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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始 《卖烟叶》连载于《人民文学》第1至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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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调到山西省文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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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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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兼任晋城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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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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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在“文革”中受迫害，含冤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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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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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小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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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爆发到40年代结束，长期战乱中的文学容易给人一种表面上凋敝的印象，但实际上因中国现代小说的模式到30年代已基本成型，40年代本应顺势发展，只是突然被战争打断，所以初时确乎有一段明显的跌落时期，像曾经风靡一时的抗战小说用热情掩饰了文学质量的下降，像敌占区一个时期内的文学空白，小说差不多要从“五四”时的状态从头做起〔1〕。但这并不能真正阻止中国现代小说已定的路程，而一旦文人的全国性疏散流浪结束，虽在极度的贫困境遇中，依旧积习抬头，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小说家队伍重新结集，再增加新人，无论是表现当下现实的，或进入时代追忆的，仍能将现代小说推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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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仅是中长篇能够历数的，就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憩园》、《寒夜》，沙汀的《淘金记》，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长河》，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冯至的《伍子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张爱玲的《金锁记》，徐讦的《风萧萧》，钱钟书的《围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中长篇小说的繁荣自然是小说成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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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的和抒情的小说在其时更深入地发展，一部分与现代主义的世界潮流融合。战时的国家分裂为三个地区，这种社会背景很深地影响了文学，便形成了国统区的讽刺和追忆小说、沦陷区的洋场通俗先锋混合型小说、解放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型小说，形成各自具有特色的局面。它们之间也不断渗透，相互影响，到了五六十年代，或终止，或变形，或延续，不绝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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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暴露与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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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军兴，给许多进步的、革命的作家造成了走向前线，走向大众的契机。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大部分的小说家如丁玲、骆宾基、碧野、刘白羽等，都纷纷写起了报告文学作品。等到转回头来创作小说的时候，长篇显得粗糙。如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主题虽然宏大，试图全景式地构写社会各阶层人物在历史关头的“何去何从”，但究竟为时过早，体验不足，只能报道式地留下时代的剪影。再如沙汀、艾芜、周文、舒群、蒋牧良、聂绀弩、张天翼、陈白尘、罗烽等应夏衍《救亡日报》之请，撰写《华北的烽火》，名曰长篇，实则仍是几个作家赶写的短篇集纳。这些及时反映抗日战场和前方民心的作品，一个时期内被称为“前线主义”的小说，有很强的新闻性、纪实性，往往集报告文学的典型化与小说的报告文学化于一身，使两者很难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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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初反映抗战生活的小说中，《南行记》的作者艾芜表现出一个文学家对民族解放战争形势下社会所发生的新变动的全部敏感性。《秋收》细致地写出姜老太婆一家对帮助农民收割的国民党伤兵，由疑惧到欣喜的思想变化，这是抗日高潮骤起时人们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侧面。《纺车复活的时候》迅速反映了抗战初期农村手工业复苏的景象。帝国主义洋货对民族市场压力的减轻，给中国的农村带来新的经济活力，也给农村少女带来新的憧憬。艾芜朴实地写出了这些光明的气象，他的缺点在于观察得比较平面，也因历史的进程还未把它的复杂性全部展示出来。等到抗战热潮一过，艾芜也就转而去暴露国统区农村充斥的黑暗和污秽了。其他正面表现抗日战绩和热情的小说，短篇有端木蕻良的《螺蛳谷》、奚如的《萧连长》，中篇有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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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单纯地歌颂，一般地赞扬老百姓和青年知识者的抗战积极性，到《文艺阵地》发表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代表了一种新的潮流，即表现人民尤其是农民，在抗战烽火中得到锻炼，改造自己旧有的国民性性格，并生长出新的素质，成为“新人”。这是抗战小说逐渐深化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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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1910—1999年）的成名作《差半车麦秸》所以能成为抗战初期文学的重要收获，因为它提供的这个绰号叫做“差半车麦秸”的农民游击队员的形象，包含着重大的历史内涵。这个人物不同于二三十年代文学中所写的那种苦难的或反抗的形象，尽管昨天的因素仍较多地留在他身上。他目光短浅，顾恋妻儿，可是今天，他已经开始懂得了“同志”的意义，感受到个人与千千万万人之间的关联。集团生活给“老中国儿女”的子孙们带来了超越一家一户利益之上的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差半车麦秸》的成功，还在于它的及时，在于它捕捉萌芽状态中的民族新性格的高度敏锐。此外，便是运用群众口语的生动性，浓郁的乡土气息，从交待绰号到用一连串故事构成的传统叙述方式。这些，使它成为抗战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范例。姚雪垠以后又有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和《春暖花开的时候》，都集中表现战乱中人的成长，同时揭露扼杀抗日热情的势力。这些作品，都有可取处，但不够洗练。完成于抗日战争末期的《长夜》是一部带自传性质的长篇，它开拓了除“东北作家群”外还鲜为人写过的中国农村土匪的传奇题材，反映民国初年中原地区及北方农村兵匪骚扰的画面。小说深一层地描写了土匪内部的矛盾，几个“杆子”的形象也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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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种努力表现民族意识抬头的小说，还可举出萧红、吴组缃、荒煤、雷加、欧阳山、草明、田涛、李辉英等的作品，包括齐同描写“一二·九”救亡运动的长篇力作《新生代》。萧红的《旷野的呼喊》、《朦胧的期待》、《孩子的讲演》，写青年农民、女佣、儿童中普遍存在的抗日情绪，虽没有从正面的性格着笔，却把一点一滴的感情渲染得极为动人。吴组缃稍后写出的长篇《山洪》（原名《鸭嘴涝》），以皖南山区农村为背景，反映抗战初期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村农民心理的变化。被抗日战争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与农民的传统观念（保卫自己及家庭的本能意识，同对国家政治的冷漠态度），在小说主人公章三官身上起伏交战，形成了他焦躁不安的情绪。这正说明抗日战争已经打破了中国古老农村的平静，打破了在几千年传统势力束缚下近于麻木的中国农民内心的平静，这是走向新的更大动荡时代的开端。小说保持了作者原有的细腻笔调，但因身居国统区，对新四军发动群众缺乏直接的体验，更不可能放手开掘这一题材。作者擅长的是短篇，他的长篇的叙述，不免显得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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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抗战小说有一类是反映战场的，而且也经过一段单纯地高扬抗日热情的时期。其中丘东平（1910—1941年）描写淞沪战争题材的作品，因它能真实地面对生活的残酷一面而引人注意。丘东平的报告文学《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有人也当作小说来看待。“左联”时期他在《文学月报》上发表《通讯员》等作品，就以其描写革命生活的真实程度、挖掘人物心理的严酷性，而“给当时的革命文学阵营带来了一股新的坚实的战斗力量”〔2〕。这时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描写在力量悬殊的对日作战中，某部第四连独立苦战的经历。“中国的新军人果然在旧的队伍中产生了。”而连长林青史单人突围后，反遭枪决的事实，特别警醒地告诉人们国民党旧体制的危机和抗日前景的惨酷。这些小说洋溢着抗战之初的时代气息，富有战地实感，具有一种特殊的壮美和悲剧性。以后，丘东平进入敌后的新四军抗日根据地，1941年在苏北盐城反“扫荡”中英勇献身。这时期他的小说，如《友军的营长》等，对共产党领导下抗日人民武装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国民党的消极行为，都有所反映。《茅山下》是他未完成的长篇遗稿，虽仅写出前五章，但已能展现苏南根据地复杂而广阔的斗争图景，以及表现交错着民族、阶级和革命内部矛盾的多层次的故事骨架。描写新四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是从工农干部郭元龙和青年学生干部周俊之间的严重纠葛中逐渐展开的。这种纠葛经常被推到前面，对双方的优劣处做直露的描写，作者对革命队伍中不同出身的干部所持的平等态度，与以后同类题材中知识分子思想精神必然在工农面前萎缩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胡风派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的观点有着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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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东平是《七月》作家之一。他牺牲后，一些遗作也是由胡风编入《东平短篇小说集》（后改名《第七连》）得以留传的。丘东平的现实主义，充满了悲壮的真实，及对生活的阴暗与苦难的正视。这种描写，又带有浓重的主观感情气质。丘东平刻画人物，舍弃了那些外部的细节描写，对人的灵魂抱审视的态度。这种审视，有时脱开阶级的角度，无形中也带来一点永久抽象的意味。另外，丘东平常把自己某些定型的知识分子感觉投射到各种人物的身上。他的文字用语奇崛，以感觉型的句子特写式地描画场景，于艰涩之中令人感到一种野性的沉着的力，所以已不是一般的写实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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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的持续和深入，作家们的视线由光明转向阴暗。丘东平的战场小说具有了这种特质，由张天翼带头掀起的暴露、讽刺小说的浪潮，更为写实派作家创造了展示才华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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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发表讽刺名作《华威先生》，并因而在国统区内引起关于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的长时间的争论，直到40年代不可遏止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暴露作品。与讽刺剧、讽刺诗和杂文勃兴的同时，暴露性小说的优秀之作层出不穷。张天翼、沙汀作为难得的讽刺小说家，成熟了。以写浪漫色彩小说成名的艾芜，笔端流出强烈的义愤。靳以由写爱情转而抨击现实。连萧红这样具有哀婉抒情风格的女作家，也竟然在时代的低气压下完成了讽刺长篇《马伯乐》。与30年代的文学相比，这时的讽刺、暴露的社会批判特色更为鲜明。抗战大后方的生活把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性败露无遗，一个政权已经现出了死相和疯狂性，就不会不激起抗争和揭发。而暴露者精神上的居高临下，以及现代讽刺艺术的长期演进，终于使谴责更加喜剧化，使真正掌握了用嘲弄来对待丑恶与不幸，又不流于庸俗浅薄的作家，得到了发挥他们讽刺天才的最好时机。他们的锋芒，直指政治的积弊、历史的陈垢，刺向官僚、政客、土财、缙绅、落后农民、新型儒林，在拥有重大的讽刺典型（主要是各式官僚）和创制结构完备、多样的讽刺长、短篇这两个方面，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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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便以提供了一个“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而著称。这篇小说急就于1938年2月的战时长沙，是作者对抗战热情掩盖下的社会现实的敏锐一瞥，却积淀着他长期丰厚的生活体察。《华威先生》之所以成为张天翼的代表作，它的批判的尖锐和内涵的深远、讽刺笔调的冷峭、叙述节奏的明快、语言的劲捷、短篇体制的圆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特别是华威这个典型，可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这个短篇几乎无情节，只有华威匆匆忙忙地钻进各种抗战会场进行表演的几个片断，像是一个人物“小品”。华威的忙，与解决任何实际的抗日问题都无关，他要的只是一切会议、团体统统由他占领，只是到处兜售“一个领导中心”，把一个党派的狭隘利益与个人私利充分地混合。这样，在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历史时期，张天翼最早透过光明，看清了潜伏的危机，揭发出内部存在的争夺领导权的严酷性。这一切，被以后的历史确凿地证明了，华威这个人物形象，也因其包含着的历史预见性，而熠熠发光。此外，华威的个性极强，那种攫取权力的狂热性质、无孔不入的亢奋劲头、外部具有的“开会迷”的行为，使得这个典型特别隽永。因为人们不难在自己的周围碰到这种带点流氓气质，要权不要命的小官僚。这就使这个写得并不复杂丰富，而且不免有点类型化的人物，又有了某种超越时代的因素，令各样的读者都能对他发生欣赏的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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