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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把誉他们一家人都叫了过来，当面揭露纯子过去犯下的诸多罪行，尤其是对清志的杀害和肢解。松永告诉他们，纯子是整个案件的主犯，并让他们相信“所有的责任都在纯子身上”。在此基础之上，他时而耐心地嘱咐说：“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放纵纯子，那她就会犯下更多的凶残罪行。”时而又恫吓道：“如果纯子不回来，那就必须让绪方家负起相应的责任，包括抚养被纯子遗弃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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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一家人一直在久留米乡下过着平静的生活，这一下，被松永的话惊呆了！而且，他们一定会认为纯子是“绪方家的累赘”，也一定会视之为沉重的负担，感到异常的愤慨。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当松永提议说要上演一场葬礼剧，对纯子施以惩戒的时候，他们大概就会点头应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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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松永的“策略”取得了成功，纯子也被骗了回来，誉一家人也没有被放过。根据纯子的证词，从汤布院回来后，誉、静美和理惠子就开始频繁地出入M公寓。起初是两三天一次，但在门司站逃亡未遂事件之后，就变成了每天一次。他们三人从久留米的家中出发，开车约两个小时到达小仓。他们一般是在工作或家务完成之后出发的，所以最早也要晚上九点才能到小仓。然后在黎明前后，再回到久留米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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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松永和他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彻夜长聊。讨论的主要话题，就是今后如何处置纯子。不过，纯子没有被告知他们商谈的具体内容。对于纯子的处置，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由松永照看她，要么由绪方家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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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走纯子。因为纯子知道自己的一切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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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于他自己的“人生信条”，松永当然不会自己下决断。他会让誉一家拿出结论，自己决定把纯子交由松永照顾，从而卖给他们一个人情，以便在照顾费的名义下榨取大笔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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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的那一套娴熟的诱导技巧，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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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松永提出要和纯子分手。根据纯子的证词，在门司站逃跑未遂事件之后，松永对她说：“想要分手的话，那就分手吧。但是，我要和你的父母好好谈一谈。”纯子半信半疑，但仍然觉得似乎可能就此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她在证词中说：“自己当时觉得那样肯定会对不起爸妈，但如果能用钱解决问题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帮帮我，所以我就求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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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方誉他们，可能一直在两种情绪之间摇摆不定——“纯子回来的话，肯定会有麻烦”的那种不安，“如果她想分手的话，那就帮她一把”的一份责任感。然而，这恰恰就成了松永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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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松永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进行了对纯子的电击。起初，纯子幸免于在誉一家的眼前接受电击。但好景不长，松永开始当着家人的面，对她实施电击。誉一家甚至还目睹了纯子右手手指被电击灼伤后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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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汤布院返回之后的惩罚自不必说。但是，誉一家可能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松永对自己女儿的惩罚，在那之后竟然仍在持续，甚至连面部和乳头都被通电。他们在亲眼看到纯子遭受电刑的时候，那种内心的震惊、动摇、恐惧，是不难想象的。纯子她再怎么说是家里的累赘，但女儿到底还是女儿，姐姐也到底还是姐姐。他们一定会怀着“想要拯救那可怜的女儿（姐姐）”的心情，努力地和松永反复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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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越是急躁，就越是会落入松永的圈套。对于分手的问题，松永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并索要一大笔钱作为“分手费”。誉一家都接受了。然而，就在谈判即将达成的时候，松永又使出了手段。他利用孩子作为筹码，劝说纯子撤销分手协议。事实上，纯子在知道“分手条件是两个孩子被松永带走”的时候，就丧失了离开的意愿。她作出了一个悲怆的决定：“与其孩子们被带走，倒不如毁灭了自己。就算是趴在地上爬着，也只能跟着松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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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不会和松永分手的。”纯子这么一说，分手的事就算是告吹了。但这样一来，事情就演变为“照顾杀人犯纯子需要很多钱”这一话题。誉一家老老实实地答应了这种不合理的金钱勒索。纯子的证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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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爸妈和妹妹经常讨论如何弄钱的问题。松永向他们勒索数以千万计的钱，并逼着他们快点拿出弄钱的方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他拿我做文章，千方百计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包括迄今为止的照顾我的费用、我离家后的花销、行为保证金等等各种名目。而且，他还提起了我去汤布院那天的事，说是我在把妈妈叫到M公寓的时候，为了不让她看到恭子，就把恭子关在浴室里。借着这个由头，他又让我的父母写了一份‘向恭子支付一百五十万日元抚慰金’的备忘录，并逼迫他们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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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方的调查结果，平成九年（一九九七）四月至七月，也就是纯子从汤布院返回后的三个月时间里，誉一家共计给了松永一千三百五十万日元。而且，在第二年八月，誉又把本家的土地和房屋作抵押，向农协借款三千万日元，借到的款项全部都给了松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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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绪方一家就一步一步地充当起了“金主”的角色。然而，就在他们完全陷入松永的操控之后，发生了一个决定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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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松永安排誉完成了M公寓的管道更换工作。在清志的尸体被肢解后，松永曾命令纯子和恭子彻底清扫房间，以销毁证据。但是，他又对誉说：“可能会残留肢解的痕迹。”要求誉把厨房管道也彻底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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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松永的真正意图，是让作为一家之长的誉参与销毁证据，从而让他心怀愧疚，进而剥夺他抵抗自己的意志和气力。这个“击溃一家之主”的策略获得了完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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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犯罪的是自己的女儿，但杀人就是杀人。不能原谅，也不能隐瞒。纯子应该通过服刑来赎罪。”誉如果能这样判断，并向警察自首的话，绪方一家的案件也许就能避免。但是，誉最终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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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誉不仅仅是怀着不忍心让女儿进监狱的父母之心，恐怕还有一种“如果女儿的罪行暴露于世，那自己也就完了”之类的强烈危机感。据誉的上司和朋友透露，他当时并不满足于只是担任农协的副理事，而是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理事长的位子。农协有三位副理事，他们之间的晋升之争非常激烈，但誉是最有希望胜出的候选人。他平时自尊心很强，是那种非常在意他人评价的人。尤其在当时，他丝毫没有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或者是家庭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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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看透了誉的这种心理。他循循善诱，对誉说：“我已经想方设法地销毁了证据，所以能够在不被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制造完美犯罪。”并把“留在最后的任务”——更换管道交给了誉。当时，誉是六十一岁，连日来反复奔波在小仓和家之间，加上睡眠不足，导致身体极其虚弱，毫无疑问是已经缺乏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但是，誉“想要掩盖女儿杀人事实”的愿望，依然是无比强烈的。这一要害，也恰恰被松永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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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一家开始每日奔赴小仓的两个月后，理惠子的丈夫主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纯子原本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但她听到了理惠子跟松永说的话：“主也怀疑我为什么经常出去，所以我也不好每天都到这边来。”于是，纯子猜想一定是松永抓住这个契机，诱导主也和她一起来小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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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松永而言，主也的存在正是自己控制绪方一家的最大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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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也是久留米市一户农家的次子。昭和六十一年（一九八六），二十七岁的主也成了绪方家的入赘女婿。结婚之前，主也是千叶县警察署的一名警察。结婚之后，他开始到誉的单位上班。主也对从未谋面的纯子印象很差，认为她是个不断制造麻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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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方家原本应该是由长女招婿来继承产业的，但纯子脱离了户籍，离开了家。因此，誉和静美只好委托亲戚们帮忙给理惠子物色一个入赘女婿。理惠子和主也在相亲之后，决定结婚。但是，那个时候，纯子在松永的逼迫之下，给家人亲友逐个地打电话，并恶语中伤。在松永的指示下，纯子对自己的父母说：“你们是要把财产双手贡献给主也的本家吗？！”又对做媒的亲戚说：“你给理惠子找一个入赘女婿是多管闲事！其实是想要财产吧！给我少管闲事！”甚至还把电话打到了主也的父母家，说：“你们家的这个主也，就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才入赘的吧！”等等等等，纯子歇斯底里似的恶语伤人。当然，这件事也传到了主也的耳朵里。因为这件事，纯子遭到两家人的孤立，也没有被邀请参加妹妹的盛大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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