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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它的天地里——形式存在的领域内，它就是傲视天下的君主。与其相比，别的民族的气质无不显得粗糙、凶悍，唯有拉丁民族的想象力发现并体现了形象与思维之间的自然联系。把这种想象力最完美地表现出来的有两个民族：一个是法国，更北方化，更平实，更多为了社交，他们的能力更多地用于构造纯粹的思想，也就是推理和讲话的艺术；另一个是意大利，更南方化，更具有艺术气质，更富于形象感，主要表现在处理诉诸形式的感觉，也就是绘画和音乐。这种天分从这个民族的初始阶段就开始显现，并且贯穿了整个历史进程，在其思想和行为的方方面面都留有印记。到了15世纪末期，遇到了有利的形势，便产生了大批的艺术杰作。那时几乎整个意大利都出现了许许多多出色的艺术家，不只是那五六位旷世奇才，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乔尔乔内、提香、委罗内塞、柯勒乔。还有一大批名声斐然、技艺上乘的画家，如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索多玛、弗拉·巴尔托洛梅奥、蓬托尔莫、阿尔贝蒂内利、罗索、犹莱斯·罗曼、波利多雷·特·卡拉瓦杰、普里马蒂乔、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老帕尔玛、博尼法奇奥、帕里斯·博尔多内、丁托列托、卢伊尼等。另外还有上百位名声不甚响亮，但受过同样的艺术熏陶，以同样的风格进行创作的画家。他们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前面提到名字的那些人只是当中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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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数量几乎相等的一大批优秀的雕刻家和建筑师，其中一部分人的时期早些，而多数人都与画家们同时，如吉贝尔蒂、多那太罗、雅格布·德拉·奎尔卡、巴乔·班迪内利、班巴亚、卢卡·德拉·罗皮阿、本维奴托·切利尼、布鲁内莱斯基、巴拉曼特、安东尼奥·特·圣·加洛、帕拉迪奥、圣索维诺。最后，在这个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艺术大家庭周围，还簇拥着无数的鉴赏家、艺术保护人和购买者。公众力量形成了一个大环境，不只是文人和上等人，还包括手艺人、工匠、普通僧侣以及平民百姓。这一切使得那个时代的艺术品味和修养成了自然的、自发的、普遍的东西，正是这种大范围的情趣与理解使得民众也成了创作艺术的参与者。因此，我们不能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看作是可喜的偶然结果，也不是因为人类碰上了什么好彩头，世界的舞台上便涌现了几位旷世奇才和一批绘画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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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否认，那一次群芳吐艳的成因正是由于全体民众的精神涵养，美妙的才华遍布于整个民族的各个层面。才华的出现是短暂的，艺术的出现就是短暂的；才华在一定的时期出现和结束，艺术也在相同的时期出现和结束；才华沿着什么样的领悟发展，艺术便跟随相同的认识发展。两者恰似身体和影子的关系，后者总是伴随着前者的出生、成长、衰落和方向。才华使艺术诞生，也使它消亡；艺术随着才华的变化而变化，艺术的整个生命及道路都靠着才华的引领。才华是艺术的要素与先决，所以，对才华要仔细研究，以便理解艺术、说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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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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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意大利艺术产生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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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要欣赏和创造高雅的艺术，需具备三个必要的条件。首先，他们必须是有教养的人。穷困、冥顽的村夫终日埋头于耕种，吃生肉的酋长和酒囊饭袋们常年行军打仗，这些人还深深地沦入动物性的生活，根本无法理会形式的美妙与色彩的和谐。殿堂和教堂里的画作是一种装饰，要用心思和愉悦的心情去观赏。观赏者应该是从粗野的生活中走出一半的，他必须从野蛮的原始状态和被压抑的身心中脱离出来，不能一门心思只想着争斗和狂欢。除了锻炼肌肉以满足好斗的本性和肉体的欲望外，他还应渴望得到高雅的享受。从前是粗鲁的，现在变得有思想；从前只知道消耗和破坏，现在懂得装饰和欣赏；从前只为了生存，现在懂得点缀生活。这种巨大的转变就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人类从封建习俗过渡到现代精神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意大利比其他地方要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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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切奇莉娅·加拉拉尼》，约1485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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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人们要有绝顶聪慧、敏锐的头脑，而那个国家的人们正好具备这个特点。文明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天生的，或者，至少无需费力就能达到。连那里的农民和粗人也都是头脑灵活的人，拿他们同北方的法国、德国、英国相同身份的人比较，差别相当明显。在意大利，一名旅店的服务生、一位农民、一名在大街上随便见到的脚夫，都能侃侃而谈，有自己的见解。这些人明事理，晓人情，能谈论政治；他们运转思维就像运用语言一样流畅，完全出自本能；他们谈吐机敏，总是不假思索，却十分得体。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美有着自然的、热烈的情感。只有在这个国家，你才能听到一名普通老百姓对着眼前的一幅画或者一座教堂高声赞叹：“啊，上帝，真是美极了！”而且，要表达这种激动的心情和感受，只有意大利语那种音色——那种洪亮的、动人心魄的重音才好，同样的话用法语讲出来，就显得平淡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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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族能如此聪慧是沾了没有被同化的光，也就是说，在北方民族的侵略之下，被摧残和被改变的程度并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严重。野蛮人在意大利建立的王国只是暂时的，并不稳固。西哥特人、弗朗克人、赫鲁利人、东哥特人不是自行离开了意大利，就是很快被赶走了。尽管伦巴第人留了下来，但不久就从拉丁文化中尝到了甜头。12世纪时，腓特烈·巴伯鲁斯统治时期的日耳曼人起先还把伦巴第人视为同族中人，后来惊奇地发现这些人拉丁味儿太浓了。史学家说他们“已经脱离了蛮猛的野性，在罗马人的天地之间受到感化，学到了几分罗马人的优雅和绅士派头，并且把那优美的语言和文明的举止保留住了，甚至在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务方面也模仿古罗马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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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3世纪，意大利还在讲拉丁文。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就是用拉丁语布道，老百姓一面叽里咕噜地说着早期的意大利语，一面还能读懂古典文学。抹在民族身上的日耳曼外壳不过是薄薄的一层，很容易就被拉丁文化的复兴穿透了。吟游诗、赞美骑士精神与封建时代的诗歌在欧洲各地到处都有，意大利人也知道一些，但有的只是译本。我在前面曾讲到哥特式建筑是缓慢地进入意大利的，这并不完整，意大利人从11世纪开始重建的时候，还保留了一定的形式，至少留着拉丁式的风骨。从它的制度、风俗、语言和艺术当中可以看出，在中世纪最黑暗、最受煎熬的长夜里，古文明已经从野蛮人席卷的土地上立起了身，苏醒了。野蛮的阴霾像冬雪一样消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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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把15世纪的意大利同其他的欧洲国家作比较，你会发现它更富学识，更富足，更体面，更有能力去装点生活，就是说，更能欣赏和产生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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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英格兰才结束了百年征战，就又开始了令人发指的玫瑰战争。两军之间互相残杀还不算，仗打完了，还把毒手伸向手无寸铁的儿童。到了1550年，这个国家就只剩莽汉、猎户、大兵和庄稼人了。一座偌大的城镇所能见到的烟囱屈指可数。乡绅住的寓所是茅草盖顶，用粗糙的黏土堆砌成的，没有像样的窗户，只靠窗格子透进些光亮。中产阶层睡在草垫子上，枕着圆乎乎的木头块，而像样的枕头似乎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才可使用，餐具也不是锡制的，而是木头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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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德国，那里正在爆发胡斯党派血腥的倒戈之战。日耳曼国王的皇权尊严扫地，贵族阶层是一群无知而骄蛮的家伙，甚至都到了马克西米连时代，很多情形下，拳头还是很管用的。也就是说，一切唯有靠武力解决，方能为个人讨回公道。从路德所写的《桌边杂谈》，还有汉斯·冯·施韦尼根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和文人的酗酒成风、野蛮无礼到了何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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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法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时期：国土惨遭英国人的侵占和蹂躏。查理七世当政的时候，豺狼一直深入到了巴黎的城郊附近。好不容易等到英国人被驱逐出境了，又有无法无天的军曹鱼肉乡里，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在这些形同强盗、杀人犯的贵族化恶人当中，有一位便是吉勒斯·德·雷茨，“蓝胡子”传说正是源自此人的兽行。到了15世纪末，这个国家的秀士良才、贵族阶层，只不过是蛮愚的、未得教养的人。威尼斯的使节们说，法国贵族们的双腿形似弯弓，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大多是在马背上度过的。拉伯雷斯的作品告诉我们，中古时代的野蛮兽性在16世纪中叶依然成风。巴尔达瑟利·卡斯蒂廖纳伯爵在讲到1525年前后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法国人认为武艺乃是万般中的上品，对于其他的就一概不顾了。他们不仅轻视学问，而且视斯文为下贱。所以，对任何一个法国人称呼文人、学士，都被当作是最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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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巴尔托洛梅奥，《萨沃纳罗拉》，约1495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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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欧洲各地还处于封建制度之下，人像野蛮的兽类一样只顾着吃喝、锻炼体能。与此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了近代化的国家。美第奇家族掌权之后，佛罗伦萨呈现了太平景象。市民安居乐业，秩序井然，像他们的领袖美第奇家族那样忙着制造商品、做生意、开设银行，把赚来的钱花在明智的事情上。战乱不再像从前那样扰得人心惶恐，他们花钱请了雇佣兵，而雇佣兵的头子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把战斗降低为“摆摆架势”而已，即便偶有伤亡，也是误伤。有记载显示，当时很多场战斗中只牺牲了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倒在战场上。外交代替了武力。马基雅弗利说过：“意大利的统治者认为君王的能力表现在能够赏识奏折里的精辟论述，写出文辞雅致的书信，善用灵活婉转的谈话技巧，精于耍弄权谋诡诈，懂得用名贵的珠宝装饰自己，饮食起居比别人奢华，声色犬马的享乐一应俱全。”统治者们变成了鉴赏家、有学识的人，喜欢儒雅的谈吐。自从古文明衰落之后，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社会把精神生活的享受视作头等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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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备受瞩目的人物是人文学家、热心复兴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的学者，如波乔、费莱弗、马尔西雷·费希恩、皮克·特·拉·米兰多拉、德梅切斯·卡尔孔迪利、埃尔默劳·巴尔巴罗、洛伦佐·瓦拉、波利齐亚诺。这些人寻遍欧洲各地的藏书斋，发掘前人的手稿，使之面向社会。在研究、解释前人著述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熏陶和灵感，在思想和感觉上变得和古人一样，能写出像西塞罗和维尔吉尔时期那种纯粹的拉丁文。文章的格调突然间变得异常高雅，思想也一下子成熟起来。从单调的六步格诗、沉闷做作的彼特拉克体式的书信，变为波利齐亚诺精妙的对句诗、瓦拉雄浑的韵文，简直给人以生理上的快感。我们的手指和耳朵会随着长短句式的起承转合、层层展开的磅礴气势而情不自禁地叩打节拍。语言变得明白了，也高雅了。渊博的学问从闭塞的修道院转到了贵族的华府，不再是为了逞强卖弄，而成为陶冶性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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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问深厚的学者并不是闭门造车、远离公众的小集团。正好相反，当时只要有了人文学家的名号就足以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君王的宠信。米兰大公卢多维克·斯弗尔扎把梅鲁拉和卡尔孔迪利请进了他的学院，指任切科·西摩纳塔做内务大臣。列奥纳多·阿雷廷奴、波乔、马基雅弗利都先后做过佛罗伦萨共和邦的书记。安东尼奥·贝卡德利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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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对有学问的人最为亲善。一次，一名文人寄来一部古代的文稿给那不勒斯国王，国王回信连声致谢，把这份礼物视为荣耀。科西莫·德·美第奇办起了哲学研究会，洛伦佐·德·美第奇重新兴起了柏拉图式的宴会。洛伦佐的朋友兰蒂诺以对话体的形式记录了几位文人的争论内容，他们一行人曾躲进卡玛杜利修道院，一连几天都在探讨动态的生活与沉思入定究竟哪个更好。洛伦佐的儿子皮耶罗以真正的友谊为题，在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德尔·菲奥雷大教堂组织了一场辩论会，获奖者将得到一顶银冠以资鼓励。我们看到王侯贵胄都纷纷招贤纳士，把哲学家、艺术家、学者网罗到自己身边。这边邀请皮克·特·拉·米兰多拉、马尔西雷·费希恩、波利齐亚诺，那边召集达·芬奇、梅鲁拉、庞伯纽斯·拉奥图斯。把这些人请进厅堂攀谈，厅堂里摆放着精美的半身雕像，攀谈的内容围绕着重见天日的先哲们的手稿，大家的谈吐文雅至极，但并不拘于礼数与地位的差别，尽可展现求知与好奇、扩充学问的度量，把经院派学术的偏狭转变为集思广益的愉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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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从彼特拉克时期开始，市井语言遭到摒弃，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便还能见到，也洗心革面成了新文学的样式。佛罗伦萨银行界的顶尖人物、市政第一任长官洛伦佐，便是意大利新派诗歌的始作者。在他周围的普尔西、波奥尔多、贝尔尼和晚一些的本博、马基雅弗利、阿里奥斯托，都是新文学的典范，都有着完美的体式、严肃而浮想联翩的诗风、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思想。素养低于这些人的就太多了，包括讲故事的、擅长说笑逗趣的、放荡不羁的公子哥，如墨尔扎、比别纳、阿利迪奴、弗朗哥、班戴罗之流，也凭着下流、新奇、机智而博得了王孙世家的宠爱和大众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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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蒙娜·丽莎》，1503-1506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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