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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芦焚(师陀)《里门拾记》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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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李劼人《大波》(上)(长篇)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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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萧军《第三代》(长篇之第一部,后改名《过去的年代》)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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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李劼人《大波》(中)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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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鲁彦《野火》(长篇)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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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李劼人《大波》(下)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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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沙汀《苦难》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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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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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通俗小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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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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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到30年代的通俗文学,处于一个全新的时期。“五四”新文学这时已经完全站住了脚跟,并进而成为真正的文学主流,已不把旧通俗文学看作是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新文学的眼光开始向内,它自身内部的流派社团间的斗争、左翼与非左翼的斗争、京派和海派的斗争、新进与守成的斗争,遂成为发展的动力。大规模地批判旧派小说和鸳蝴派文学的高潮已然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掌握了全部读者和文学市场。事实是,无论是上海还是北平这样的城市,旧派小说仍然拥有大量的市民读者。旧派小说也并非安于现状,它在逐渐的改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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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很难提供出准确的统计资料,来揭示30年代新的高雅小说、先锋小说和旧通俗小说,在出版种类、发行总数方面,双方比重的真面目。据现有的几种工具书所登录的小说情况大致测算,大概是三比一或二比一的样子〔1〕。按这样的比例,说旧体和鸳蝴作品偃旗息鼓已经是想当然了。不过这数字肯定误差仍大,因以往对通俗文学存在偏见,一般公共图书馆馆藏的通俗文学书籍缺漏较多。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930年所登录的通俗小说(包括武侠小说)总共才40余种,而茅盾作为当事人在当时便说:“1930年,中国的‘武侠小说’盛极一时。自《江湖奇侠传》以下,摩仿因袭的武侠小说,少说也有百来种罢。”〔2〕可见通俗文学的涵盖面是相当大的。而新文学这时也开始认识到自己远没有掌握大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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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左翼文学因一种政治的需要,对“五四”文学进行反省,认为自己没能掌握下层读者是绝大的缺失,一再地进行“大众化”的讨论。瞿秋白写《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鲁迅写《文艺的大众化》、《门外文谈》,茅盾写《问题中的大众文艺》、《“连环图画小说”》等,提出要运用“旧形式”和“大众语”,以便将革命文学伸向群众。不过提倡归提倡,真正能拿得出来的通俗作品不多,如欧阳山(罗西)对“大众小说”、“方言小说”的尝试,瞿秋白仿通俗歌谣体写的《东洋人出兵——乱来腔》、《上海打仗景致》等。但这些作品是否能被大众接受是值得怀疑的。它们毫无通俗文学应具备的娱乐功能,倒是很有形式探索的性质。它们是“虚拟”的大众精神食粮,并不能占领通俗文学的市场,也构不成对已有通俗文学的威胁。这仅仅是30年代“雅”文学自觉向“俗”移动的一种愿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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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具备由“雅”向“俗”移动的实践性的,是新文学内部产生的海派。其中,像张资平、叶灵凤等所做的,是新文学者“下海”直接从事通俗小说的实际写作,一直到这一时期末写出《鬼恋》的徐讦。他们代表着新文学为争得知识者以外的读书市场而制作通俗读物的倾向,这与章回小说作家(经常也被称作“海派”,准确地说是“老海派”)发生竞争关系。海派中还有“新感觉派小说”出现,证明市民读者群在30年代有了变化。随着上海等现代都市市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一部分读者已不完全满足于旧派通俗文学,才在城市里酿成“穆时英风”的读书市场效应。新海派的产生,一方面占去了旧通俗文学的部分领地,一方面也进一步拓宽了原先就已经不小的大众文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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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种由“雅”及“俗”的形势,必然刺激旧派通俗文学。随着新文学部分地“俗”化,通俗文学在向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定型的模式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品位,反过来由“俗”及“雅”。张恨水、刘云若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雅俗互动的过程并不平衡:通俗的“雅化”是悄然进行的;新文学争夺大众的声势在抗战以前“雷声大,雨点小”;张资平等的“俗化”受到严厉斥责,被认为是新文学的“堕落”;而当时北方的京派文学却我行我素,不受市场牵制,执著于它的纯文学化的努力。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通俗文学进入它的新旧转换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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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张恨水等言情写实小说的俗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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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派通俗文学取得“现代性”的过程是漫长的,是一种渐变。这与30年代中叶,以上海为标志的现代性都市的基本成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从旧派通俗文学里面是否出现一星半点的“现代”因素去考察,当然可以由晚清小说谈起,由民国旧小说谈起。但是,真正的“现代通俗性”占取优势,至少要等现代通俗文化环境在中国个别的发达都市首先建成(还不要说内地大量的农业性城镇仍然存在),现代的以城市职员、店员、部分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通俗文学读者群的出现。因此不能过早地估计旧派通俗文学大规模取得新的“现代质”的时间。30年代也只是“社会言情小说”一枝独秀,带头进入现代小说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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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其时发展成为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经过自觉改革,创立了现代性的章回小说体式,他也就成了现代通俗文学的大家。这是由张恨水的独特立场所造成的。一方面,他的文学观念里始终不放弃章回小说的形式和通俗文学的娱乐性,他说:“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决不写出人家看不懂的文字。”认为:“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他又发问道:“我们是否愿意以供人消遣为已足?”他认为大多数的作者“决不能打肿了脸装胖子,而能说他的小说,是能负得起文艺所给予的使命的”〔3〕。他立足章回体而不断拓宽其功能,追求新的潮流,不甘落伍。他让章回小说能容纳不同时代的题材内容,他注意章回的回目格式的变化,他尝试过言情以外的武侠、侦探、历史、讽刺、幻想、荒诞等各种写法,以把章回体调适为一种富于弹性的新旧皆宜的文体,并不仅仅能用来写鸳蝴式的故事。《金粉世家》便是他最早走出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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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粉世家》从1927年边写边在《世界日报》连载,到1932年历时五年写毕,是张恨水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通俗巨制。《春明外史》还有融化各种独立的故事合成长篇的痕迹,《金粉世家》则是有统一构思的。过去的连载通俗长篇都是边登、边写、边想,有时写到后面忘掉前面,把前后人物搞错的事都时有发生。张恨水自述写《金粉世家》:“在整个小说布局之后,我列有一个人物表,不时的查阅表格,以免错误。同时,关于每个人物所发生的故事,也都极简单的注明在表格下。这是我写小说以来,第一次这样做的。”〔4〕这是新文学作家惯用的写作方法,保证了这个长篇结构的完整划一。《金粉世家》写京城三世同堂的国务总理金家,以其七少爷金燕西和出身寒门的女子冷清秋的婚姻悲剧为主线,穿插与金家有关的百十个人物,写出巨宦豪门一朝崩溃,整个家族树倒猢狲散的结局。所写故事并非纪实,“《金粉世家》,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5〕纯是虚构的,已经具有了典型性。这部小说不是为言情而言情了,它着眼于大家庭腐朽过程的描绘,既不是单纯的暴露,也不沉醉于富丽生活的渲染(金、冷结婚的铺张还是有这种影子,但全书中心点不俗气),而与一般通俗作品不同,在故事中尽力开掘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它对金家家族内部的刻画,主要不是放在昏聩保守方面。因近代官僚是封建性和资产阶级性兼有的,家长甚至还有开明的假相,但子弟的不肖,根深蒂固的封建纨绔性,促成了迅速衰落。这种分析虽不够彻底,究竟已使故事不至于浮在表面。冷清秋的悲惨命运,书中解释为“齐大非偶”,流露出通俗作者常有的陈腐小市民见解,但是,全书对平民女子才艺、诗情、操守的由衷赞美,寄托了对东方式玉洁冰清的传统风范的倾心。小说充溢着一种道德理想,以及这种道德理想受到现实无情摧残后引发的伤痛感慨。至于书中人物描写的细致、倒叙的开头、百万字小说的结尾呈半开放式的状态,这都超出了一般章回小说的格局,而与新文学作品打通了。所以,作为表现大家族的小说,《金粉世家》不仅常被论者拿来与《红楼梦》相比,还平行地与巴金的《家》做比较。《家》和《金粉世家》写旧家族的溃败,显然有激烈与温良之分,有雅俗之别,但都是现代小说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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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发表《啼笑因缘》,这个北方的故事却在1930年的上海《新闻报》上一气呵成地连载完毕,于南方引起轰动,奠定他成为全国性通俗小说大家的名声,那就毫不奇怪了。《啼笑因缘》能打入老牌的鸳蝴小说市场是因它超越了鸳蝴。作者自己分析过这部代表作成功的原因,说:“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6〕而情调仍是通俗文学,为市民读者接受且能耳目一新的。于是《啼笑因缘》创了畅销书的记录,作者生前就印行了二十多版,达十几万册;并改编成六集的电影;续作也迭出,有《续啼笑因缘》、《新啼笑因缘》、《啼笑因缘三集》、《反啼笑因缘》等,以至迫使作者违背初衷续写了十回,这十回破坏了原书结构,是向畅销市场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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