为题修改出版全书），展现了本世纪初东北人民由农村自发反抗到城市有组织斗争的历史道路。作者在作品中对在东北特异环境中形成的“胡子”的特异性格做了精心的刻画，并展开了对各种类型的农民、妇女、知识分子不同性格的广阔描绘，企图对东北地区的“民魂”做历史深、广度的开掘，小说以题材的独创性、浓郁的地方色彩、生活画面的广阔、人物性格刻画的历史深度，对现代长篇小说艺术发展做出贡献，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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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作家群里，以《鴜鹭湖的忧郁》走上文坛的端木蕻良（1912—1996年）也是典型地表现出大地深情的流亡者文人。他的主要作品在抗战前都已酝酿，只是因长篇《科尔沁旗草原》的发表出版受挫，才使后收入《憎恨》一集的各个融和了粗犷与柔意的短篇小说先期登台亮相，而实际上它们都是东北荒原一系列的呼号。《鸶鹭湖的忧郁》是他的成名作，是用诗情的笔法写出难以想象的人民贫穷，悲愤郁怒之情回荡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出遭受压抑的凄厉感。他还善于在抗日的题材下表现东北特殊的风情，《遥远的风砂》、《浑河的急流》都有磅礴的气势，民族意识通过地方的豪放性格表露，野性的汉子与柔媚未驯的女性，构成他小说雄浑的世界。端木蕻良的大部分作品因其民族情绪和乡情双重地受到压抑，而在作品中用一种突出画面，突出有意味的瞬间景物、人事的方式，采用广阔的时代视角来表现大地与东北农民的血肉关系。后来发表的《大地的海》，除了面对民族敌人，对自己力量的觉醒，也有面对自然大地倾泻而出的强悍的人性。长篇《科尔沁旗草原》是一个鸿篇巨制，史诗性的结构、气势和画面的急剧变换，把远古至“九·一八”前夕东北草原首富丁府的由盛而衰的历史纠葛，他们的后代丁宁作为旧家族制度的忏悔者、畸零者，大山作为反抗者，用叙事诗的方式加以表现。端木蕻良的小说有英雄情绪，善于营造意象和气氛，他注重方言的运用，叙述带跳跃性，用笔举重若轻，讲究力度，在小说体式上有新的创造。抗战时期他还出版了《大江》等长篇。另外的东北作家，舒群的名篇是《没有祖国的孩子》，骆宾基的长篇处女作是《边陲线上》。骆宾基（1917—1994年）发表作品比上述作家略迟，跨抗战爆发前后的作品《边陲线上》，叙事虽然芜杂，故事充满史诗性，地主、农民的矛盾和一支抗日队伍包含的内外矛盾，却被作者用大的手笔组织起来。它预示了作者的未来，到40年代更有力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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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东北作家群在内的“左联”青年作家群是一支力量雄厚的队伍。小说家还有葛琴、草明、欧阳山、荒煤、奚如等。“左联”外的罗淑，写有《生人妻》，被认为是左翼文学的成果。左翼小说继承“五四”传统将社会小说文体加以强化，以其阶级性、民族性的活力，吸引了当时激进文学青年中的英才。不仅有农村破产的乡土小说写出，也产生了将城市作为政治斗争舞台来看的都市小说。左翼小说家对30年代中国小说的文体，也做了多方面的探索。社会剖析小说之所以成为当时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正格”，是因为它概括社会生活的历史深广度，已如前述。在此大势之下，左翼文学在深化中又发生变异，主导性的小说人物、环境的典型论，创作方法论，并没有束缚萧红、张天翼、丁玲、端木蕻良等一大批有才情的作家，在小说的抒情性质、讽刺性质和心理性质方面做出细微而大胆的试验。萧红把诗体小说甚至推向“象征”层面。张天翼尝试过各种小说叙述“话语”，模拟纯客观叙述可以用更多的对话，直视人物心理的可以采用独白，述事话语与表意话语有各种搭配，口语叙述和文人语叙述也各有其长处。这样，左翼小说的各种“正格”的变体，也经常出现，并不为怪。相对来说，左翼小说在形式方面偏于向外国小说学习，它虽然提倡大众化，但在化解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以适应民众阅读方面，它只能到了40年代的根据地乡村环境下才有所觉醒，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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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170000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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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京派小说和其他独立作家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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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和文化中心上海，而活跃于北方的京派作家，它的基础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分子。文学研究会不在北方的小说家，有的成为左翼作家的台柱如茅盾；还有相当一部分思想进步、与左翼保持良好关系，但仍独立地坚持自己的“人生派”立场和现实主义风格，如叶圣陶、王鲁彦、王统照、许地山等。后者虽缺少左翼文学那种历史的巨大力量，却也受到时代潮的拍击，面对动荡不定的社会生活，加强了他们小说的现实表现深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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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于1930年出版了他的《倪焕之》，与茅盾和《子夜》一道，成为现代长篇小说的真正开端。茅盾誉《倪焕之》为“扛鼎”之作，称赞它从一个广阔的背景中来展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小说还提供了倪焕之这一不可重复的“五四”理想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的“理想主义”不仅其内容（建设理想的学校和家庭）是“五四”式的，而且连精神特征，那样的纯洁、天真，一味沉溺于美好无邪的幻想，而决不考虑社会环境与实现理想的现实可能性，都反映了“五四”历史青春期的特点。《倪焕之》仿佛是一个“五四”小说的小结，同时开启了下一阶段。在以后表现30年代的作品里，叶圣陶在悲哀的平淡中，加进饱含深意的讽刺性。《多收了三五斗》、《李太太的头发》、《英文教授》是其中的名篇。另外的作家王鲁彦更专注地描写最初感受到都市气息的浙江乡镇市民。短篇《桥上》、《屋顶下》、《李妈》等，都能将笔深入到农民的民族性弱点上面。抗战前夕写出的《野火》是关于农民逐步走向反抗的长篇。王统照1933年出版的《山雨》，通过自耕农奚大有被迫离开土地的遭遇，展现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前后所发生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变化过程。许地山除了《春桃》，这时期的重要作品是《铁鱼底鳃》，着力挖掘民族性格坚忍不屈的一面。这些20年代开始执笔的小说家同其后的京派，文学上的联系可包括共同承继着“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传统，在表现中国农民的民族性格和南北方乡镇生活的解体上，做出开拓等等。但这时，京派开始全面地超出它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