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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下达死刑判决后,纯子向法官深深鞠了一躬。休庭后,她向三位检察官逐次致意,但脸色苍白。据律师介绍,针对她被松永控制一事,纯子在对法官的判决感到失望的同时,也丧失了自信,“因为被认定为主观故意的犯罪,她觉得自己果真是个残忍的人”。但是,她的律师极力劝说纯子提起上诉,一直以来,纯子对上诉犹豫不决,在上诉期限的最后一天,纯子同意以律师的名义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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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这个判决感到非常失望。这份判决,对松永和纯子的控制关系毫无洞察。例如,法官指出“绪方有许多避免各种犯罪的途径”。可是,这种看法未免太过于无视受害者的心理。纯子被地狱般的通电彻底灌输了恐惧心理,她的判断力和批判力显著下降,不得不在心理上服从松永。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纯子,也适用于绪方一家的所有人。正因如此,就连以前当过警察的主也都既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而是听从了松永的杀人指示。由此可见,松永的控制术是多么地“完美”。更不用说被暴力虐待二十年之久的纯子了。在一般人看来,她一个人想要作出反抗,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这样认定纯子配合松永、积极主动地参与杀人,是否过于简单了呢?对于纯子以及自相残杀的绪方一家的心理活动,判决完全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这个判决就像是给臭了的东西盖上了盖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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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判决的前一天,我得到了和纯子见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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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开始旁听庭审,我就越来越想知道纯子的心情,于是提交了和她见面的申请。但是,因为她是重犯,按规定是禁止见面的,而且禁止通信。我仅仅是不断给她递送书籍,并在递送物品申请表的关系一栏中写了“支持者”三个字。她的辩护律师联系到我,向我传达了纯子的口信:“非常感谢您送来东西,但是看到您写的是‘支持者’,这让我非常困惑。我并不是那种会得到支持的人。”我把自己写的关于DV的书交给辩护律师,并说明了我的想法,让她明白我不是一时兴起才写的“支持者”。判决之前,亲属和支持者得以获准和她见面,我得到了二十分钟的会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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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条件是“禁止谈论案件相关内容”,但我们还是隔着透明亚克力板交谈了很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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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子以平静的表情走进会见室,说道:“非常感谢您送来这么多书,真的很感谢。让您破费,实在是抱歉。”然后深深地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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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递送的书籍之中,她说她特别喜欢读《仍然笑对人生》这本书。该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裔精神病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纳粹分子送进集中营,战后不久,他写下了记录其集中营经历的《夜与雾》(1),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长时期地广泛阅读。《仍然笑对人生》是弗兰克尔在维也纳公民大学的演讲录,简要阐述了他如何克服极端痛苦和绝望,找到生活意义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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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子说:“那本书是我的心灵支柱。当供述变得痛苦的时候,我会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阅读。”听到纯子的话,我知道了她的处境和我想象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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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子自始至终保持着笑容侃侃而谈,完全看不出作为刑事被告人,可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后被判处死刑的那种悲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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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您是说现在的心情吗?就是异常的冷静和平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被判什么刑,审判时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太严肃,距离宣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却一点都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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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纯子用手帕捂住嘴角笑了。我对她出乎意料的笑容感到惊讶。当我告诉她这与她在法庭上给人的严肃印象完全不同时,她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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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案子发生的那几年,我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但现在我渐渐地能做到了。被捕后,在与律师和警察们的交谈中,我慢慢有了变化。松永一直威胁我说‘除了我,谁也不要相信’,这句话被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所以一开始我对支持我的人充满了怀疑。但现在,我终于可以信任别人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想见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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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她在拘留所里的生活时,她说简直和天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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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吃饭,可以洗澡,想去厕所就可以去厕所。甚至还有读书的时间。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奢望,就是希望可以见到更多的人。现在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和别人进行交流,即使是在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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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对松永的看法,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她。听完后,纯子多少带点伤感地说:“虽然有愤怒,但没有产生憎恨的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一种心态……”当我问她是否还有对松永的爱时,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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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没有。只不过,看到他的样子时,我会觉得他很可怜。松永是个猜疑心很重的人。连我也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想杀了我全家。所以,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我还是希望他能诚实地说出来,并且能够找回那颗信任别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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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这次审判当初是决定将两名被告分开,并分别进行质询的,但由于纯子迫切希望“把松永这个人观察到最后”,所以才撤销了分开质询的决定。当检察官问纯子对松永在一审中的供述和态度有何看法时,她抛出了一句话:“我认为他还是那么不像话。”然而,我不禁认为,她说那句刺耳的话,是希望松永能在二审中清醒过来,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会见中,纯子的这种心情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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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对纯子说出了我无论如何都想告诉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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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认为你应该继续深入思考案件发生时的非正常心理,尽可能地把它形成文字,传达给受害者遗属。我想受害者遗属也会对你怀有这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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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作为证人出庭的主也母亲的一番话。这位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和两个孙儿的老妇人,佝偻着身子坐在证人席上,声音颤抖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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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体会过分娩剧痛的人,我想问问(有同样经历的绪方)你,当小彩说‘我什么都不说,请把我送回我父亲的老家’时,你作为一个母亲,有着和小彩一样大年纪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体会到孩子的心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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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出于对受害者家属的考虑吧,当天坐在被告席上的纯子,身着类似丧服的黑色上衣和黑色半裙。主也母亲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用手帕捂着眼睛,双肩颤抖着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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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她的样子,心想:纯子应该用一生去回答死者家属这个无法回答的疑问。无论她怎么说,都不会改变她的罪恶之深,想必死者家属也不会原谅她。尽管如此,作为赎罪,我觉得她应该尽可能地用语言来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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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子从透明隔板的另一侧,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以我的能力而言,很难表达出来。但是,通过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话,让我意识到了很多在案发当时我并不明白的事情。在我有限的时间里,我会尽量用语言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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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时候,我确信纯子重拾了人性。对于采访这一前所未有的残酷案件的我来说,这是一种“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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