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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比拉丁人更具兽性和粗野的需求，行动和精力似乎完全受着物质的支配。他们非常贪吃，近乎食肉的动物。拿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荷兰人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胃口相比，你们之中凡到过那里的人都会想起聚餐的饭桌上摆着多么丰盛的菜肴，伦敦、鹿特丹或安特卫普省的一个居民一天好几顿不声不响地吃下去多少食物，特别是肉食。英国小说里的人物总是在用餐，最多愁善感的女主角到了第三卷的末尾已经喝过无数杯茶，享用了数不清的涂了黄油的松饼、鸡块儿和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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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是个原因，北部的大雾使他们不能像拉丁人那样靠着一碗汤、一块涂了蒜泥的面包，或者一盘子空心粉就得以存活。同样的原因，日耳曼人喜欢有劲的酒水。塔西陀对此有过评述，我将在后面多次引述一位16世纪的目击者——卢多维科·圭卡迪尼的记载。他讲到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时说：“几乎所有人都嗜酒成性，每个夜晚，甚至连白天也狂饮无度。”现在在美洲、欧洲及许多日耳曼族国家，酗酒成了殃及全国的祸害，自杀和精神疾患多半是由酗酒造成的，甚至在那些有思想和背景良好的人中间，酒瘾也很大。在德国和英国，一个有教养的人并不因为在餐桌上现出醉态而觉得有失体统，偶尔还可能喝得酩酊大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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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我国这要受到指责，在意大利是极不光彩的事情。上个世纪的西班牙，被人称为酒鬼简直是个莫大的侮辱，光决斗不足以雪耻，常常要动刀子拼命。在日耳曼国家绝无这种情形，那里有数不清的酿酒厂和各种烈性酒、啤酒的零售商店，以满足大众的口味。随便走进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铺，就可以看到里面摆满擦拭一新的酒桶。一杯又一杯白色的、黄色的、绿色的、棕色的白兰地被酒客们灌进肚里，还要放进胡椒和辣子增加劲头。如果你晚上九点走进布鲁塞尔的一家酒馆，只见黑漆漆的木桌周围，卖螃蟹的、卖咸面包的、卖煮鸡蛋的小贩在穿来绕去；客人们都静静地坐在那里，自斟自饮，有时是结伴而来，但通常是安静地抽着烟，吃着东西，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偶尔来上一盅烈酒暖暖身子。那种对着充足的肉食独自畅饮时的酒酣耳热的感觉，那种丰富的食物和着大量的酒水进入肠胃充实和滋养身体，浑身都为之舒服畅快的感觉，相信诸位完全能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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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荷尔拜因，《丹麦的克里斯蒂娜》，约1538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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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外表还有一点尤其让南方人觉得别扭，就是感觉和行动迟钝笨拙。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做雨伞生意的图卢兹人，一听见我讲的是法语，几乎扑进我怀里，约有一刻钟的时间我都在听他诉苦。对他这种生性活泼的人来讲，这个国家的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按他的话说：“他们僵硬、严肃，全无感情和知觉，迟钝乏味得像块木头，十足的木头！”的确，这种张狂的爱唠叨的个性与当地人形成反差。当你与对方谈话的时候，他们似乎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或者需要些时间才能做出表情。画店的管事、人家的仆役，总要呆呆地立在那里，盯上你几分钟才可开口作答。在咖啡馆里、在火车上，他们那种消沉的情绪十分明显。他们不像我们需要来回走动，与人交谈，他们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静静地坐在原地，吸着烟斗兀自沉思。在阿姆斯特丹的晚会上，女士们个个打扮得珠光宝气，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活像个雕塑。在比利时、德国和英国，乡下人的脸看上去都是木讷呆板、毫无生气。一位从柏林回来的朋友对我讲道：“那里人的眼睛全都直勾勾的。”即便年轻的姑娘，也显得缟素而困顿。很多次当我放慢脚步想观赏一下橱窗里面那红艳、恬静、纯净的面庞时，可眼前俨然一位中世纪的玛利亚在做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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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法国和意大利，情形正好相反。女工们眼波流动，在没有更好的谈话对象时，她们的目光仿佛能跟椅子进行交流。南方人一想到什么，动作手势就能马上跟上。在日耳曼人身上，感情和表情的表达渠道似乎被阻断了。微妙的心理、冲动的情绪、顺畅的动作，在他们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南部人总会埋怨他们动作拙笨、不够灵敏，在大革命和帝政时期，法国人对这点早就料到了。在梳妆打扮和举止风度方面，若以中等阶级和下层人士为例，我们便有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用罗马、波沦亚（注：意大利北部城市）、图卢兹、巴黎的女工与在星期天汉普顿广场上见到的女人们比较一下，你们会发现她们真像动作机械的玩偶，裹在蓝色披肩里的身体显得那么僵硬。刺眼的绸缎、金光闪闪的腰带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修饰，无不透出一股俗艳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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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两个节日，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弗里斯兰省有钱的乡下妇女都赶了来，头上扣着中间凹陷的帽子，走起来一颤一颤的，活像顶着一辆布蓬车；在两鬓和额头分别贴着两片金箔和一块螺旋形的金饰，衬着一张张苍白而走形的脸孔。另外一次是在德国的弗雷堡，乡下妇女们两腿木然地站在地上，茫然地盯着我们看。她们穿着大红大紫，黑一块、绿一块的裙子，僵直的裙褶，简直与哥特式雕像上面的差不多；上身的衣服把前胸后背弄得鼓鼓囊囊的，肥大的衣袖松松垮垮，束腰的带子几乎系到了胳肢窝底下；枯黄的头发被拧成绳套形状，向着顶心盘拢，被金银线编织的发网罩住，再戴一顶男式帽子，而这帽子宛若橘皮色的烟斗。经过这番奇形怪状的装扮，身体犹如被镰刀修整过，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像一支画了油彩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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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比起其他民族来，这个种族的人要沉闷、粗糙许多。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人，是那么和颜悦色，头脑敏捷，天生善于表达、交谈和做手势，无需努力就能具备品位和优雅。像12世纪的普罗旺斯人和14世纪的佛罗伦萨人，稍经努力就变得有教养、有文化、有水准了。相形之下，我们会认为日耳曼族较为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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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绝不应该被第一印象所局限，那只显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方面与此相关联，正如有暗影就有光明。拉丁民族天生的细腻和早熟引发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使得他们渴望官能上的愉悦，十分讲求舒服；无论是粗野的，还是文雅的，总归需要各种各样的大量的享乐，要有风趣的交谈、宜人的礼貌、虚荣的满足；要有肉欲的情爱、奇特而意外的欢喜、形式与措辞均讲求对称与和谐。他们很容易发展成修辞学家、附庸风雅者、享乐主义者、肉欲主义者、放荡不羁者、献媚调情的高手。正是这些邪气使他们的文明走向腐化和末路，你们已经知道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衰退，还有12世纪的普罗旺斯、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兰西，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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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性情很快得到了教养，也很快变得微妙起来，贪图剧烈的感觉刺激，不以适度为宜。好比吃惯了橘子的人，把萝卜和甘蓝扔到一旁，但正是萝卜、甘蓝及其他清淡的菜蔬构成我们平常的饮食。意大利的一位贵妇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会说：“可惜，吃这东西没有罪过。”法国的贵族老爷在评价一个能言善辩的滑头时这样讲：“这个坏家伙，有人会喜欢他吗？”——另一方面，感觉力很强，动作十分迅捷，这使他们往往逞一时之兴。危急时刻，兴奋得太快、太猛烈，以至于把责任和道理全抛到了脑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会动起刀子，在法国会掏出手枪。到了节骨眼上，他们不大可能做到等待时机、约束自我、保持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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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生活之道在于耐得住性子、受得了苦差；坏了再造，从头开始；坚持下去，不要让一阵阵的怒火把你日常的努力毁掉，也不要随着漫无边际的幻想改变了努力的方向。的确，倘若把他们的性情能力与生活常态做个比较，人生就显得过于机械、过于严酷、过于单调，而他们又太活跃、太细巧、太聪明。每过去几个世纪，这种不协调就会由他们的文化中显露出来。他们的欲求很多，可做法不够妥当，连本该得到的东西也没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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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于拉丁民族那些幸运的天赋、黑暗的一面、不良的倾向，就谈到这里，我们再来设想一下身材高大的日耳曼人以他善于条理的、健全的头脑达成了怎样的效果。对于形象感不强烈的日耳曼人，镇定、好思索便成了他的风格；对快感的要求不高，使他能够不厌其烦地去做并不惬意的事情；由于感觉比较迟钝，他更喜欢深度钻研，不太在乎形式，重实质，轻外表；他不容易冲动，也就很少失去耐性，很少疯狂发作；做事有条理性，使他能够持之以恒去完成旷日持久的事业。总之，在他身上，外部的诱惑较少，内部的暴躁也少见，所以清醒的认识掌握着一切，理智更好地控制着内心的反抗与外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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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戈萨尔特，《商人肖像》，1530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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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究一下今日和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他们真是世界上最能干的人。在思想方面，更没有可比拟者。论到学识的渊博、深奥的哲理、最晦涩的语言研究、鸿篇巨著和辞典那样浩繁的编纂工程、实验室里的埋头钻研，总而言之，一切学问中，凡必须孜孜以求、作足准备工作的研究，都是他们的用武之地。他们以值得称颂的牺牲精神为人类踏入现代文明的殿堂，把一切绊脚石都踢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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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建设上，英国、美国、荷兰作出了同等的贡献。这里，我举一个英国织布工或者裁剪工的例子。他简直是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周而复始地投入工作而毫不松懈，每天干到十个钟点还和第一个小时一样。假使他的工厂里有几个法国工人，对比会很明显：这几个人适应不了这种千篇一律的机械劳作，很快就会疲惫和不专心了。因此他们一天做出的活儿不会多，纺不出一千八百个纱锭，只能纺一千二百个。越往南方走，那里的劳动能力越低。一个普罗旺斯人，一个意大利人，需要闲聊、唱歌、跳舞，他们甘于懒散，得过且过，穿着开了线的衣服也无所谓。在那儿，好逸恶劳好像是自然的、体面的。为了顾全面子，为了贵族式的懒人的生活，他们清闲度日，但在近两百年间，这种矫情成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祸害。与其相反的是，同时期的佛兰德斯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在为创造出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感到光荣。平常人逃避劳苦的本性，使文化人自认为有别于手艺人的幼稚的虚荣，在日耳曼人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理智面前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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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同样的理智和清楚的头脑建立并维持着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首先是婚姻关系的约束。你们已经知道这个关系在拉丁族中不大受到尊重。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戏剧和文艺总是以通奸为主要题材，至少那几个国家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大都是情种，即便有些滥情也显得理所应当；在英国则相反，小说描写的是忠贞的爱情，歌颂的是婚姻；在德国，风流的行为并不光彩，便是大学生中也如此；在拉丁国家，风流是被谅解的、被容忍的，有时甚至为人称道。婚姻的束缚和家庭生活的单调对他们似乎是一种苦恼。感官的诱惑太强烈，随心所欲的幻想来得太突兀，使得精神上先有了一个欢喜的、销魂的梦境，至少也是极尽浪漫、肉感丰富的情景。一有机会，这股被抑制的浪潮就会喷薄而出，冲向责任和法律的种种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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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16世纪时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形，读一读班戴罗的故事集、洛佩的喜剧、布朗托姆的记述，再听听同时代的圭卡迪尼对尼德兰风俗的评论。他说：“他们把通奸当成恶行……他们的妻子都言行谨慎，所以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她们独自出门访友，独自旅行，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未曾有过恶劣的传闻。并且，她们非常善于持家，热爱家庭生活。”就说眼前吧，一个富有的荷兰贵族曾向我明言，他家族中的几位年轻妇女并没表示要来参观大博览会，当她们的丈夫和弟兄来巴黎的时候，她们就呆在家里。这种沉静安稳的性情在一点一点地融进家庭生活的快乐之中，止住了好奇心和贪欲，纯净的想法就更具控制力。长期面对同一个人而没有厌烦，那么念及结婚的盟约，责任心和自尊心就容易战胜诱惑，不像别的地方的人因为诱惑的力量巨大而抵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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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别样形式的联合，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特别是自由结合的形式。要想使机构正常运转，不遭遇阻力，团体中的人就要精神安定，胸中怀着长远的目标，这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在会议上要有耐性，容得下反对意见甚至诋毁，等轮到你的时候再开口，答复的语气要温和；对于已经答复过多次的论点，还要再解释，并附上数字和资料使其生动起来；不该把报纸上面攻击政治的言论用到你的发言当中，不该把政治当作讨论时的笑料；当官方令你不满时，不能立时起叛乱之心，这是西班牙及其他地区的风气。你们多少听说过有个国家的政府被推翻了，就因为它不够积极，引起了人民的反感。日耳曼人的集会结社不是为了空谈，而是为了行动。政治是一桩需要用智慧管理的事情，他们把精神倾注到这个事业当中，演讲只是一种手段，效果虽非一日之功，但目标要牢记。他们都服从这个目标，服从这个目标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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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不同寻常啊！在这里被统治者竟然敬重统治者。假如统治者日后确实差劲，人民会对抗，但也是有耐性的、合法的对抗。若制度的确有缺陷，他们会逐步进行改良，而不是摧毁它。一切日耳曼人居住的国家都沿用议会制度，像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瑞典、挪威、英国、比利时、荷兰、德意志，甚至奥地利，都是如此。到澳洲和美洲西部去拓荒耕种的殖民者虽然对新落户的居民比较蛮横，但也很快使议会制在当地开花了，并十分顺利地延续了下去。比利时和荷兰在建国之初就采用了议会制，尼德兰一些古老的城邦在整个中世纪都维持共和政体，尽管有封建领主存在。大的、小的自由社团纷纷建立，都能顺利延续，又形成一个大的整体。16世纪时，每个城市，甚至一些小城镇都有火枪营和修辞学会，算来有两百来个。便在今日，比利时还有无数这类会社，如射手会、乐师协会、鸽迷协会、养鸟协会。在荷兰，由个人组成的志愿团在处理各种慈善事务。一切行动都在集体中，谁也不压迫谁，这就是全体日耳曼人的天赋。这种天赋使他们能充分地掌握事物，并通过耐心和思考去顺应事物的规律和人性，而不与规律相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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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看行为转到考察思想，看看他们认识和表现这个世界的方式，从中可以发现同样的印记，这个民族的天赋是好深思而感觉不敏的。拉丁民族的风格是重视事物的外观和装饰，以华丽的外表满足感官和虚荣，层次合理、外观对称、布局美妙，总之在于形式。与其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重事物内在的层次、道理，即本质原理。本性使他们可以免受表面的迷惑，祛除神秘，抓住暗藏的，哪怕是与他们相抵触的、使他们痛苦的东西，不放过任何细节，哪怕是庸俗的、丑陋的。这种本能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学和宗教上，因为这二者在形式与实质上的对比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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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民族的文学是古典的，与古希腊的诗歌、古罗马的雄辩或多或少有些关联。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和路易十四时期，他们进行了剪裁、修饰，讲究起匀称和布局。最近的文学杰作是拉辛的戏剧，描写帝王的生活、宫廷的礼法、名流典范、高雅的品行。在叙述风格、写作技巧和文辞的优美方面，拉辛堪称大师。日耳曼文学则不然，它是浪漫的，起源于古冰岛的散文集和北欧的古代传奇故事。最伟大的杰作是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是真实生活完整而朴实的再现，包括一切卑劣、下作、平凡的细节，或者高尚或者残暴的本性，把人类所有的个性尽现在我们眼前；文笔有时亲切到近于琐碎，有时诗意浓烈，有时不讲法度、不规整，极具夸张，但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度，能把火热的情感和澎湃的激情充满他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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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样的方法来考察一下宗教，16世纪正是欧洲人在选择信仰时的关键时刻，研究过早期文史的人都知道那个时期意味着什么。出于个人偏爱，有些人保持着古老的信仰，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新教。所有的拉丁人，直到最近，都信奉天主教。他们不想去掉精神方面的习惯，仍保留传统的信仰，服从于权威。他们热衷于外在的观感——仪式盛大的礼拜、气势非凡的天主教等级制度，以及天主教必将大统、永恒的崇高信念。他们认为仪式绝对重要，一切表面的修行和看得见的行为都通过虔诚表现得清清楚楚。相反，几乎所有的日耳曼国家都信起了新教，即使比利时，也是倾向于宗教改革的。它没有完全信仰新教是因为法尔内塞胜仗带来的压力，还有许多新教家庭受到迫害和颠沛流离，那是一个道德出现严重危机的时期，从鲁本斯对历史的记载中你们可以看出来。其他地方的日耳曼人都以外表的崇拜为辅，内心的崇敬为主，认为灵魂得救在于再塑心灵和宗教情感。他们把教会正统的权威置于个人信仰之下，由于把这种占主要地位的、基本的形式变为了附属，他们的礼拜、日常生活及仪式都有了相同程度的改变。稍后我们会看到日耳曼族与拉丁族这种在艺术上的本性对立，在风格与趣味上也形成了类似的对比。当前我们只需抓住区别两个种族的主要特点就够了。后者与前者相比，虽没有那种塑像般的美妙形体，情趣粗俗一些，性情比较迟钝，但精神的安稳、气质的冷静，使他们能更坚实地把握住理智。他们的思想不容易因为感官的诱惑、一时的冲动、对外形美的妄想而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更能自我调控，更好地去理解事物、控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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