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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同样的理智和清楚的头脑建立并维持着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首先是婚姻关系的约束。你们已经知道这个关系在拉丁族中不大受到尊重。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戏剧和文艺总是以通奸为主要题材，至少那几个国家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大都是情种，即便有些滥情也显得理所应当；在英国则相反，小说描写的是忠贞的爱情，歌颂的是婚姻；在德国，风流的行为并不光彩，便是大学生中也如此；在拉丁国家，风流是被谅解的、被容忍的，有时甚至为人称道。婚姻的束缚和家庭生活的单调对他们似乎是一种苦恼。感官的诱惑太强烈，随心所欲的幻想来得太突兀，使得精神上先有了一个欢喜的、销魂的梦境，至少也是极尽浪漫、肉感丰富的情景。一有机会，这股被抑制的浪潮就会喷薄而出，冲向责任和法律的种种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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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16世纪时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形，读一读班戴罗的故事集、洛佩的喜剧、布朗托姆的记述，再听听同时代的圭卡迪尼对尼德兰风俗的评论。他说：“他们把通奸当成恶行……他们的妻子都言行谨慎，所以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她们独自出门访友，独自旅行，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未曾有过恶劣的传闻。并且，她们非常善于持家，热爱家庭生活。”就说眼前吧，一个富有的荷兰贵族曾向我明言，他家族中的几位年轻妇女并没表示要来参观大博览会，当她们的丈夫和弟兄来巴黎的时候，她们就呆在家里。这种沉静安稳的性情在一点一点地融进家庭生活的快乐之中，止住了好奇心和贪欲，纯净的想法就更具控制力。长期面对同一个人而没有厌烦，那么念及结婚的盟约，责任心和自尊心就容易战胜诱惑，不像别的地方的人因为诱惑的力量巨大而抵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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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别样形式的联合，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特别是自由结合的形式。要想使机构正常运转，不遭遇阻力，团体中的人就要精神安定，胸中怀着长远的目标，这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在会议上要有耐性，容得下反对意见甚至诋毁，等轮到你的时候再开口，答复的语气要温和；对于已经答复过多次的论点，还要再解释，并附上数字和资料使其生动起来；不该把报纸上面攻击政治的言论用到你的发言当中，不该把政治当作讨论时的笑料；当官方令你不满时，不能立时起叛乱之心，这是西班牙及其他地区的风气。你们多少听说过有个国家的政府被推翻了，就因为它不够积极，引起了人民的反感。日耳曼人的集会结社不是为了空谈，而是为了行动。政治是一桩需要用智慧管理的事情，他们把精神倾注到这个事业当中，演讲只是一种手段，效果虽非一日之功，但目标要牢记。他们都服从这个目标，服从这个目标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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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不同寻常啊！在这里被统治者竟然敬重统治者。假如统治者日后确实差劲，人民会对抗，但也是有耐性的、合法的对抗。若制度的确有缺陷，他们会逐步进行改良，而不是摧毁它。一切日耳曼人居住的国家都沿用议会制度，像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瑞典、挪威、英国、比利时、荷兰、德意志，甚至奥地利，都是如此。到澳洲和美洲西部去拓荒耕种的殖民者虽然对新落户的居民比较蛮横，但也很快使议会制在当地开花了，并十分顺利地延续了下去。比利时和荷兰在建国之初就采用了议会制，尼德兰一些古老的城邦在整个中世纪都维持共和政体，尽管有封建领主存在。大的、小的自由社团纷纷建立，都能顺利延续，又形成一个大的整体。16世纪时，每个城市，甚至一些小城镇都有火枪营和修辞学会，算来有两百来个。便在今日，比利时还有无数这类会社，如射手会、乐师协会、鸽迷协会、养鸟协会。在荷兰，由个人组成的志愿团在处理各种慈善事务。一切行动都在集体中，谁也不压迫谁，这就是全体日耳曼人的天赋。这种天赋使他们能充分地掌握事物，并通过耐心和思考去顺应事物的规律和人性，而不与规律相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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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看行为转到考察思想，看看他们认识和表现这个世界的方式，从中可以发现同样的印记，这个民族的天赋是好深思而感觉不敏的。拉丁民族的风格是重视事物的外观和装饰，以华丽的外表满足感官和虚荣，层次合理、外观对称、布局美妙，总之在于形式。与其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重事物内在的层次、道理，即本质原理。本性使他们可以免受表面的迷惑，祛除神秘，抓住暗藏的，哪怕是与他们相抵触的、使他们痛苦的东西，不放过任何细节，哪怕是庸俗的、丑陋的。这种本能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学和宗教上，因为这二者在形式与实质上的对比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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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民族的文学是古典的，与古希腊的诗歌、古罗马的雄辩或多或少有些关联。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和路易十四时期，他们进行了剪裁、修饰，讲究起匀称和布局。最近的文学杰作是拉辛的戏剧，描写帝王的生活、宫廷的礼法、名流典范、高雅的品行。在叙述风格、写作技巧和文辞的优美方面，拉辛堪称大师。日耳曼文学则不然，它是浪漫的，起源于古冰岛的散文集和北欧的古代传奇故事。最伟大的杰作是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是真实生活完整而朴实的再现，包括一切卑劣、下作、平凡的细节，或者高尚或者残暴的本性，把人类所有的个性尽现在我们眼前；文笔有时亲切到近于琐碎，有时诗意浓烈，有时不讲法度、不规整，极具夸张，但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度，能把火热的情感和澎湃的激情充满他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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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样的方法来考察一下宗教，16世纪正是欧洲人在选择信仰时的关键时刻，研究过早期文史的人都知道那个时期意味着什么。出于个人偏爱，有些人保持着古老的信仰，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新教。所有的拉丁人，直到最近，都信奉天主教。他们不想去掉精神方面的习惯，仍保留传统的信仰，服从于权威。他们热衷于外在的观感——仪式盛大的礼拜、气势非凡的天主教等级制度，以及天主教必将大统、永恒的崇高信念。他们认为仪式绝对重要，一切表面的修行和看得见的行为都通过虔诚表现得清清楚楚。相反，几乎所有的日耳曼国家都信起了新教，即使比利时，也是倾向于宗教改革的。它没有完全信仰新教是因为法尔内塞胜仗带来的压力，还有许多新教家庭受到迫害和颠沛流离，那是一个道德出现严重危机的时期，从鲁本斯对历史的记载中你们可以看出来。其他地方的日耳曼人都以外表的崇拜为辅，内心的崇敬为主，认为灵魂得救在于再塑心灵和宗教情感。他们把教会正统的权威置于个人信仰之下，由于把这种占主要地位的、基本的形式变为了附属，他们的礼拜、日常生活及仪式都有了相同程度的改变。稍后我们会看到日耳曼族与拉丁族这种在艺术上的本性对立，在风格与趣味上也形成了类似的对比。当前我们只需抓住区别两个种族的主要特点就够了。后者与前者相比，虽没有那种塑像般的美妙形体，情趣粗俗一些，性情比较迟钝，但精神的安稳、气质的冷静，使他们能更坚实地把握住理智。他们的思想不容易因为感官的诱惑、一时的冲动、对外形美的妄想而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更能自我调控，更好地去理解事物、控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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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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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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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苍天之赋予，多样化的居住条件给这个民族打上了各种各样的印记。同一种菜籽被撒播到不同的土壤里，承受着不同的气候环境，让它们自己去发芽，生长，结出果实，无限繁衍。它们都能适应各自的土壤，于同种中生出几种变化，不同环境间的对比越鲜明，彼此间的差异也就越明显。尼德兰的日耳曼族的历史正是这样：居住了十个世纪之久，作用已经产生了；中世纪末显示出，除了固有的特性以外，又有了后天的特征。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天空与地理，无法去旅行，至少要看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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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东南部的山区，尼德兰是一片湿润的平原，由缪斯、莱茵、埃斯科三条大河及几条小河的冲击土形成，此外还有许多水湾、池塘和沼泽。整个地区山洪连连，因为境内缺少坡度，每当洪水涌来，水流便减缓，或者原地滞留。随便哪里挖个小洞，水就冒出来了。宽阔而呆滞的河面在近海处足有三英里宽，懒洋洋地躺在河床里，仿佛身体黏稠、巨大而扁平的鱼无力地反射着混浊的鳞光。看凡·特·内尔的画，可以对那里的景象有个概念。多处的平原都低于水平面，只能筑堤防洪，不过抬眼望去，这些堤坝似乎已经支撑不住了。薄薄的水汽不停地由河面升起，入夜，浓雾便把一切包裹成蓝幽幽、湿蒙蒙的一片。顺着河流走向海边，只见每日的潮汐后浪推前浪，猛烈地冲向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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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对人类是颇具威胁的。看看勒伊斯达尔的画作《木栅》，会使人联想到阵阵狂风卷起恶浪，汹涌可怕的浪花冲向已经被扩宽了的河面，淹没了一半狭长、平坦的陆地。海岸线上群岛环绕，其中几个岛屿同半个州府一般大，可见内陆水流和海水的冲击情况。例如瓦尔赫伦、南北贝韦兰、托伦、斯霍芬、沃恩、贝伊尔兰、特克塞尔、维里兰，还有其他一些岛屿。有时海水冲进平原形成内陆海，如哈雷姆，或形成深深的海湾，像泽伊德湾。倘若比利时只是由河水冲积形成的土层延伸，荷兰只是四面环水的一片淤泥堆积，再加上恶劣的土质、严峻的气候，定会使人认为那里怎可能供人居住，应该是鹳鸟和水狸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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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凡·德·尼尔，《捕鱼月下》，约1665-1670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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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批日耳曼部落来此驻扎的时候，情形更加恶劣。在恺撒和斯特拉邦的时代，尼德兰只是一片泥沼丛林。旅游家讲过，人可以在树与树之间攀爬，脚不着地地走过整个荷兰。连根拔起倒在河里的大橡树成了天然的木筏，就像今日密西西比河的情形，当年罗马人的舰队曾被这些“木筏”挡住了去路。瓦哈尔河、默塞河、斯凯尔特河连年泛滥，距离很远的陆地都遭到水淹。秋季的暴风雨每年都把巴塔维亚内陆淹没，致使荷兰的海岸线总在变化。淫雨不断，浓浓的雾障可以和阿拉斯加的大雾媲美。日照时间仅为三到四个小时，莱茵河每年都结上坚实的冰层。有了文明，土地才可以展露新颜，环境才会得到控制，昔日蛮荒的荷兰只有挪威那样的环境。佛兰德斯人在遭受侵略四百年之后，还声称“漫无边际、残酷无情的森林”。直至1197年，游方修士在维斯地区还会遭到狼群的围困，如今那里已种满了蔬菜。14世纪的时候，成群的野马在荷兰的丛林里游荡，海水向陆地扩张。9世纪时的根特，12世纪时的索罗特、圣奥梅尔和布鲁吉斯，13世纪时的达姆，14世纪时的爱克鲁，都是海口。在古时候的地图上找荷兰，是认不出来的。即便是今天，居民们也不得不守护着土地，以防河水和海水的侵袭。比利时的海岸低于波涛汹涌时的海平面，围海造成的辽阔的低田和洼地还可能回归大海，一道道堤坝内的黏糊糊的泥土总闪着暗蓝色的微光，即便如今，这些堤坝还随时可能被冲垮。在荷兰，危险性更大，人类的生命变得极为无常。一千三百年来，除了小型的泛滥，平均每七年爆发一次巨大的洪灾。1230年被淹死的人有十万，1287年八万，1470年两万，1570年三万，1717年一万两千。同样的灾难还发生在1776年、1808年、1825年及之后的许多年里。多拉尔特湾有七英里宽，深二十英里，泽伊德湾有一百三十三平方英里，都是13世纪时海水入侵的结果。为了保护弗里斯兰省，需要竖起长达六十六英里的三排木桩子，每根桩子价值七个弗罗林（注：一种货币单位）。为了保护哈雷姆的海岸，用挪威的花岗岩筑的堤坝长度为五英里，高四十英尺，入水深达二百英尺。拥有二十六万居民的阿姆斯特丹，整个城市就建在水底立柱上，多数立柱的高度达到了三十英尺。弗里斯兰省所有城镇乡村的地基都是人工建起来的。据估计，从斯凯尔特河到多拉尔特湾之间的防御工程已经花去了七十五亿法郎。在荷兰，生活是有代价的。你在哈雷姆或者阿姆斯特丹看到混浊的巨浪击打着狭长的泥土地，你的目光所到之处，无不被恶浪所包围，这时你才会觉得把这块面包丢进恶魔的嘴里以换取安全还是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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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古代的日耳曼部落中，有那么多猎户和渔夫披着海豹皮，坐着兽皮制成的小船在这片沼泽地带游荡猎食，让这些野蛮人去创造出可供居住的土地，还要变得文明起来，是多么不易啊！另一种性格气质的人绝难成功，环境太恶劣了。在类似条件之下，素质稍差的加拿大和阿拉斯加人都还是野蛮原始的。另外一些天赋较高的人民，像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只达到了骑士之风和游吟诵歌的水平。而在这里，需要有健全的头脑，感觉受思想的支配，耐心地忍受厌倦情绪和身体的劳累，受得了穷苦，为了遥远的目标任劳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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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日耳曼民族就是那种能相互协作，去做苦工、去斗争、去一遍遍地从头开始，不断改善自我的民族。他们一起去筑堤、抗波涛、排水，利用风力、水力，利用平原、泥沼，开运河，建船只，造磨坊，制砖瓦，养牲畜，开展各种各样的生产和商业经营。因为他们生活上困难重重，所以一门心思总想着如何去克服，不会为其他事情分散精力。他们一切只为生存，得到住所、食物和衣服，储备食品，攒下钱财，在寒冷阴湿的环境里能自保，而无暇想其他的，思想上总处在实干和积极的状态。住在这种地方的人，不可能像富于哲理的德国人那样沉于幻想，在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形而上学的世界里漫游。他的想法必须脚踏实地，需要行动的地方太多了、太急切、太频繁，假如他真有想法，也是赶快行动。长期持续的压力造就了民族性格，习惯成了本性，父辈后天得来的一切传给了孩子，使他成为劳力者、手艺人、买卖人、工厂主、持家能手、只讲常理和不管其他的人。前辈们由于生活所迫而拥有的东西，他从娘胎里就带来了，不用再费很大力气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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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精神不光积极，而且沉着。与某些血缘相同、同样实干的民族相比，尼德兰人民好像更平衡、更知足。英国人由于三次被征服，长期生活在政治斗争中，所以激烈的情绪、好斗的脾性、过度紧张的意念、凶残的本性、阴沉而威严的傲慢，统统被植入了其民族性格。而美国人，因为气候干燥、冷热骤变、雷电交加，遂形成了孜孜不倦、定要有所作为的狂想。这二者的特点在尼德兰人民身上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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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生活在气候潮湿而少有变化的环境里，使神经得到了松弛，形成了黏液质的性情。内心的不安分、暴躁、冲动，都得到了调节，暴烈的情绪缓和了，性情在向肉欲和快乐的方面转移。在比较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的天赋与艺术的时候，你们已经注意到了气候的作用，这里，事件在帮助气候说明问题，历史在生理的同一方向上运动。这个地区的人不像海峡对面的邻居受过两三次侵略，使全民族遭受了蹂躏。撒克逊人、丹麦人、挪威人在他们的领土内驻扎了下来，他们由压抑到反抗，起先猛烈、公开，而后趋缓，合法的长期的战争所积聚的仇恨，在他们那里并没有世代相袭。从最早的时期开始，比如在普林尼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制盐，“他们按照古老的方法，对泥地进行梳理和开垦”。他们在会社中有自由，坚持独立、要求享有权利和古时候的那些特权。他们致力于渔业、贸易和制造，称自己的小镇为“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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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像圭卡迪尼在16世纪说的那样：“他们挣钱的欲望很强，很重视赢利，但这种欲望当中没有掺杂不理智和疯狂。他们生来冷静沉着，偶然见到利益和好处，也不大喜形于色，这从他们的谈话和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来。情绪愉快的时候，不沾沾自喜；激动的时候，也不轻易动怒，彼此相处得很和睦。”按照圭卡迪尼的说法，他们没有太大而膨胀的野心，自得其乐；很多人早早就退休了，回家再盖几间房子，在清闲愉快当中了却余生。一切条件——精神的、肉体的、地理结构、政治背景、过去的、目前的，都汇成一种结果，促成一种能力和一种倾向的发展，而不促成其他方向的发展。就是说他们处事精明、性情温和、头脑实际、欲望有限，知道要去改善外部世界，一旦做到了，也就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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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察他们的事业，成就与缺陷并存，说明他们能力很强，但也有限。德国人脑子里面生来具有的深刻思考、在英国深受推崇的诗歌才能，他们都缺乏。他们无法忽略物质生活与实实在在的利益，而投入到纯粹的思索当中；无法跟着逻辑思维大胆地深入，把推理的微妙层层剥离开来，让自己埋头于深深的抽象思维；他们无所谓心灵的骚动，没有能产生慷慨激昂的受压抑的情感发作，没有心驰神往和美妙高尚的联想，无法在庸常的生活以外得见另外一番天地。可以说，他们没有杰出的哲学家，他们的斯宾诺莎是犹太人，是笛卡尔和犹太法师的门徒，属于另外一个种族，属于离群索居、遁入空门的灵感。他们没有一部书可以载誉欧洲，尽管有彭斯和卡莫恩斯这等小国出身的人物。作品被同时代的人都读过的作家中，只有一位伊拉斯谟称得起文笔精妙，但他用的是拉丁文。他的教育、情趣、风格、思想，均与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和大学问家们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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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荷兰诗人，以雅格布·卡茨为代表，全是庄重敏锐又罗哩罗嗦的道学家，他们歌颂天伦之乐与家庭生活。13世纪与14世纪的佛兰德斯诗人一上来就告诉听众，他们记述的并非骑士传奇，而是真实的历史。他们的诗歌充其量是实用的警句与同时期的事件。尽管他们的纯文学学会意在培养塑造出杰出的诗篇，但这是徒劳的，因为缺乏产生优美作品的天才。他们出过一个不错的编年史学家夏特莱及擅长笔墨的马尼克斯·特·圣奥德孔德，但写作手法夸张、油腔滑调，词藻堆砌过度，予人粗糙、生涩之感。比起他们民族那种色调厚重浓烈的绘画，尚且不如。即便今日，他们也难找出像样的文学，唯一的小说家孔西延斯，洞察力尚可，然笔调生硬，未达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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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到他们的国家读读成名的报刊，会发现至少不及巴黎的水平，竟令人以为读的是地方性刊物，甚至更差。他们的报刊上论战粗俗、词藻陈腐、幽默流俗、智慧驽钝，粗鄙的搞笑和野性的发泄充斥其间，他们以为最精彩的噱头，在我们只是愚蠢。假如我们试着确定他们对于现代文明的大厦有何贡献，会发现他们就像踏实干活、循规蹈矩的工人，不过是添加几块砖头而已。他们可以指出在雷登地区（注：荷兰都市名称）有一些语言学家，在法学界有格劳廷斯，在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有勒芬胡克、斯瓦默丹、布尔哈佛，在物理学上有惠更斯，在宇宙结构学方面有奥特里亚斯、麦卡托。总之，确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专家和有用之才，但都不是能够把人世间庄严朴素的观念和想法以最美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卓而不群的创造性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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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脚下沉思着的玛利亚的角色，他们留给邻国去担当，而自己只选择了马大（注：玛利亚之姊）的形象。17世纪时，他们为从法国逃亡出来的新教徒学者提供讲台，让全欧洲受迫害的自由思想者有个栖身之所，大肆编纂科学和政论的书籍，后期又出版18世纪整个哲学领域的著作，终于成了一切近代文学的出版商、掮客和作伪者。这些事情对他们很有益处，因为他们通晓了多种文字，能够阅读和学习。文化确是一种财富，像其他财产一样可以越积越厚。但他们到此便止步不前，其古代和现代的作品均显不出有需要和能力去思索表象之外的抽象世界，展开超乎现实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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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们一向在所谓实用技术方面处于领先，今日也是如此。圭卡迪尼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发明羊毛织物的民族当中，以他们为最早。”一直到1404年，只有他们能够织造出毛纺品。英格兰人为他们提供原料，当时的英国人至多会养羊和剪羊毛。16世纪末，他们“几乎人人能读书写字，甚至连农民在内，大部分人都掌握了语法知识”。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许多地方，包括不起眼的小镇都有文学学会，就是那种发表演说和戏剧表演的组织。这些说明他们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圭卡迪尼说：“他们的天分是特殊的、造福的，能轻轻松松发明各种机器，方便快捷，使各种事情做起来省时省力，哪怕是厨房里的活计。”确实是他们和意大利在欧洲率先达到了繁荣、富裕、安全、自由、舒适，以及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唾手可得的种种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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