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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平民少爷樊家树与天桥唱大鼓书的少女沈凤喜的爱情悲剧。除了主要的情节线索，摩登女郎何丽娜、侠女关秀姑的插入，使故事平添了都市的富丽场景和乡间的传奇色彩。刘将军强夺沈凤喜，及沈凤喜禁不住诱迫背叛樊家树的描写，是最重要的一笔。一般的“谴责”被远远伸入女主人公心灵深处的描写所代替。对沈凤喜柔弱虚荣性格、天真薄弱意志的刻画，反反复复的心理叙述，胀破了旧章回小说的容量，提出张恨水小说里中国的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道德心理相互冲突的主题。唯其表现的现代都市属于北方封建残余力量较强的地区，这种冲突的“中国特色”尤觉鲜明。对官、商两类加在平民身上的都市邪恶势力的表达，作者总是偏于官的方面，如军阀势力对于沈凤喜，作者的同情心当然是在弱女子的一面。而沈凤喜受到樊家树的喜爱，能胜过充满“洋化”气味的何丽娜，以及何丽娜一旦抛弃繁华尘世、归隐学佛后，反倒有了与樊家树结合的可能，这都蕴涵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失落的一种惋惜、回顾的复杂心情。沈凤喜的陷身，与城市环境对她的戕害有关，她的出身、职业、教养造成她的可悲的性格，这又是市井文化的阴暗面。作者能看到这一点，便也保持了对传统的清醒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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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因缘》在社会言情外，又渗进了“武侠”因素。虽然起初是应南方报纸编辑的要求而加写关寿峰、关秀姑父女的，但这不是一个无意的试验。张恨水以一个南方文人久居京华古都，他通俗文学的那种北方气质被南方文化接受并加调理后所形成的特色，也是他的魅力之一。所以他的文字也像“言情”掺和了“侠义”，细腻中挟带了豪爽。他所操的文学形式，质和体都属于章回，但慢慢越来越不像原先的章回：结构不再是一段一段的，而且按照原意有一个全开放的不交代主人公结局的非鸳蝴式结尾；人物心理描写复杂了；风俗描写、风景描写、环境描写，以书中的天桥景致为代表，可直逼西方小说的笔法，但全书细细叙事的传统声口和文化气味仍是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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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完善又有新的进展。这是以《丹凤街》、《八十一梦》为代表的写实精神高扬的作品，表现出张恨水更进一步的雅俗结合（两部小说都只有拟白话的简短章名）。《丹凤街》又名《负贩列传》，是专门为下层的肩挑小贩们立传的。写以菜贩子童老五为首的一群民间义士，如何救助被卖给赵次长做姨太太跌入火坑的秀姐，他们虽然失败了，但那一点正义的嫉恶如仇和重许诺、轻生死的品质和传统的美德，却留了下来。言情的成分大大压缩，不是武侠题材，却用民间的“侠义”思想贯穿。此书1940年开始陆续发表，在抗战环境下，把这类经过过滤的“侠义”精神提高了加以表现，显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这是张恨水爱国主义分外高涨的时期，他把章回体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作用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八十一梦》是一部社会讽刺想象小说，1943年成书，实际共写了十四个梦，将国难期间大后方的种种丑陋现象做了奇特的观照。它有“谴责小说”的意味，想象的依据不出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古代文学的范围（个别的外国人物也有出现），“寓言十九，托之于梦”也是古小说中已有的写法，但它有暴露也有反省，对当政的腐败和丑陋民族性的批判都不留情面。比起后来《虎贲万岁》的纯纪实和《五子登科》的纯谴责作品，它的梦幻结构每一个单元似乎又回到旧小说的路上，都是独立的，但梦幻的意念有内在的思路、理路，它又是现代的。我们甚至觉得现代主义的一些荒诞表现方法，在这位章回小说家的笔下也出现了。这样，张恨水完成了他实现章回小说体制现代化的文学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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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跃出，但在北方社会言情小说家中可与张恨水相抗衡的是天津的刘云若（1903—1950年）。在总体上，刘云若的成就自然次于张恨水，但有人认为“他的造诣之深，远在张恨水之上”〔7〕。这应该是指通俗小说艺术所达到的现代性的程度。刘云若一生在天津度过，以表现北方市民社会为己任。早年编辑过画报和报纸副刊。自193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春风回梦记》，受到市民读者欢迎而成为职业通俗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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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另一部40年代出版的《红杏出墙记》被人评价为“这一类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8〕。这个长篇以言情为主，写外出的铁路职员林白萍深夜回家，故意要让妻子黎芷华吃惊而潜入，却意外发现妻子和自己的好友边仲膺同床共寝。事发后，林白萍远离，黎芷华追寻丈夫，引出女友房淑敏、房淑敏之兄房式欧、丑女龙珍、名妓柳如眉、官宦小姐余丽莲等一系列人物。这些男女之间发生错综的恋情，集巧合、误会、忏悔之大成，互相勾连在一个大情网之中无法自拔。而每一发生矛盾时，几方又都采取情场相让的行动，越是相让越是纠缠，成为死结。最后以龙珍误毒杀房淑敏，边仲膺打仗负伤而死，林白萍跳水自杀，黎芷华坠楼殉身，形成大悲剧的结尾。《红杏出墙记》情节之曲折，戏剧性之强，在通俗爱情小说里罕有先例。有的时候会感到它太是为曲折而曲折了。它在人物性格的搭配和映衬上，也极富匠心，似乎是吸取了中国戏剧的特点，有“生”、“旦”、“丑”各类角色。以上都显示了通俗性。而在对“人性”的表现上，作者也是超乎以往任何一部通俗小说（包括张恨水的），充分开掘人的情感心理层面，尤其是解剖男女主人公的两性心理：精神之爱与生理欲望的矛盾，清醒的理智与无可救药的沉沦的冲突，恩爱、悔恨和善恶生死交战，都极富探索性。文字也按照情感起伏喷发热情。可以说，并不让于新文学的爱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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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年代，刘云若的创作颇丰。著名的如《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粉墨筝琶》等，其中表现天津沦陷时期的世态人情，有正义感，写地痞混混儿如何走向汉奸道路，了了分明。回目越写越大，不再刻板地按回目形式分割高潮，而是按情节发展的需要来设置回目。但基本没能超越《红杏出墙记》的模式。如果说张恨水的特点是不断求新，每有新作必出新招，终生探索不止，那么，刘云若起点甚高，却比较定型。他在47岁创作的旺盛期突然逝世，殊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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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南派的言情小说、社会小说进入低谷，李涵秋、毕倚虹已经逝世，李定夷、叶小凤、严独鹤等相继停笔，包天笑是创作生命最长的多面手通俗作家，这时也少佳作。滑稽社会小说家徐卓呆的《甚为佳妙》、程瞻庐的《唐祝文周四杰传》，社会历史小说家张恂子、张恂九父子的《红羊豪侠传》、《神秘的上海》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但究竟难挑南派的大梁。张恨水和刘云若的崛起，标志着北派社会言情小说的高峰，是30年代通俗文学取得现代性的主要样本。北派社会言情体同南派的区别是：北派作家并不直接承续晚清小说，较少负担，所以容易同“五四”文学沟通。北方的现代经济转型没有东南沿海一带快，文学中的道德关注沉稳而不浮躁，世俗化、生活化比南方反显得深入，而南方通俗文学的“文人化”趣味浓重。北派的小说介入社会力避锋芒，表现出游刃有余的市民精神。对于妇女解放、男女婚恋、城市日常生活的现代演变，取改良的开明姿态。凡大大游离了普通市民价值观念的“西化”言行，则用传统道德为武器加以针砭。张恨水、刘云若衡量情谊的尺度正是如此。与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海派的都市男女社交观念相比，就显出通俗文学渐进的现代性是怎样地同传统难分难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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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武侠想象世界的多方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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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派社会言情小说虽衰落，但武侠小说在30年代并不示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影响深远，顾明道、姚民哀各有各的路数；而北派经过赵焕亭的过渡，出现了还珠楼主，南北辉映，成熟的武侠小说大家和长篇巨作带动了整个“武侠热”。在通俗文学的诸多品种中，言情小说最接近现实，与当时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潮流容易汇合，小说的描写和结构技术的现代化也比较易学。武侠小说比较远离现实，它一方面对中国主流政治社会外的亚社会，即民间社会、江湖社会的武术技击世界加以表现，另一方面醉心于创造一个超现实的剑仙神魔世界，而侠义精神始终在传统文化的范畴内运行，这就给武侠小说的新旧过渡带来更慢半拍，但并非不辉煌的奇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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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奇侠传》连载不久继之而出的，是顾明道（1897—1944年）自1929到1940年写毕的《荒江女侠》，堪称一部大作品。顾明道从小残疾，是位奇人。他最初写的是言情小说，早期的《啼鹃录》1922年出版，内收18个短篇，多为婚恋哀情题材。1929年后陆续发表长篇悲情小说《美人碧血记》、《红蚕织恨记》、《哀鹣记》，或取材现实，或取材历史，其中已经有侠客存身。正因为顾明道是由言情写到武侠的，这就给《荒江女侠》带来侠情两相结合的特点，开了言情武侠小说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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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江女侠》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学成剑术，在寻找仇人过程中遇同门师兄岳剑秋，构成了“剑”胆“琴”心、相偕锄奸的基本故事，中间铺叙男女侠客之间的恩怨和武林流派之间的恩怨，为写情创造条件。因顾明道缺乏武术的知识，在设计“武”的打斗场面和技巧套路的时候常力不从心，就在出生入死的场景之间多安插情意缠绵细节，来加弥补，这反而为此书增加了特色。《荒江女侠》受长期连载和市场的拖累影响，结构松散；但值得一提的是它采用了武侠小说此前从来没有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使得依靠想象交织成的武侠世界具备了真实感、可信性，便于调整读者与书中人物的感情。后来的武侠小说为增加“情”的因素，而用书中人物的视角或口吻进行叙述，就都是借鉴了《荒江女侠》的。顾明道还作有《胭脂盗》，写北地女强人英武而多情，还是发挥了侠情融合的长处，十分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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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除了与“情”结合产生顾明道，还与其他因素结合，使此种类型的通俗小说有多方面的拓展。与“史”结合的，有文公直的历史武侠小说。所写历史只是个背景，在其中虚构侠客们的活动。代表作是“碧血丹心”系列，包括1930年出版的《碧血丹心大侠传》、1933年分别出版的《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等。本来计划里还有《碧血丹心卫国传》，未能完成。三书以明朝于谦的事迹为背景来写为国尽忠的众侠客，同时抒发作者自己郁结。武侠与江湖帮会秘史结合的，有姚民哀写的党会武侠小说。因作者本人参加过清末的帮会，又是职业说书人，他1929到1930年写的《四海群龙记》说的是帮会复仇的故事。1930到1931年写的《箬帽山王》是说“四海群龙”里的“一龙”如何组党的故事，交代内幕，叙述行规黑话，都很到位，很能满足读者的知识欲和探秘的心理。他由一小说再引出另一小说的“连环式”形式，是后来长套的武侠小说惯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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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还珠楼主（1902—1961年）的《蜀山剑侠传》在天津的《天风报》连载，刚开始并不十分出色，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一部集武侠小说大成的奇作。小说一集连着一集地写下去，到1949年，出到55集。除了通俗小说，无法相信一部长篇可以有这样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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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珠楼主，本名李善基，后名李寿民。幼有“神童”之称，三上佛山峨嵋，四登道教胜地青城山，从小熟习武术气功。成人后做过幕僚和家庭教师，历经坎坷，始写武侠。他的创作时间将近二十年，写有四十部左右的作品，可分为“入世”的现实技击武侠和“出世”的仙魔神怪武侠两大类，但以气魄宏大，容量深广，充满瑰丽想象的仙魔神怪武侠闻世，它的最著名的代表性作品便是《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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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剑侠传》的神侠世界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它由人间社会、神话幻想、自然胜境、哲理诗情交织组成。表面的故事是正道的剑仙同邪恶的怪魔间的斗争，就是说有一般剑侠小说共有的表现善恶的主旨。剑仙、怪魔都要逃脱“道家四九天劫”，即每四百九十年一次的劫难。不同者，剑仙以行善来避劫，怪魔用行恶来逃劫。两方面寓示了一种共同的形而上意义，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不懈抗争。有人指出：“只要翻阅一下宝相夫人抗劫故事（《蜀山剑侠传》总134回），忍大师‘情关’破化故事（同上总209回），以至于作为穿插小段的‘灵狐’无罪被杀，其‘内丹’激射缓飞，聚散明灭，久久飘舞不已的凄艳描绘（《青城十九侠》第8集第2回），当即能够获得强大的心灵震撼。”〔9〕这就是生命“抗争”命题的集中表现。表现力的丰富也为从来的通俗小说所未有。书中“关于自然现象者，海可煮之沸，地可掀之翻，山可役之走，人可化为兽，天可隐灭无踪，陆可沉落无形，以及其他等等；/关于故事的境界者，天外还有天，地底还有地，水下还有湖沼，石心还有精舍，以及其他等等；/对于生命的看法，灵魂可以离体，身外可以化身，借尸可以复活，自杀可以逃命，修炼可以长生，仙家却有死劫，以及其他等等；/关于生活方面者，不食可以无饥，不衣可以无寒，行路可缩万里成尺寸，谈笑可由地室送天庭，以及其他等等；/关于战斗方面者，风霜水雪冰，日月星气云，金木水火土，雷电声光磁，都有精英可以收摄，炼成各种凶杀利器，相生相克，以攻以守，藏可纳之于怀，发而威力大到不可思议。”〔10〕这种天马行空，把一切“人情物理”统化为“会心”的绚烂意象，是还珠楼主对世界的文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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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珠楼主的神怪武侠小说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它的文化内容也十分丰饶。举凡道、释、儒，经史子集，医卜星象，天文地理，诗词书画，风俗民情，无不与武侠的表现融会贯通。这些内容投射到故事和人物身上，或模塑性格，或烘托氛围，或引起事件，或梳理渊源，使得小说的情节不仅曲折有致，而且内涵厚重；人物情感表达的民族性分外鲜明，突出一个“孽”字，恩怨纠结，生死同心。他的写作字数近两千万，长篇拉长和结构松散的通俗文学弊病自不能免除，但全部武侠小说可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现代综合阐释，也近于是一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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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另一位早出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相较，他们有前后的承接关系。还珠楼主后来居上，更能显示武侠小说的现代意义。不肖生虽介入人世，侠已经重于武；还珠楼主横空出世，气度恢弘，谈玄述异皆超妙奇绝，武与侠都不过是作者对生命感受的一种外化方式。武侠世界、武林中的仙或魔，都成了人类生命的表现，标志了武侠文学新旧转换的成功（虽比言情小说慢些）。还珠楼主首先直接作用于40年代北派武侠大家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带动北派武侠超过南派。在观念和技术上给后人以启示，一直影响到港台新武侠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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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小说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这三种工具书，从1927到1937年把新文学体小说和章回体、笔记体小说的数量，做抽样调查，结果为三比一或二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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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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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第101页、第42页、第40页、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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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均为郑振铎1949年对徐铸成谈刘云若语，转引自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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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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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国桢：《还珠楼主论》，上海：正气书局1949年版，第12至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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