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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风景线》因能将本来是植根于西方都会文化的现代派文学神形兼备地移入东方大都会，才审美地发现了上海的“现代性”。作者将叙述者的“感觉”上升到最显著的层面，使人耳目一新地推出意识跳跃、流动的小说文体。刘呐鸥小说的意义在于说明：现代都市要用现代情绪来感受，都市男女的故事也不单单是猎取一点病态心理夸张地予以表现，而在于对城市人的生存处境的细加体验。几篇写得有特点的小说，如《残留》运用内心独白，全篇意识流化，表明城市给人造成的极度压抑。《风景》是写现代机械的直线和角度的压力，竟迫使人们逃离城市，去企图寻找赤裸裸的人间真实。这些作品的意义，都在证明，对于现代都市，再不能用“鸳蝴派”的陈旧暴露眼光来识别了。刘呐鸥所“感觉”到的上海，是五光十色的，又是混沌不清的，是充满活力的，也是冷漠、孤独、荒凉无边的。当然，这可能更接近现代物质文明下的都市本体。刘呐鸥的芜杂，他在批判城市中迷失而缺少了真正的批判能力，差不多是他这一派的共同的限制。至于刘本人，杜衡把他与穆时英加以区分，说“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是时英”〔24〕。主要指他与中国现实结合得不够，洋味太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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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1912—1940年），人称“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等，为一时风行的海派作家。初期的作品收《南北极》集，反映都市下层流浪汉的生活状态，叙述笔调虽短促别致，但还属于写实。从1932年起，写新感觉主义的小说，有了《公墓》、《上海的狐步舞》、《黑牡丹》、《白金的女体塑像》等作品，才完全显示出他的现代派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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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式洋场小说家。因为充足的才气，无顾忌的描写，会觉得他有点文字暴发户的味道。他把新感觉的文体，发挥得淋漓尽致。是他创造了心理型的小说流行用语和特殊的修辞，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的交错以及充满速率和曲折度的表达式，来表现上海的繁华，表现上海由金钱、性所构成的众声喧哗。是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在现代文学上第一次使得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可供品赏，同时进行一定的文化思索。《上海的狐步舞》是未完成长篇的一节，整篇的旨意是“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却由无数条线索、无数个互不相干的故事构成，彼此没有直接的连续性，用的是“蒙太奇的语法”组接。《黑牡丹》写从都市逃离，其中关于动态的舞女生活段落，表现了穆时英独特的感受。《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好像是五个“声部”的回旋、汇聚。穆时英的小说，确实可说是现代的“有意味的形式”。他的城市意味比较复杂，总体还是批判性的，但一个个的局部，如夜总会、舞厅、饭店等，又呈迷醉状。这是他对物质文明、商业文明的一种双重的姿态，也是一种现代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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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了批判—迷恋，穆时英的现代派十足的作品内面，始终还有第三重的审美意味，就是潜在的哀婉抒情气息。这是他作为中国文化传接者无法摆脱的。他将“抒情”不仅给了回忆往昔的题材如《公墓》、《莲花落》，也在他的纯都市小说中贯穿。而且他随时又能把“抒情”一反，做激烈的动作性描写，讲究节奏，快速组接，像《上海的狐步舞》、《红色的女猎神》那样，特别富于刺激。所以有人说他是“技巧派”，沈从文说他“邪僻”，“所长在创新句，新腔，新境，短处在做作”，同时推崇他的《五月》，说是“特具穆时英风，铺排不俗”〔25〕。他的影响当时就十分显著，所谓“穆时英笔调”，所谓“穆时英作风”，一时风靡上海滩，从先锋型的大牌刊物，到商业性的画报、小报，都可见对他模仿的文字。穆时英是连同他的文字，都带有传奇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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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1905—2003年），他的第一个短篇集《上元灯》，其中大部分小说都是用怀旧情绪来表达少男少女初恋的诗意和小市民生活，出版后获得好评。1932年主编《现代》，以写作《鸠摩罗什》为契机，之后有意地运用精神分析学说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遂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部分地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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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在30年代堪称独步。历史题材的故事新编在前，如《将军底头》、《石秀》、《李师师》等，用精神分析来重新解释历史人物和事件。《梅雨之夕》、《狮子座流星》、《春阳》这些篇什，心理分析更从尘封的故纸堆直深入到现代都市，深入到女性的世界中去。应当说，在现代环境下的男女发生的矛盾，是更适于窥视人性的经久不息的涌动层面的。由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男女情爱，就这样成了施蛰存小说的母题。这时期的作品主要收入《梅雨之夕》集、《善女人行品》集。这种文学要推行到市民群中去，势必要以新奇的趣味来取胜，所以，他的小说又不断改变手法，尝试新技巧，显得十分的不安分。他写潜意识，写出了《夜叉》，写出了《魔道》；受爱伦·坡的影响写了《凶宅》，类似一种心理探秘，自己也跌进了“魔道”吃了一惊，很快开始转向。他的《小珍集》里的一些优秀之作，就显示了某种回归写实、探索心理现实主义的新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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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海派都市小说家，施蛰存还有一点，即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倾向。他栖身于上海，但松江有老屋存焉，这是他的文学“后院”。他的早期小说有赖于对江南乡镇的回溯，已经显出他与穆时英、刘呐鸥的相异。后来的心理分析小说脱去模仿的痕迹，成熟的代表作一律是乡镇进入城市的那种“文化碰撞”结构。《春阳》写为旧式婚姻牺牲了青春的中年乡镇富婆，在春天的阳光和商业大都会气息的诱发下，萌动的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性爱心理。一个弗洛伊德心理小说的框架，却把社会变迁隐约地包含在人物心理变迁之内。十几年里上海的畸形繁荣，与其周边的保守城镇的关系，就包含在这春阳一日的变化之内。其他如《雾》、《鸥》等，也都是这样的结构。到他写集外的《黄心大师》等作品，乡村的和民间的影响，便再一次地浮现出来。可以说，施蛰存的城乡统有的“情结”，贯穿了他的文学全程，并保证他的创作拥有一贯的气息。他是最早认识到现代派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付诸实践。他自己评价自己给中国小说带来什么新的东西时说，是“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26〕。这是公允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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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称得起是新感觉派后续作家的，是黑婴、禾金。黑婴生于印度尼西亚，只身来到上海，入暨南大学外语系，不久开始创作，发表《五月的支那》等小说。起初他并无新感觉派性，收在《帝国的女儿》集子里的作品都是忧郁地叙述海外游子对破败故地的忆念。不过已能看出他内部有感伤诗质的存在。此类的浪漫性，是很容易通向现代主义的。以后，他的流离感就蔓延到他寄寓的上海来了。这部分新感觉体的小说，几乎未及入集。1933年的《1000尺卡通》，及以后的《雷梦娜》、《伞·香水·女人》、《咖啡座的忧郁》等〔27〕，叙述的文体明显发生转换，频繁出现跳动的节奏，连题目都越来越都市化，其中的不幸男女，尤其是女人中的舞女、妓女、侍女，均变成了故事的主角。他本来就擅长写上海的“流浪族”，写都市遭欺侮、遗弃的一群，这时候更加进新的分子，即出现了适应都市、报复都市的摩登女郎，如《女性嫌恶症患者》、《回力线》里所写的〔28〕。黑婴的新感觉主义倾向，把他的都市流浪女的形象，终于演变成了都市的女主人。他的这部分小说的影响，比早期作品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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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金的生平不清。他的小说发表在30年代中期，属新感觉派的余光。《副型爱郁症》发表以后，受本派同人赏识，被认为“足以使一般徒负虚名的老大作家吃惊并惭愧”〔29〕。禾金的现代性非常显著，他的主题是“一切现代的都是病态的”，由此引发出全部的冲突。他具有十足的穆时英风，也是一种感伤的现代主义的品格。《造形动力学》、《副型爱郁症》里的女性，或开放、或“左”倾、或忧郁而亡，显示都市的某种生存环境。有趣的是这环境里的人所读的文学作品正是《都市风景线》（刘呐鸥）、《公墓》（穆时英）、《紫丁香》（叶灵凤），划定的是海派的自足圆圈。《蝶蝶样》揭示都市之子叛逆心理，一方面是对凶狠社会的可怕的仇视，一方面是依然不能摆脱有闲者所创立的生活情趣。这造成都市人的复杂性格。禾金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文体形式的讲究，包括感觉型句子的排列、浓冽的低回调子的酝酿、电影镜头式的不断切割，用得都极娴熟。不过他的缺欠也在这里，他太像穆时英，便很难超出穆时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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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觉派的小说，是海派发展中的重要一支。是它把文学中的“都市”地位提高了。小说里不仅有都市中的人，还有人心目中的都市。在用外国的现代派文学来调适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方面，它受到上海的大学生和写字间职员读者群的青睐。这样才把现代话语传播到一部分市民当中去。海派经了新感觉派的这次加入，得以提高、重塑，先锋意识和由来已久的通俗意识有可能找到一些聚合点，于是向40年代的新市民小说迤逦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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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30年代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确立后进一步深化并求得发展的时期。历史品格浓厚的长篇占主导，而诗体长篇居然也同时出现，但哪一种都突破了单线条的传统长篇体制。短篇在“横截面”体的完善的同时，又追求片断的完整性、印象的统一性及无限开放地摄取人生和内心深广性。写实小说有散文化变体，也有人物高度典型化、集中化的佳作。抒情小说由直抒胸臆向创造诗的意境进而向40年代小说的哲理诗情方向发展。讽刺小说有严正的政治抨击、批判，也有更喜剧化的风俗讽刺、幽默讽刺。历史小说更是门类齐备，流派纷呈，社会派、浪漫派和心理分析派俱全，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30年代小说主流体式明显，而多样变化、不拘成规，使它成为繁盛发展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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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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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天翼：《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张天翼文集》第9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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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汀：《〈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沙汀文集》第7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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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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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聂绀弩：《萧红选集·序》，《萧红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至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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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林徽因》，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95页、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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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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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孟实（朱光潜）：《桥》，《文学杂志》1卷3期，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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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论》198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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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废名：《新诗问答》，《人间世》15期，193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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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萧乾写有《忧郁者的自白》，为《栗子》集的“代跋”。《栗子》，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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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芦焚：《黄花苔·序》，收《黄花苔》，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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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掠影记》之一《灵异》、之二《还乡》、之三《苦役》，连载于《文丛》1卷2、3、4号，1937年4、5、6月。《掠影记》似未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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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西渭：《〈里门拾记〉——芦焚先生作》，《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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