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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在30年代堪称独步。历史题材的故事新编在前，如《将军底头》、《石秀》、《李师师》等，用精神分析来重新解释历史人物和事件。《梅雨之夕》、《狮子座流星》、《春阳》这些篇什，心理分析更从尘封的故纸堆直深入到现代都市，深入到女性的世界中去。应当说，在现代环境下的男女发生的矛盾，是更适于窥视人性的经久不息的涌动层面的。由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男女情爱，就这样成了施蛰存小说的母题。这时期的作品主要收入《梅雨之夕》集、《善女人行品》集。这种文学要推行到市民群中去，势必要以新奇的趣味来取胜，所以，他的小说又不断改变手法，尝试新技巧，显得十分的不安分。他写潜意识，写出了《夜叉》，写出了《魔道》；受爱伦·坡的影响写了《凶宅》，类似一种心理探秘，自己也跌进了“魔道”吃了一惊，很快开始转向。他的《小珍集》里的一些优秀之作，就显示了某种回归写实、探索心理现实主义的新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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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海派都市小说家，施蛰存还有一点，即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倾向。他栖身于上海，但松江有老屋存焉，这是他的文学“后院”。他的早期小说有赖于对江南乡镇的回溯，已经显出他与穆时英、刘呐鸥的相异。后来的心理分析小说脱去模仿的痕迹，成熟的代表作一律是乡镇进入城市的那种“文化碰撞”结构。《春阳》写为旧式婚姻牺牲了青春的中年乡镇富婆，在春天的阳光和商业大都会气息的诱发下，萌动的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性爱心理。一个弗洛伊德心理小说的框架，却把社会变迁隐约地包含在人物心理变迁之内。十几年里上海的畸形繁荣，与其周边的保守城镇的关系，就包含在这春阳一日的变化之内。其他如《雾》、《鸥》等，也都是这样的结构。到他写集外的《黄心大师》等作品，乡村的和民间的影响，便再一次地浮现出来。可以说，施蛰存的城乡统有的“情结”，贯穿了他的文学全程，并保证他的创作拥有一贯的气息。他是最早认识到现代派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付诸实践。他自己评价自己给中国小说带来什么新的东西时说，是“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26〕。这是公允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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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称得起是新感觉派后续作家的，是黑婴、禾金。黑婴生于印度尼西亚，只身来到上海，入暨南大学外语系，不久开始创作，发表《五月的支那》等小说。起初他并无新感觉派性，收在《帝国的女儿》集子里的作品都是忧郁地叙述海外游子对破败故地的忆念。不过已能看出他内部有感伤诗质的存在。此类的浪漫性，是很容易通向现代主义的。以后，他的流离感就蔓延到他寄寓的上海来了。这部分新感觉体的小说，几乎未及入集。1933年的《1000尺卡通》，及以后的《雷梦娜》、《伞·香水·女人》、《咖啡座的忧郁》等〔27〕，叙述的文体明显发生转换，频繁出现跳动的节奏，连题目都越来越都市化，其中的不幸男女，尤其是女人中的舞女、妓女、侍女，均变成了故事的主角。他本来就擅长写上海的“流浪族”，写都市遭欺侮、遗弃的一群，这时候更加进新的分子，即出现了适应都市、报复都市的摩登女郎，如《女性嫌恶症患者》、《回力线》里所写的〔28〕。黑婴的新感觉主义倾向，把他的都市流浪女的形象，终于演变成了都市的女主人。他的这部分小说的影响，比早期作品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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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金的生平不清。他的小说发表在30年代中期，属新感觉派的余光。《副型爱郁症》发表以后，受本派同人赏识，被认为“足以使一般徒负虚名的老大作家吃惊并惭愧”〔29〕。禾金的现代性非常显著，他的主题是“一切现代的都是病态的”，由此引发出全部的冲突。他具有十足的穆时英风，也是一种感伤的现代主义的品格。《造形动力学》、《副型爱郁症》里的女性，或开放、或“左”倾、或忧郁而亡，显示都市的某种生存环境。有趣的是这环境里的人所读的文学作品正是《都市风景线》（刘呐鸥）、《公墓》（穆时英）、《紫丁香》（叶灵凤），划定的是海派的自足圆圈。《蝶蝶样》揭示都市之子叛逆心理，一方面是对凶狠社会的可怕的仇视，一方面是依然不能摆脱有闲者所创立的生活情趣。这造成都市人的复杂性格。禾金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文体形式的讲究，包括感觉型句子的排列、浓冽的低回调子的酝酿、电影镜头式的不断切割，用得都极娴熟。不过他的缺欠也在这里，他太像穆时英，便很难超出穆时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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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觉派的小说，是海派发展中的重要一支。是它把文学中的“都市”地位提高了。小说里不仅有都市中的人，还有人心目中的都市。在用外国的现代派文学来调适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方面，它受到上海的大学生和写字间职员读者群的青睐。这样才把现代话语传播到一部分市民当中去。海派经了新感觉派的这次加入，得以提高、重塑，先锋意识和由来已久的通俗意识有可能找到一些聚合点，于是向40年代的新市民小说迤逦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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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30年代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确立后进一步深化并求得发展的时期。历史品格浓厚的长篇占主导，而诗体长篇居然也同时出现，但哪一种都突破了单线条的传统长篇体制。短篇在“横截面”体的完善的同时，又追求片断的完整性、印象的统一性及无限开放地摄取人生和内心深广性。写实小说有散文化变体，也有人物高度典型化、集中化的佳作。抒情小说由直抒胸臆向创造诗的意境进而向40年代小说的哲理诗情方向发展。讽刺小说有严正的政治抨击、批判，也有更喜剧化的风俗讽刺、幽默讽刺。历史小说更是门类齐备，流派纷呈，社会派、浪漫派和心理分析派俱全，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30年代小说主流体式明显，而多样变化、不拘成规，使它成为繁盛发展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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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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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天翼：《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张天翼文集》第9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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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汀：《〈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沙汀文集》第7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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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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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聂绀弩：《萧红选集·序》，《萧红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至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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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林徽因》，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95页、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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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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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孟实（朱光潜）：《桥》，《文学杂志》1卷3期，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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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论》198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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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废名：《新诗问答》，《人间世》15期，193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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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萧乾写有《忧郁者的自白》，为《栗子》集的“代跋”。《栗子》，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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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芦焚：《黄花苔·序》，收《黄花苔》，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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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掠影记》之一《灵异》、之二《还乡》、之三《苦役》，连载于《文丛》1卷2、3、4号，1937年4、5、6月。《掠影记》似未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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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西渭：《〈里门拾记〉——芦焚先生作》，《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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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西渭：《〈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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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长之：《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最后的幸福〉之新评价》，《清华周刊》41卷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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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叶灵凤：《七颗心的人》，《六艺》创刊号，193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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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江兼霞（杜衡）：《一九三五年度中国文学的倾向·流派·与人物》，《六艺》创刊号，193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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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叶灵凤：《未完的忏悔录·前记》，《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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