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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讦（1908—1980年）30年代便开始其创作生涯，却直到1936年赴法学习哲学前写出中篇《鬼恋》才成名。《鬼恋》七年内印行19版，确定了他小说的基调：浪漫虚构，大众传奇，表现爱与人性善恶的多重性。返国后所写的三个中篇《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散发出强烈的异域情调和超现实的浪漫想象。到1943年发表长篇小说《风萧萧》，一纸风行，当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该年被称为“徐讦年”，此书为徐讦香港创作时期前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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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讦小说的大众性，主要是善于编织奇幻虚渺的传奇故事，包括爱情故事。《鬼恋》写变态的出世心理和充满神秘色彩的恋情。《阿剌伯海的女神》靠故事的离奇和对话的机巧来支撑。《荒谬的英法海峡》完全是一个虚幻的假托，披露留学欧美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而华洋杂错的男女情爱仍够吸引人来读。《风萧萧》是多角爱情与间谍战的混合型故事，现实与浪漫共存，大雅大俗，高可直达追寻人生奥秘的境界，低可致市井纵谈艳闻奇事的趣味。徐讦把品位较高的文学传向大众，这与张爱玲是颇为一致的，但他的大众意识似更明确，他后来追述说：“艺术的本质就是大众化的”，在他的心目中，“小说是书斋的雅静与马路的繁闹融合的艺术”。“马路的繁闹”，是他的奇幻故事满足东南沿海一带市民读者在卑琐繁杂的生活中追求新奇和陌生的欲望，所产生效果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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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书斋的雅静”，是指徐讦小说的纯文人倾向。他对理想化人性的不懈追求，表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风萧萧》在一个浪漫的间谍故事掩盖下，表露出对生命态度的严肃探索精神。男主人公“我”置身于舞女白苹（象征银色、赌场与教堂）、交际花梅瀛子（象征红色、太阳）、海伦小姐（象征白色、灯光）三位女性的情爱纠葛之间，而三女性各代表着一种人生态度，或追求“暂时”，或追求“永久”，交错矛盾，表现人生永远的理想、信仰、爱和短暂的人生追逐的恒久冲突。这已经相当地具有哲理色彩。对于情爱甚至性爱，徐讦小说有较高的文化探讨的热情。情爱和性爱既代表一种现实的生命，又代表一种超越的生命，高尚的性爱与生命同构，具有悲剧性质，而真正的情爱稍纵即逝，易于幻灭，难以保持自尊，也在在揭示生命的严峻性。所以徐讦男女爱情的结局都无从圆满，性爱的形而上的表现处处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穷究人生哲理的倾向相通。另外，徐讦小说的心理体验层面丰富，有的直接运用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方法来描写复杂的人性，如《精神病患者的悲歌》运用心理演绎构成小说本体；《风萧萧》里出色的梦境描写，对人物潜意识心理的挖掘；中篇《旧神》表现女子犯罪起于男子的罪恶，心理分析贯穿前后，都使他的作品具有某种先锋性质。徐讦的小说叙述技巧也很现代。重要作品均以第一人称“我”（一般是男主人公）的人物内视点来进行叙述。《风萧萧》便是如此，全书从“我”这个感觉主体出发，叙述显得机巧而富寓意，景象、人物、事件、对话都有象征含义在内，时时插入议论，并不着力刻写人物性格，却将人物心理经叙述者的体验，用“我”的感受作为媒介向读者传达。这样，徐讦的小说便将通俗文学与非通俗文学的两种成分结合，形成了它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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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讦属多产作家。其他的重要小说，中篇有《一家》，一反作者固有的浪漫笔调，写“孤岛”内一个逃难世家的日常生活，回到他早年写《郭庆记》、《小刺儿们》的实录风格，但对中国民性的剖析力显著增强。《烟圈》集里的短篇《赌窟里的花魂》、《气氛艺术的天才》、《烟圈》，对人性和艺术的理解，都很精彩。《海外的情调》集里的短篇《鲁森堡的一宿》、《决斗》、《英伦的雾》，对人生与婚恋本质的探寻，现代派气味尤浓。徐讦用“夜窗书屋”名义出版“三思楼月书”约二十种，包括诗歌、剧本、散文。如加上50年代以后的创作，总计六十余种。他被公认是对港台和东南亚华文文学起到重大影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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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1917—2002年）继徐讦之后，一度成为浪漫爱情小说的畅销书作家。他用“无名书屋”名义出版的“无名丛刊”和“无名书初稿”共计十余种。两套书大致划分出他两个写作阶段。即首先写出一些不注重叙事却文采绚烂的作品，如《露西亚之恋》、《龙窟》（后者为未完长篇的一节），未得到社会注意，抗战时期发表通俗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大获成功，两书一两年内全国各地翻版达23种，三四年内各种合计印行100版以上。到抗战后隐居杭州写出《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连续性长篇，属于他的先锋文学时期。无名氏集通俗、先锋于一身，两种写作前后并举，而本质上他是一个用文学来探索生命意义的纯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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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风情画》写义勇军上校韩国人林与波兰后裔奥蕾利亚的奇异爱情，两个受压迫民族的男女最终因义勇军接受命令离开西伯利亚寄居地而被拆散，奥蕾利亚自杀。《塔里的女人》写南京医生兼提琴家罗圣提与名媛黎薇的爱情，因罗已婚而向社会妥协，葬送了两人。无名氏写此两书是“立意用一种新的媚俗手法来夺取广大的读者，向一些自命为拥有广大读者的成名文艺作家挑战”〔14〕。所谓“媚俗手法”，包括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一见钟情的模式、悲切煽情的结局，以及故事中套故事的男主人公忏悔回想结构、制造悬念和神秘效果的叙述方式。但是无名氏究竟不是一般的通俗作家，他还是在这两个爱情悲剧中加进生命探索的意味，那便是将女性追求的彻底性、纯粹性，同男性追求的现实性、妥协性做比较，使两种生命形态发生冲撞，导致美的、执著的生命走向幻灭。于是，通俗故事显现出并不通俗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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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对生命进行哲理的思考，又将这种思考纳入到诡谲的色彩缤纷的浪漫主义艺术形式中去的，是他的“无名书初稿”。这部大书包括连续性的七部长篇，50年代后又写了《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以外》、《创世纪大菩提》，但仅就40年代发表的《野兽·野兽·野兽》等三部来看，它作为一部“心史”的独创性已经具备。在《野兽·野兽·野兽》的“楔子”部分写明主人公印蒂神秘失踪，为了去寻找生命中最可贵的东西。这是全书的基本主题。印蒂经历过狂热的革命、爱情、欲望、信仰的各种磨难，由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社会事件作背景，表现他寻找“生命的圆全”的全部复杂性、矛盾性。其中渗透的生命意识既有存在主义对个体生命孤独感的体验，也有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地建立新信仰的努力，全书比较复杂。写法上强调纯主观的个人感觉，又采取浪漫情感自由无羁的喷发形式，大段大段的心理独白、情绪宣泄、氛围描写与部分现实场景混合在一起，造成一种介于诗体小说、散文小说、哲理小说之间的文体。并非成熟，有些地方甚至过于铺陈冗长，但又确实在中国提供了情节弱化小说的惟一的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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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有通俗、先锋品格的作家，还有施济美，写有《凤仪园》、《鬼月》等集子；潘柳黛写有长篇《退职夫人自传》，两人都是40年代后期的上海女性作家。尤其是东方蝃蛛，仅一册《绅士淑女图》，用一种富丽的文字写出十里洋场上旧家族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难以寻觅，文体雅俗融洽，逼似张爱玲，透出一股繁华中的荒凉况味。东方蝃蝀小说在意象的选择和营造方面，也和张爱玲一样与现代主义相通。从40年代讽喻类小说出现钱钟书，体验类小说出现萧红、骆宾基、端木蕻良、路翎、师陀、汪曾祺，到通俗、先锋两栖小说出现张爱玲、徐讦、无名氏来看，中国小说已经在民族文学的基地上，建立起与当代世界文学的同步的联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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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实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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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解放区的新型小说集中到这一节来专门论述，是因为它们从30年代的左翼小说发展而来，到了这个时候，在一种文艺政策的指导下，与西北广大贫瘠的农村和文化程度远较东南沿海一带城镇低的农民读者相结合，确实将革命现实主义的小说民间化了。这些小说与苏联文学与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都有着联系，却与现代主义的世界文学潮流有某种隔绝。它相对形成了自足的体系，后来在各个根据地之间互相流通，以后随着在全国夺取了政权，对50年代以后的大陆文学发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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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解放区的小说并非与国统区、沦陷区的小说绝缘。解放区的资深作家，都是从后两个地区先后过来的，比如丁玲于1936年、周立波于1939年、萧军于1940年到达，茅盾、沙汀等到过延安后又回到国统区。只有另一部分青年作家如赵树理、孙犁等是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国统区有暴露、讽刺小说，解放区虽然出现歌颂工农兵新人物的作品，却也有如丁玲的《在医院中》这样揭露矛盾的小说。国统区、沦陷区均有体验型的小说，解放区则出现以孙犁为代表的抒情型小说。国统区、沦陷区的通俗小说，也可与解放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通俗型作品相参照来考察其异同。解放区因其特殊的情势，没有真正意义的先锋小说家，除此之外，我们不应忽视它与40年代整个小说发展的趋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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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区短篇小说家中，孙犁（1913—2002年）是赵树理之外最重要的作家。与赵树理以现实主义精神着重表现农民心理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不同，孙犁的小说着重于挖掘农民的灵魂美和人情美，艺术上追求诗的抒情性和风俗化的描写，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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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孙犁的小说可以发现，作者着意刻画、赞美的人物都是妇女，像《走出以后》中的王振中、《老胡的事》中的小梅、《丈夫》中的媳妇、《麦收》中的二梅、《荷花淀》与《嘱咐》中的水生妻子、《芦花荡》中的两个女孩子、《钟》里的尼姑慧秀，还有《“藏”》中的浅花、《纪念》中的小鸭……这些年轻妇女各具神采，却都同样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表现出了高尚的情操、刚毅的性格，以及革命的激情、乐观的精神，可以说，这是孙犁塑造的独特的人物体系。作家正是从这些纯真、健美的青年妇女身上挖掘出时代精神的美。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旧社会生活的地位是极为低下的，但在解放区，她们的聪明才智第一次得到了发挥。孙犁正是通过描写她们的思想感情，来反映出多彩多姿的时代光辉。《丈夫》中的媳妇在抗战中逐渐提高了认识，把一颗埋怨丈夫、想念丈夫的心扩大去恨日本鬼子，知道了只有把鬼子赶走才有团圆的日子。《走出以后》的17岁小媳妇王振中积极参加工作，终于脱离了落后的婆家。《荷花淀》中游击队员们的妻子从想念丈夫到自己也配合丈夫作战。作者充分写出了解放区劳动妇女的成长，写出了她们内心的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来有描写劳动妇女的传统，但多是描写她们所受的苦难，例如鲁迅的《祝福》、叶圣陶的《一生》、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等等；也有着重描写劳动妇女身上的闪光品质的，例如艾芜的《南行记》中的一些篇章、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等，但他们或是反映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人物，从隐藏在下层社会烟尘里发掘出受伤的灵魂美，或是从人性的角度歌颂下层人民原始的灵魂美，而孙犁所表现的是解放了的新时代劳动妇女的灵魂美。孙犁笔下的农村妇女不再有艾芜人物的病态，而表现出更为健康的色彩；人物的美好秉性产生于现实的新的阶级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土壤中。孙犁可以说是发展了现代文学表现劳动妇女灵魂美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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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表现农村劳动妇女的灵魂美，也表现了孙犁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以及独特的美学追求。在他看来，革命，不仅仅指拿着枪杆子去战斗；革命的根本目的与使命，是在战斗中涤荡旧的污泥浊水，创造美的生活、美的心灵与性格。他一再地表示，农村青年妇女“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15〕，这些农村青年妇女表现了“美的极致”。而孙犁正是执著地追求着生活的“美的极致”，不愿意让社会的丑恶现象进入自己的作品。因此，在他的作品里，同样表现抗日战争，他不着重表现战争的残酷而着意表现战争中的民族正气；他也不着重表现农民的苦难与心灵的重负，而努力表现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觉醒与美好心灵的闪光，由此形成了孙犁式的独特主题：表现农民（尤其是他们中的农村妇女），在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觉醒，挖掘农民内在的灵魂美、人情美，以此歌颂美的新时代、新农村的诞生，歌颂创造着美的革命，表现自己对于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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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中诗意的美的追求，以及作家的诗人气质，决定了孙犁捕捉生活形象的独特方式，典型形象塑造方法上的独创性。和茅盾那类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作家不同，孙犁在捕捉生活形象时，所注重的不是对象的全部，而是紧紧抓住与自己心灵相契合的一瞬间，印象式地抓住形象打动自己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描写。比如，在《吴召儿》这篇小说中，他对吴召儿这个形象的观察与描写，就没有如茅盾那样努力从各个不同侧面来凸现人物，而只是抓住了特别打动自己的几个瞬间：反扫荡开始，村长派吴召儿给“我”当向导，在兵荒马乱中，她居然从容不迫地换上一件红棉袄；在爬山途中，尽管山“黑的怕人，高的怕人，危险的怕人”，吴召儿却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上，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当一大批敌人包围了大山，吴召儿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在不断被风吹着，像从她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火花，落在她身上——尽管只是几个瞬间，描写对象外在与内在的美，与作者主观感情上对于美的赞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就是孙犁塑造典型形象的方法：抓住人物思想性格最主要、最特殊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现出来，发射光亮，照人眼目”，让读者“通过这样一个鲜亮的环节，抓住整条环链，看到全面的生活”〔16〕；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其他部分，非主要、特点不鲜明的部分，则坚决地舍弃，以达到单纯与完整的统一，同时在客观形象中倾注了作家主观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写人物也是在写自己，达到了主客体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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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的小说不是以情节取胜，在他的小说中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而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画面，或用一种思想，一组细节串通起来。孙犁的小说常采用散文式的、追随人物感情流动的抒情结构。在描写上也常用情景交融的诗的手法。他执著、认真地追求语言的艺术美。他的语言，从生活出发，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却精心地又不露痕迹地进行了艺术加工，把语言的通俗和优美、简练和细腻、直率和含蓄、清淡和浓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如行云流水，却又状物传神，形成了清新、明净的语言风格，一如他的故乡白洋淀的荷花与少女。他小说的传统性、民间性比较内在，那便是含蓄地追求一种中和之美的原则。孙犁的小说以其美的特质与独特艺术风格在解放区小说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并以他为首，后来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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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犁一样，以描写农村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著称的作家，还有康濯（1920—1991年）。康濯的小说着重从两个不同时代的对比中，表现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他的代表作有《灾难的明天》、《我的两家房东》等。《我的两家房东》通过农村姑娘金凤和农村干部栓柱的恋爱故事，反映了农民冲决旧婚姻制度、旧传统思想的束缚，开始了思想感情的解放。尽管写的是儿女间的琐事，读者却可以从中看到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怎样深入到了农民的家庭生活。康濯的作品不同于孙犁多用浪漫主义彩笔，而着笔于从平凡的言语行动中表现人物细腻的内心世界，文笔细致而不烦琐，平淡而不刻板，具有清新、朴素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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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写农村生活，美学追求却迥异于孙犁的，是孔厥。他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病态和缺陷进行解剖与表现。孔厥短篇小说集《受苦人》就着力于描写被旧社会压迫，性格扭曲的人物，或者革命队伍中思想作风有缺陷的人物。代表作《受苦人》即是叙述一个童养媳和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的生活悲剧。小说男女主人公同样善良而又不幸，都同情对方，彼此却毫无爱情，因此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小说着眼点不在挖掘人物的精神美，而倾力于揭示封建婚姻制度的野蛮与丑恶，却同样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以后他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则是写一个童养媳怎样成长为一个抗日妇女先锋，边区女参议员的。揭示生活矛盾和人的处境的紧张感减弱，乐观的语调加强。孔厥以后又参与写作《新儿女英雄传》，因是长篇章回体，移至后面论述。其他描写农村新生活的短篇小说作家还有秦兆阳、葛洛、马烽、西戎、束为等，后三人构成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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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区短篇小说中，除农村题材外，还有表现部队生活的军事题材作品。军事题材实际上也是农村题材的延伸与发展：兵士大多数都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在部队小说作家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刘白羽（1916—2005年），他的代表作《无敌三勇士》一开头就说：“有些人把我们当战士的想得太简单了。以为我们就是打打仗，睡睡觉，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刘白羽所要着力探求、努力表现的，就是作为有觉悟的革命者的战士（包括各级干部）丰富的内心感情世界。这正是刘白羽的战争题材小说高于一般战争小说的地方。他的著名短篇小说《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血缘》和中篇小说《火光在前》等作品，十分真挚地表现了解放军战士之间、官兵之间阶级的血缘关系，展示了革命军人有着最强烈的爱，也有着最强烈的恨的仁爱、刚烈的灵魂。刘白羽也是一个有着浓郁的诗人气质的作家，但他不像孙犁那样含蓄内向，而是激情外溢，语言激昂奔放，气势磅礴，擅长于宏伟的战斗场面的勾勒，有时失之没有节制。刘白羽代表作《无敌三勇士》受到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为适应农民战士的欣赏水平与审美要求，在小说结构方式和语言上都有意识地借鉴说唱文学。在解放区军事题材作品中，自觉进行这种借鉴与吸取的，还有邵子南的《地雷阵》，小说于叙述中插入韵白，采取了类似说书的形式，具有明快、幽默的风格，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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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短篇小说中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在数量上相对较少，这反映了创作思想上的片面性。思基的《我的师傅》、韦君宜的《三个朋友》细致地描写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过程中思想感情的变化，着重在与工农对比中，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弱点。与“五四”以来传统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相比，这样的主题无疑是一个新的开拓。但在以后的发展中，被人们当作一个新公式，以致推向了根本否定知识分子的“左”的极端。我们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却不能因此否定了这类主题的作品在最初出现阶段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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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丁玲的《在医院中》。丁玲作为一个敏锐的女性作家，具有一贯的独立审视生活的勇气和眼光，此篇小说通过年轻女医生陆萍被分配到一座新建医院后的感受、遭遇，尖锐地揭示了具有现代科学民主思想和高度责任感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小生产思想习气、官僚主义的矛盾，这对于前述知识分子题材中的“改造”主题显然是一个新的开拓与发展。小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第一次提出反对小生产思想习气的问题，这是现代文学中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它显示了作家丁玲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思想穿透力及坚持独立思考、勇于揭露矛盾的胆识。丁玲虽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她坚持“五四”新文学科学民主与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历史功绩，终于得到了历史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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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解放区大规模地开展“土地改革”的斗争中，大部分的作家意识到这个大变化所具有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心理内容和审美内容，是富有吸引力的创作天地。解放区作家几乎是在这个伟大运动正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开始对其进行艺术反映和概括的。解放区作家与现实生活、农民群众之间血肉般的联系的优点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作家个人感受力、概括力和表现力都受到了考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1908—1979年）的《暴风骤雨》成为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土改小说”的代表作——无论其已经达到的，或没有达到的，都足以代表解放区土改题材长篇小说的成就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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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大成就在于正确地表现了农村的阶级关系，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固有的复杂性：一方面，由于作家自觉掌握与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因此，在表现农村阶级关系的广度、深度及准确度上，都超过了“五四”以来表现农村阶级斗争题材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作家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在真实地反映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上，在对人性的分析、批判和表达上，又超过了反映土地改革的同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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