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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威先生》发表前后，张天翼还写过《谭九先生的工作》和《“新生”》，都是讽刺的佳构，后一并收入《速写三篇》。《谭九先生的工作》里的地主谭九，是个封建气味浓厚的、未能得志的抗日投机者。至于《“新生”》里的知识分子李逸漠，被抗战打破了隐士梦，想要新生又让旧的生活方式箍得紧紧的，在华威、谭九和抗日民众之间急剧摆动，成为时代的孤独者。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讽刺的火焰减弱，而全力暴露他的脆弱、寂寞的内心。可以看到，张天翼这时运用讽刺和暴露的分寸感，已经掌握得十分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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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三篇》之外，张天翼还写了长篇讽刺童话《金鸭帝国》，未能完篇便陷入贫病交困之中。他从湖南颠沛流离至重庆、成都，令人惋惜地暂时终止了他的创作生涯，把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讽刺的历史重任，让给了沙汀等人（除了写过少许的讽刺寓言）。张天翼本质上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凡较长的作品都写得不够精练。他于近百部短篇中，造就出一种善于运用夸张的线条、充满戏剧性节奏韵律、用切入的方式来展示性格的讽刺小说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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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是抗战之后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家之一，具有与鲁迅逼似的沉郁厚重的讽刺美学品格。在鲁迅身后，赵树理之前，沙汀在讥刺中国农村现实方面是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家。“七七”事变后，他由上海回到家乡四川，写出了《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后改名《防空》），描写某县城粮绅们围绕防空协会会长的小小位子而发生角逐的丑剧。这是与《华威先生》同期产生的讽刺大后方的作品。从此跨入他创作的黄金季节：1940年写短篇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1941年秋写长篇代表作《淘金记》。在这些代表作里，沙汀更加成功地勾画出旧农村下层官僚的愚蛮、可笑。《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一个内地小镇上头面人物的勾心斗角，揭开国统区兵役的黑幕。小说以喜剧性的紧张引人入胜：它选取的是基层联保主任为迎合上级佯装整顿兵役的姿态，而把粮绅一再缓役的儿子密告县上，从而在统治者内部出现裂痕的角度，又有一个《钦差大臣》式的哑场收束。作者面对人间丑闻，由愤怒抽出谐趣，充分运用了在场面上凸现人物的简洁手法，集中了时、地、人、事，调度得法，波澜横生，把人物的对话写得浓烈火爆，川味十足，使此篇历来为人所称道。《淘金记》是沙汀著名长篇“三记”之中最优秀者。其他为《困兽记》、《还乡记》。《淘金记》围绕着开采北斗镇筲箕背金矿的线索，展开了四川农村恶霸、粮绅、地主间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暴露国统区治下的一团昏黑。书中三股矛盾各自的代表人物，都写来传神。沙汀确实擅长用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人物，没落绅士白酱丹的阴险和工于心计，封建帮会流氓头子林幺长子的满身泼皮劲头，地主婆何寡妇的精干、悭吝、溺爱，以及其他人物的品性，个个突出，掩住了作者叙述沉闷的缺欠。这时，沙汀暴露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积弊，而且比以往更尖锐，更富有艺术概括力。在讽刺风格的不断发展中，他已经进入一种内在的不露声色的客观描写和浓缩描写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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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在抗战初期曾有为时两年的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之行，这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新的因素。短篇《磁力》、中篇《奇异的旅程》（即《闯关》），便增添了与解放区有关的内容。即或再写阴暗的故事，也显出光明。如《堪察加小景》（后改为《一个秋天晚上》），描写一个不幸被关在乡公所的流娼，具有怎样善良温和的天性，竟把原想借机糟蹋她的看守班长的一丝邪念抑制住了。全篇在丑恶的记述中，处处把握住劳动人民之间的那点温情的诗意，把丑和美一并揭示，意蕴深厚。这篇小说恢复了沙汀早期作品《土饼》等以诗情来点染穷困的笔法，而且技巧更加圆熟，对人生的体验更加耐人寻味。1944年，沙汀在国统区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文件后，创作思想有了变化。长篇《困兽记》是在这之前写的，描述抗战后方一群乡村小学教师的苦闷。他们的演剧活动因政治高压而流产。在烦闷中发生了田畴、吴楣、孟瑜三人的家庭爱情纠葛，除了伤害各个当事人以外，毫无所得。整个调子灰暗得令人窒息。而小说中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暴露及严峻批判态度是显示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发展趋向的。1946年写的《还乡记》，叙述的虽还是令人气闷的故事，却第一次塑造了走向集体斗争的贫农形象冯大生，在沙汀小说中初次闪出反抗者的光彩。冯大生最后又一次的出走，预示了人物思想性格发展道路的趋向。小说发表时碍于政治原因，不可能写得太露。但自发反抗不成，下一步的前途可以推测，悲观气息为之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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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沙汀创作日丰。短篇集《呼嚎》、《医生》，以对四川农村的谙熟程度和高度的政治热情，敲起了蒋家王朝全面覆灭的丧钟。他几乎揭露国民党濒临灭亡前干下的每一件丑行：打内战的不得人心、征兵、征粮、通货膨胀、二五减租骗局、选伪国大、镇压学生运动等等。《范老老师》中出现了国统区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新主题，而正面的农民和小知识者的形象也开始挺直了脊骨，加强了历史反讽的深度。沙汀讽刺小说展开的社会动乱画面越广阔，它返照旧时代普遍黑暗的价值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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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含蓄深沉的艺术个性，给中国现代讽刺文学带来贡献。他严谨的客观描写手法，并非是客观主义，而是将作者深深藏在人物、事件背后的独特表达手段。他严于选材，善于捕捉艺术细节，运用夸张和戏剧性情节，刻画出众多的旧时代农村基层统治者狰狞的喜剧形象，语言幽默质朴，比较口语化，富于地方色彩。他继承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传统，深受“五四”乡土文学的影响，又认真借鉴了果戈理、契诃夫等以俄苏文学为主的外国文学经验，在现代讽刺小说的民族化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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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在抗战环境中消退了自己以往的浪漫风格，明显地转向暴露压迫和苦难。这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三个长篇。《丰饶的原野》的第一部分《春天》，写于抗战前夕，单独出版过数次，直到1945年才有了续篇《落花时节》。作者第一次取材于自己的故乡，试图通过三个农民形象来解剖我们的民族性格，探索“以农立国”的祖国命运。奴性的邵安娃使人深深悲哀；正直、无私，敢于反抗强暴的刘老九是可以联系到历史上的农民英雄来看待的；而具有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的赵长生，更是作者最敏锐地要加以刻写的畸形性格。艾芜说过：“历史之所以进步得慢，总爱走迂曲的道路，赵长生这类型的人，我疑心他们是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的。”〔3〕由于情节发展的迟缓，人物性格的定型化，整部小说显得沉闷；而描写的琐屑，成为作者难以摆脱的毛病。《山野》是他重要的抗日长篇小说，结构紧凑，在一日一夜的时空里，容纳下广西吉丁村山寨面临日寇入侵所发生的全部事件。作品显然把吉丁村当作全国抗战的一个缩影来写，在民族矛盾外，加上阶级、宗族、爱情的各种关系，反映抗日阵线的各类斗争，以暴露我们内部的各种精神痼疾为主要特色。过分明晰的理念分析反而使作品对生活的描写与人物的刻画，失去了文学所应有的模糊性与丰富性。此后又有了五十万字的《故乡》。这部比较成熟的长篇，写大学生余峻庭满怀抗日热情返回家乡，在二十天里所见的灰暗现实。小说在写出众多的两面性人物群，揭示战乱时期形成的腐败、病态的心理世界方面，达到一定的深度。场面是错综的，笔调是悲怆的。艾芜这时已改用一种冷峻的批判态度来解剖自己的人物，并获得了部分成功。在其他的暴露性很强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和《芭蕉谷》中，作者又把视线投向各式各样在贫苦无告中挣扎的农村妇女。到1947年写出短篇《石青嫂子》，表现内战给一个劳动妇女带来的不幸，她的韧性使她对生活仍抱有信心。这个人物为艾芜创造的妇女形象做了一个最好的小结，而且，为他的作品增加了力度。艾芜抗战后的暴露，在表现社会的广阔程度上有大的增强，同时失去了他宝贵的浪漫气质。只是在挖掘中国人民性格最美好的底蕴方面，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他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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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像艾芜这样转为暴露的作家，为数并不算少。靳以（1909—1959年）的小说，原有一股诚挚、单纯的气息，笔法细腻而平实。他最感兴趣的是青年。早期作品收入《圣型》、《群鸦》等集，多写爱情故事和小市民的生活。抗战后努力表现社会，作品增加了讽刺的意味。《众神》夸张地写一抗战官僚，死后受审，生前种种恶行都一一得到开脱，照样升入天国的众神行列。一个惯用平实手法的作者居然发此奇想，证明了抗战现实与讽刺间的天然联系。靳以还有一部八十万字的长篇《前夕》，企图借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官僚家庭几代人的生活，表现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包括老一代的颓落，和年轻一代的各种命运，只有从静玲、静茵，还有军人李大岳身上，方能看到民族的希望。这部小说实际上所能展开的社会面并不很大，而且人物性格比较定型化，但是，这种有意识表现整个民族在抗战中的前途的努力，实在是当时普遍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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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的暴露小说，有黄药眠收入《暗影》集中的《陈国瑞先生的一群》，也是讽刺官僚的，与《华威先生》的不同处是侧重于道德虚伪性的揭发。还有周文的《救亡者》，以一次抗敌会选举会议的前后过程为线索，写出抗战初期各种救亡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左”的与“右”的势力中，又有抗日的中坚力量。对统一战线各翼的描写，此篇比《华威先生》进了一层，但由于人物写得不够丰富，作品思想的提纯过甚，艺术感染力就大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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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的讽刺最后是由钱钟书收束的。这种收束，无论是从讽刺主题的现代性上，或者是讽刺小说体式与世界文学当下的联结上，都是十分出色的一笔。钱钟书（1910—1998年）属于这时期后起的一位学者型讽刺小说家。“孤岛”期间来往于沪地与后方之间，沦陷后陷入上海。他的作品并不多，小说方面仅有短篇集《人·兽·鬼》，抗战胜利后发表长篇《围城》。以《儒林外史》的描写气魄，揭露抗战期间中上层知识界的众生相，是钱钟书小说的主旨之一。他撩开爱情、亲情及家庭关系的帷幕，来洞穿受到封建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夹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从而进行道德的探索和批判。短篇的视角稍嫌狭窄，但心理内涵深厚。《猫》里的女主人公爱默，是一个从美国人办的时髦女校毕业的主妇，她在自己周围建起一个由教授、学者、作家、记者名流构成的王国。习惯于操纵丈夫和朋友，操纵友情。极度的虚荣是她性格深处弱质的核心。丈夫生平第一次带了平庸的情人出走，使爱默猛然褪下虚荣的外衣，体味到一种精神“围城”下的幻灭感。同样的，《纪念》里表面上自恃很高的曼倩，也是充满内在脆弱性的苦闷女性。一场理想之外的结实平凡的偷情，对于她，仿佛在黯淡的生活里落进一滴灰色。这种弱性，同时也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知识社会徘徊的一个幽灵。通过对各种留学知识分子的无情剖析，返照了西方社会文明的一个侧面。对于中国西式知识分子的自嘲及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的再审视，是40年代相当一部分作家作品的共同倾向；与同一时期一些作家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掘，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强烈对比。如果与左翼作家愤怒斥责的政治讽刺相比，钱钟书对知识阶层的嘲笑，与整个中国命运的联系，当然不那样直接，但是他有历史透视的相当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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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一部有多层意蕴的小说，其最显然的一个层面，就是在抗战背景下，对知识分子群进行刻意的描绘。书中的男主人公方鸿渐，和与他发生瓜葛的四个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以及战时大学界的知识投机家李梅亭、顾尔谦等，组成一个人物系列。方鸿渐在爱情面前几乎总是节节败退，最后乖乖落入孙柔嘉织就的网内。方的性格和顺，有天赋的想像力，看穿恶劣环境而不能自拔，嘴上机敏而内心懦怯无能。这又是一个弱质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他的人物如孙柔嘉于柔顺之下深藏心机，苏文纨的矜持与女才子的矫情，学术骗子李梅亭的庸俗、贪财，都写得可见其人。方鸿渐等由上海赴内地三闾大学的一路遭遇，如金华欧亚大旅社的牛奶咖啡与跳蚤、李梅亭大铁箱里的卡片与西药、鹰潭的客栈与下等妓女，构成了一个个令人绝倒的讽刺片断。三间大学内部人事上的明争暗斗，道出中国知识社会某种官场化的内幕。《围城》表现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无主、空虚和爱情发酵，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乱世中一代清醒的文人的宿命感。《围城》深层的意蕴，在于这里没有一个英雄，所有的人物均是盲目的寻梦者，是为命运所玩弄的失败者。主人公方鸿渐的基本经历是不断渴求冲出“围城”，而每一次的走出“围城”又等于是落入另一座人生的“围城”。这个笼罩全书的象征性结构所要道出的，正是现代人对自己生命处境的哲理思考。小说除了用书题点明以外，还用各种意象点出，如“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结婚如同“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其实何止结婚如此。《围城》的这个层面，是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的感受与精神的孤独感相联系的，整个是一反讽。作者的反讽技巧高超，大到主题意蕴的暗示，小到对人物隐秘心理和心理转折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都堪称独步。他的描写，无一不聪睿、俏皮、流动，在说天道地中掺入讽喻的机趣，在热辣的喜剧高潮之中仍能酿成足够的悲凉气氛。他有旁支斜出的叙述风格，诡奇、尖刻、焕发机智、富有知识容量的书面讽刺语言，特别是编制新奇、犀利、多样的比喻句和警句，顺手拈来，即成妙语。只是有时显得枝蔓过多，不免有炫耀知识之嫌。钱钟书的讽喻小说，与左翼的政治暴露性讽刺不同，他熔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使一种机智讽刺得以确立，并大大增加了它的现代性质。在鲁迅、老舍、张天翼、沙汀之后，钱钟书成为现代文学又一位优秀的讽刺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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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体验与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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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小说一面定型、一面变异的情况，在本时期有增无减。这种变异，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小说内部，客观冷静叙事与主观情绪叙事的冲突。如果在上一时期，此类冲突还仅仅是表现为作家艺术个性和追求的一种差异的话，那么，40年代由胡风派作家发起的对沙汀等小说的所谓“客观主义”的批评，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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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既然经过设定叙述人来叙述，纯粹的“客观主义”实际是不存在的。胡风派把主观性的有无，看作是对“现实主义”内涵的必要理解，不过是在强调他们所认可的一种“现实主义”而已。有人称其为“体验现实主义”。战争加深了人们的不安定的感受，现代的生活也使得人们越来越面对内心来寻找生存的价值，这样，以往的抒情情结在40年代的部分作家看来便已经过时，渐被对现实的体验所代替。小说文体的这种发展趋势，可以从“七月派”作家那里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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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略带欧化的语言一经他们的驾驭，也显出一股冲力和拗劲。这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所以，若称之为“七月派”小说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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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翎（1923—1994年）是真正属于40年代的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短篇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八十万字的长篇《财主底儿女们》是他的代表作。路翎笔下的人物众多，破产农民、矿工、卖艺人、船工、逃兵、妓女、匠人、教师、恶棍、商贩、青年学生等。但最主要的是两类：流浪者和知识者。战乱时代造成了大批颠沛流离的下层人物，这是一些被压在社会底层，背负着生活重担的人。像《饥饿的郭素娥》里在外地有过革命经历的机器工人张振山、《卸煤台下》中流浪工人出身的监工孙其银、《何绍德被捕了》里面从伤兵医院流落出来的何绍德等。这些流浪汉几乎处于绝境的生活遭遇，以及从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强烈的反抗力量，是路翎的主要注视点。反抗的强悍程度，甚至表现在来自破产的农村，从肉体到精神都陷入极度“饥饿”的弱女子郭素娥身上。当她得不到她的所爱，还要当作物品一样被转卖时，至死不从。因而被用火铲烙死。这时，她喊出了：“你们不晓得一个女人底日子，她挨不下去，她痛苦！”作者探索这种反抗性，似乎并不满足于一般地对旧时代的揭露，而是要“透过社会结构底表皮去发掘人物性格底根苗”〔4〕。这种“根苗”，如作品中所说，“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的女人，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原始的强力”的描写，是作者探索他的人物的一个中心线索。一方面，通过这种力量的爆发，以及最终引向失败，表现了落后群众自发斗争的历史画面，令人感奋，使人看到了我们柔弱的民族性深处的“蛮性”。另一方面，作者渲染了“原始的强力”的神秘色彩，又礼赞了反抗的疯狂性，对某种病态的东西给予复杂的承认和表现。《蜗牛在荆棘上》的主人公，那个中了抽丁阴谋后离乡当兵的黄述泰，听信了别人对妻子秀姑的流言，回家来显示英雄行为。这是一种被扭曲的反抗，以对女人的报复，实现对故乡黑暗的报复。而这种力，实际上只不过打在空虚上面，只能使深深爱他的人精神受创。路翎把“人性”中的强和弱纠合在一起，他歌颂“强力”，又写出其中带有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挖掘落后人们的奴性，又从暗淡平庸的心灵世界中看到人民精神力量的闪光。《王兴发夫妇》里写一对农民男女，在躲壮丁的逃亡中，促醒了他们的夫妻之情、亲子之情及对土地的向往、眷恋。《老的和小的》里，孤苦伶仃，靠糖罗汉担子为生的刘二太婆，在吴家小女来她的担子上打中头彩时，一度想利用周围无人的机会蒙混过去，却受到了心头的猛烈一击。《英雄的舞蹈》里写说书老艺人为抵御对面茶馆的《毛毛雨》，用尽气力，在书台上装疯作怪地召回古代的英雄来与现实的生命丑恶相对抗。他唤回了顾客，随之心碎而死。在这些小说中，小人物都具有一颗伟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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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表现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道路，也是路翎小说的主旨。短篇《谷》、《旅途》、《人权》等，写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落荒”，和在他们身上纠缠着的“过去的幽灵”。“一切自私、怯懦、守旧、中庸，都是从这里来的。”〔5〕最重要的作品当然首推长篇《财主底儿女们》。小说在“一二八”到“七七”以后这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通过苏州首户蒋捷三家的分崩离析，第二代蒋蔚祖、蒋少祖、蒋纯祖三人不同的思想历程，试图表现“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6〕。这是自巴金的《家》问世以来又一部描写封建大家庭及其子女道路的宏大作品。蒋捷三和长子蒋蔚祖之死，标志着封建家族制度崩溃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江南这个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地区终于完成。前者是封建支柱式的人物，后者是促成封建阶级崩塌的子孙。南京资产阶级、暴发户出身的大儿媳金素痕演出了争夺财产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她成为疯狂的大家族的败坏者，如一根棍子把泥塘搅混，加速了这个家族的灭亡。蒋少祖曾经是这个封建家庭的不肖子，他的反叛，他的政治生涯与爱情纠葛，及至抗战中政治上的动摇和提倡复古主义，终于变成了一个新的落伍者，是从“五四”觉醒青年倒退为国民党官僚的典型。继起的主角是蒋纯祖，在从南京流亡武汉、重庆途中，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和互相残害的愚昧，并和自身追求物质与情欲的堕落性搏战；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演剧队，又看清了党内不正常的“左”倾家长式统治；在石桥场，他面对的是抗战的中国死水般的农村，在事业与爱情都遭遇封建恶势力的迫害后，狼狈而逃，最后病逝。蒋纯祖的生命之路一部分是现实的、社会性的，又有一部分是纯个人式的、心理的。这个人物仿佛穿行在人世间古往今来能遭遇到的崇高和卑下、抗争和败退、正义和邪恶、理性和疯狂、生存和死亡之中，感受了一切，领悟了一切，最后被作者在大时代中送上了死路。这个人物从社会层面上可以看作是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仍未能与人民结合，没有找到光明出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同时表达了作者于极度动乱的世界上对生命的不可重复的深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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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翎在现代心理小说的探索方面有得有失。实践着胡风派的理论，用主观精神的“扩张”，“拥入”客观世界，他的作品主观色调强烈，作者生命力的燃烧和突击、思想力量的伸展和膨胀，都是很明显的。他尤其以对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无意识世界进行开掘为特色。他对人的理解，某些方面带有现代派的观念，这便是社会烙印与人性、兽性的混合。他的作品认为人的本性往往是被社会的表象掩盖的。人的生命是痛苦、高贵而孤独的，是一个搏战的过程，深层的挖掘会令人战栗。这样，路翎小说的心理刻画，在揭示人的灵魂的复杂、丰富性方面就别具特殊的价值；他运用错综的表现人物心理深广度的写法，在掌握大起大落的心理节奏，处理人物之间心理感应的波澜方面，显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质，也使得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他手中与世界的文学潮流更接近。这是以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的独特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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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路翎这样讲求透过现实生活来表现个人的内心体验的小说家，在华北和东北沦陷区的后期，出现了爵青和袁犀。爵青的中篇《欧阳家底人们》，连题目都与《财主底儿女们》相近。此篇用欧阳家的六弟兄和一女，尤其是孙女欧阳守箴的故事，来表现时代漩流中新与旧的矛盾，以及旧家族的没落。这还是比较故事化的作品，虽然“溃倒的废墟”的意象暗示写法，已经预示了他后来作为一个“知性作家”的特点。《废墟之书》、《遗书》、《恶魔》，前者是一部书信体的论文小说；余者是在一个个诡异故事的悬念设置中暗示一种神秘的生命意识，如引导读者进入知性的迷宫。其通过叙述来传达现代人趋向追索抽象生命意义的精神特质是明显的。袁犀（1920—1979年）即李克异，早期有描写大学生生活道路的长篇《贝壳》、《面纱》，而短篇《邻三人》、《一只眼齐宗和他的朋友》所写的社会底层的奇特人物，都表明他对现实生活的强烈感受力。待到短篇小说集《时间》出版，袁犀运用故事本身的抽象性来象征性阐释现代人的复杂心理体验，已相当出色。《时间》集共收短篇《手杖》、《蜘蛛》、《绝色》、《暗春》、《红裙》五篇，都是把标题的抽象意义，经过具体的故事，加以廓大与加深，到结尾处进一步提升为一种人生观念。如《绝色》写一绝色少年由“美”的面貌，向“丑”的品性反向地发展，当传说少年已经悔过自新的时候，小说末尾又证实这“传说”实在不过是某作家的一个虚构。其余各篇也是如此提炼出人生的虚幻性，以表明沦陷区的恶劣现实处境，怎样使得人们产生残缺不全的心理体验。将体验直接化为知性命题，正是袁犀这些受外国寓意小说影响的青年作家的一种生命苦痛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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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把象征体的小说写成杰作的，是诗人冯至的历史题材的诗化叙事体《伍子胥》。《伍子胥》可说是国统区作家利用战时生活的独特领会，把一个古代的逃亡的故事与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合而为一了。据作者回忆，这篇小说经过16年的酝酿，从读里尔克的《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使他受到“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和“一幕幕的色彩与音调”的感动，当时想使用伍子胥的故事来写一篇浪漫的幻象与画面。〔7〕但等到抗战大后方，在有了对现实生活的相当积累和足够的体验之后，他依据历史，又提炼历史、纯化历史，写出了与鲁迅《铸剑》主题（也是一个“复仇”的材料）迥然不同的诗体小说。《伍子胥》不按风俗细节或描写人事戏剧性争斗的写实体来写，也不按心理体来展示一个逃亡者的灵魂战栗，它是用一个个散文诗的片断来表现各种人事、风物在伍子胥一路飘泊中所引起的感觉和体验。现实的影射不是全然没有，比如卞之琳便指出小说中写楚国七个伤病者被抛在野外有气没力地举起一只枯柴似的手来抵御乌鸦和野狗的情景，便是当时昆明人都知道的郊外倒毙的四川壮丁的命运〔8〕。但这都是从伍子胥的总体逃亡感受中去表现，这感受就是他仿佛遭到了一次“抛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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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我这里写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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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我们理解到40年代体验型的小说，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与历史生活的错综之中，升华出一个存在主义的人生命题：在关于怎样取舍的决定中，使人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复仇”的主题被消解、转化为一个“抉择”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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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冯至小说体验性的表达方式，既与路翎的情绪芜杂、一时泥沙俱下不同，又与爵青、袁犀的知性暗示不同。《伍子胥》将一种人生认知，用纯净的美的境界来表现。所谓平凡中出奇，于平静的风物描写的掩饰之下，来托出一个不安宁的灵魂，和这个灵魂对生命的诗化感受。作者擅长控制语言的情调、节奏，当伍子胥在吴市吹箫，小说的文字把具象、色彩、声音融会在一处，如同一篇美丽绝伦的散文交响诗在书中响起。冯至由写诗到向小说领域的偶一尝试，“符合了现代世界严肃小说的诗化亦即散文化（不重情节）这样的创作潮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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