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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的是华北一个叫做暖水屯的普通村子，这里阶级关系不是经过理性分析“净化”了的，而是保持着生活本身所特有的感性形态：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形成了犬牙交错、互相渗透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钱文贵，这个村的中等恶霸地主，他的亲哥哥钱文富却是村子里种二亩菜园地的地道的贫农，他的儿子钱义是八路军战士，媳妇是富裕中农顾涌的女儿，女婿张正典是村治安委员，侄女黑妮又是村农会主任程仁的情人。农村各阶级之间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联系使农村阶级关系无限复杂化。而且，每一个阶级、每一个营垒内部都存在各种差异、矛盾、斗争。同是地主，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钱文贵在土改大风暴面前采取了不同态度、策略，并且互相明争暗斗；同是贫农，既有刘满这样站在斗争第一线的积极分子，也有白天分地、晚上退地的农民侯忠全；村干部之间对于土改的认识、态度，政策的掌握都有明显差异，形成了微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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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暴风骤雨》的主要弱点就在于把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一定程度上简单化，也规范化了。在小说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成了惟一的矛盾，地主之间、贫农之间似乎不存在矛盾；而且斗争双方营垒分明，阶级阵线就像政策条文规定的那么清楚，绝不存在互相渗透关系：作家所要反映的似乎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经政策过滤过的生活的规范化形态。作家周立波在总结《暴风骤雨》的创作时曾说到，在他生活过的地区，土改中曾发生过“左”的偏向，但作家认为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因而加以“省略”，而另外选择没有发生偏差的地区作为表现的典型。在小说中是否表现土改中的偏差，本来是一个具体的艺术处理问题，周立波却坚持一种后来普遍实行的“本质”论，扬弃生活中的消极、复杂现象，似乎这样符合文学的“典型”化原则。正是对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这种不正确的理解，导致了《暴风骤雨》对生活简单化的描写，影响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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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暴风骤雨》对生活的表现，也有自己独到的优点：全篇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真实生动的生活场景，富于农民情趣的幽默活泼的生活细节，而这一切都出之于单纯、明朗、简洁的语言形式。周立波既善于以饱满激情描写壮阔的群众场面（如斗争韩老六的场面），又善于细致入微地描绘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小说中对丈夫正直、妻子识大体的赵玉林温暖的家庭生活，与丈夫“迷糊”、妻子泼辣的白玉山富于风趣的家庭生活的描写都是十分传神，能够引起读者会心的微笑的。作品中有许多必不可少的、显示出生活真实的丰富形态的闲笔。例如，在贫下中农串联会前老孙头讲“黑瞎子”的故事等等。因此，在周立波的作品里，生活之树枝叶茂盛，而不是像某些作品那样，将生活之树上“多余”的树枝统统砍掉，成了一株在旷野之上光秃秃的树干。与《暴风骤雨》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比较缺乏这样具体可观的场面、细节，而较多单调的缺少色彩的叙述。在表现生活本身固有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上，《暴风骤雨》是更见其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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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也是各有特色。丁玲特别善于通过精细而富有历史深度与历史真实感的心理刻画，写出人物思想、性格、心理的复杂性。小说对地主钱文贵的塑造就很具有心理深度。在表现农村中的新人时，作者没有把人物人为地拔高，而是写出了农民如何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摆脱自己身上的种种自私、保守、个人顾虑和宿命论思想而成长的。作者善于从运动状态去刻画农民的心理，把人物置于土地改革的历史大变动、大风暴中，去考察、表现他们心理状态的变化：那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下来的旧观念、旧传统，与同样蕴积了几千年的翻身解放的历史要求之间互相搏斗与消长的历史过程。小说对于侯忠全心理的刻画是很有典型性的。农民斗了侯殿奎后分给他一亩半地，但他却悄悄地交还给地主，这是一个被压垮了的灵魂，他内心深处希望的火并没有熄灭。因此，当他与过去的主人、刚被斗过的地主侯殿奎目光对视的一刹那，“他觉得像被打了一样，那悄悄地投过来责罚的眼光，反使他抬不起头，他赶忙把两手垂下，弯着腰，逃走了”。这失败是惊人的真实的：当侯忠全真的相信地主确实斗垮，土地回到自己手中，他和老伴“两个都笑了，笑到两个人都伤心了”。真诚地认定：“菩萨不是咱们的，咱们年年烧香，他一点也不管咱们。毛主席的口令一来，就有给咱们送地的来了，毛主席就是咱们的菩萨，咱们往后要供就供毛主席。”作家的最后这一笔，既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的觉醒，却把这种觉醒放在一定历史范围内，真实地写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中国农民要摆脱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的奴隶主义传统观念、心理的束缚，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付出沉重的代价。丁玲当然无法预见以后的历史演变（她自己也成了历史灾难的受害者），但由于她忠实于现实，她对农民思想、心理刻画的历史真实性，使得她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成为中国现代农民心理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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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来，《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形象塑造得立体感不够。小说中描写了三个地主：韩老六、杜善人、唐抓子，这三人外形上有差别，但性格、对土改的态度则大致一样。《暴风骤雨》的主要成功在于农民的塑造。作者描写这些人物没有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着重于写农民在与地主斗争的同时如何克服自身的弱点而成长，却是着重于农民积极分子阶级觉悟的觉醒上。书中这类形象有郭全海、赵玉林、白玉山、李常有等，作者从他们不同的出身、经历出发，并选择了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突出他们阶级觉醒的不同特点。另一类写得生动的应该是赶车的把式老孙头。这个老汉受着地主欺压、渴望着翻身，却又胆小；他好吹牛，喜欢出头露面，可是一旦真碰到危险，他又急忙往后撤，嘴上还得说着硬话。他确实热切地盼着翻身，盼着农民的胜利。由于他走南闯北的经历，也使他能识破一些地主的奸计。他看到地主的威势确实没了，就积极起来，但是真到分东西时，他嘴上积极着，心里又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但总的来说，他仍然是积极的。作者还根据他的生活经历，写出了他开朗、诙谐的性格，他说话风趣，引人发笑，喜欢卖弄自己的知识等等，很多小细节的刻画使这个人物丰满起来了。在老孙头身上，作者概括出了农村老一代农民的一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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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小说的文学语言也各有特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细腻，有时失之沉闷，却也不乏优美的篇章。《暴风骤雨》则明快、简净，富有地方特色，充满了农民所特有的幽默感，但有些地方方言口语的运用也失之冷僻。总之，丁玲是在坚持自己的文学探索精神基础上，对农村的新世界投入深深一瞥；而周立波是试图站在民间的地位上，运用政策思想，“仿制”一个接近农民的叙述文体。得失成败是都具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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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区长篇小说中，除了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为代表的土地改革运动题材的作品外，还有表现新的时代中在党内，以及在农民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出现一些新的矛盾的作品。这些矛盾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中，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认识。但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矛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必然地要求在文学上得到反映。面对着“反映新时代里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文学新课题，与人民群众斗争实践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解放区作家，发扬清醒的现实主义传统，努力把党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统一起来，获得一种认识、分析与解决这些矛盾的出发点。在这方面的最初成果是欧阳山的《高干大》与柳青的《种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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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山（1908—2000年）的《高干大》是以高生亮这个农民出身的革命干部为中心，写任家沟合作社的发展历史。小说揭示的矛盾是革命共产党人、人民群众与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倾向的斗争。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出身的干部仍然联系群众和迅速官僚化两类典型形象，使得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所反映的合作社不同发展道路的范围，而作为中国历史经验的忠实记录，具有长远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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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1916—1978年）的《种谷记》写在1947年。中国革命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但与农村实际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作者，却通过解放区农村在实行减租减息斗争以后，组织互助变工，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故事，反映了农民生产关系改变的初步状况。欧阳山的《高干大》与柳青的《种谷记》在解放区作品中，起着后来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桥梁作用。这两部作品的弱点，主要是思想大于形象，作品的认识价值大于美学价值，也是反映了过渡时期作品的历史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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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解放区的创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反映工业生产、表现工人阶级的作品不多，其中草明的中篇《原动力》是较优秀的、也是最早出现的一部。这部作品描写东北一个水力发电厂解放后在复工过程中，工人们和公开的、隐蔽的敌人斗争，克服技术上的困难，终于恢复了生产，工人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新人。作者的目的就是要表现工人阶级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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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的小说就这样多方面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但在主题模式上已经有所定型：便是敌我斗争和人民内部先进落后斗争的模式，在斗争中人民舍弃旧我、换成新我的模式。部分地突破这种模式，真正表现时代风云变化下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各种性格、心理的小说，也时有出现。而在小说民族化、群众化的内容、形式两方面，解放区的小说则开辟了符合自己政治、文化条件的道路。通俗化的情况将在另章叙述。这些文学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将要面临的新形势、新冲突，我们将在以后才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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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范智红《抗战时期沦陷区小说探索》，提到“‘仿制’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题材和风格上使沦陷区文坛呈现出‘五四’新文学发展初期的局面”，《文学评论》199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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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柏山（彭柏山）：《〈东平选集〉序》，《东平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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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艾芜：《〈春天〉改版后记》，《艾芜研究专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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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饥饿的郭素娥》，上海：希望社194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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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翎：《人权》，《路翎小说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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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财主底儿女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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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冯至：《〈伍子胥〉后记》，《伍子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版，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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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卞之琳：《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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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师陀：《〈果园城记〉序》，《果园城记》，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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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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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爱玲：《童言无忌》，《张爱玲散文全编》，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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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转引自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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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晚华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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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吕剑：《孙犁会见记》，《孙犁研究专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0至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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