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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他们的热情超过他们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投身公众事业和钻研哲学是人与低级动物、希腊人与野蛮民族的区别。我们只要读读柏拉图的《西阿哲尼斯》和《普罗塔哥拉斯》，就可看到年纪很轻的人如何以持久的热情通过艰难的辩证探求真理。他们对辩证法的兴趣也很值得称道；他们不会因为过程的迂回曲折而厌烦，喜欢游戏也喜欢追逐本身，喜欢到达终点也喜欢到达终点的过程。希腊人更在乎寻理，而不故弄玄虚也不在乎成为专家。他们醉心于编织细密精致的网，在此方面他们的巧妙无人能及。至于这张复杂而纤弱的网是否对理论或实际有作用，他们不大在意，只要能看到丝丝缕缕的环绕交错，形成一张匀称的网，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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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民族的弱点也成了民族的天赋。希腊是争论者、雄辩家和诡辩家的发祥地，我们在别处从未见过这样一批功成名就的人物。如高尔吉亚、普罗塔哥拉斯、波卢斯等人，能把坏的说成好的，能把愚蠢荒谬的命题说得振振有辞，成功地传播出去。希腊的辩术可以赞美瘟疫、热病、臭虫、波利斐摩斯和塞尔西泰（注：波利斐摩斯是《奥德赛》中的独眼怪之一，塞尔西泰是《伊利亚特》中卑鄙凶狠的人物）。希腊的某位哲学家竟宣称智者在法拉里斯的铜牛中或许能感到快乐（注：阿格利贞坦的暴君法拉里斯喜欢把人放进铜牛里烧，觉得受难者的惨叫比音乐还好听）。有些像卡涅阿德斯那样的学派可站在正反两面论辩，有些像亚纳西台谟斯那样的学派认为没有哪个命题比反命题更真实。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自相矛盾的和吹毛求疵的东西比任何时候都多。仿佛不在正确与错误两方面一齐前进，他们的机敏就会陷入狭窄的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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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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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上的精妙从说理转移到文学方面，形成了所谓的“雅典”趣味。换句话说，就是奥妙的理解、随意中的文雅、巧妙的暗讽、朴素的风格、流畅的议论、美的显示。相传阿佩利斯（注：公元前4世纪希腊名画家，曾给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当宫廷画师）去拜访普罗托葛内斯（注：公元前4世纪希腊画家），他不乐意留下名字，遂拿起手边的一支铅笔在嵌板上画了一段精妙的线条。普罗托葛内斯回到家里看见这段线条，便说：“除了阿佩利斯，没人能画成这样！”随后，他也操起笔在那段线条旁边补上一笔更妙、更纤柔的，叫人下次拿给来客看。阿佩利斯二次登门，看到人家的线条超过了自己的，心生惭愧，于是在那两段线条之间又加了一条轮廓线，其精美胜过前二者。普罗托葛内斯看后惊呼：“我输了，我要去拥抱我的老师！”这个传说可以使我们对希腊人的头脑有个粗略的认识。他们就是用这种精妙的线条勾勒事物的轮廓，凭着天生的巧妙、精细和灵活在纷繁的想法中穿梭，把各种想法加以区分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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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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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希腊人的思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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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特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重新回到地形上就会发现第二特点是第一特点的补充。在民族的事业和历史中反映出来的，依然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希腊境内没有巨大无比、突兀于比例之外的惊心动魄的景观，既没有气势宏伟的喜玛拉雅山、一望无垠的草场，又没有印度诗歌中描绘的波澜壮阔的大河，也没有北欧那种辽阔的丛林、平原以及漫无边际的海洋。在这里，眼睛可以毫不费力地捕捉到事物的外形，留下一个确切的形象，一切物体都匀称适度，容易为感官接受。科林斯、阿提卡、维奥蒂亚、伯罗奔尼撒各处的山，基本在三千到四千英尺之间，极少数到了六千英尺。只有到了希腊的最北端，才可见到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中那样的高峰，还有奥林匹斯山已经被希腊人当作神明之山了。最大的河流——贝纳河和阿切罗斯河顶多一百二十或一百六十公里长，其余的只是些小溪和急流。就连大海也不似北方那般凶猛可怕，在这里只像湖泊一般，没有苍茫寂寥之感。视线所及总能见到海岸和岛屿，没有可怖的景象印在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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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斯古集市，砖石结构，约公元前600年，希腊科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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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凶恶的猛兽，没有惨白的、死尸般的或铅灰的色调，没有惊涛冲向岸边，潮汐并不裹着泥浆和碎石汹涌而来。海面是熠熠闪光的，用荷马的说法是“光彩迷人，像美酒或者紫罗兰的颜色”。岸边土红色的岩石环绕着明亮的海面，仿佛镶在油画边上的画框。知识初开的原始性情就受到这种景观的熏陶，看惯了明快的形象，就没有焦躁的忧虑、混沌不安的幻想以及对“他世界”的茫然猜测。这便形成了希腊人的思想模子，以后的一切观念都从这模子中生发出来，还有土壤和气候环境使这个模式得以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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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土地的特征比我们的普罗旺斯更明显，不像我们的北方那般潮湿，到处被可耕地和苍翠的植物掩盖。大地的骨骼、地表的构架、灰黑色的云石都透过突兀的岩石露出形态，绵延不断，形成光秃秃的崖壁，在天空的衬托下映出层叠峻峭的轮廓，在盆地四周展开起伏的峰峦。当地的风景尽是刚劲的断裂，出现许多缺口和棱角，有如一幅笔意苍劲的素描，大胆恣肆而无损于笔画的准确和把握。纯净的空气也使物体的轮廓更显突出，阿提卡的天空尤为明净，一过苏尼厄姆海角，雅典卫城顶上耸立的雅典娜神像的头盔从二十里外就能看见了。海米托斯山距雅典有十二英里之遥，可一个刚刚上岸的欧洲游客竟以为午饭前去转一圈也来得及。我们那里弥漫的水蒸气在这里并不淡化远方的轮廓，这些轮廓绝不模糊消散，而是映在背景之上，犹如古瓶上的人像。再加上明媚的阳光把明暗的对比推向了极致，使线与面的关系十分正确。自然界呈现的景象在促使希腊人形成明确的观念，而希腊的政治关系也间接地在自然界的引导和限制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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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比起它的名声来，的确是个小地方。倘若再看看它是如何分割的，便显得更小。它的主脉在大海的一侧，支脉横着把国土截成若干自成一体的区域，如色萨利、维奥蒂亚、阿尔戈利特、麦西尼亚、拉科尼亚，以及那些岛屿。在野蛮时代，海洋是天险，连绵的山脉也是便于守卫的屏障。希腊人因此不受外族的侵略，也没有相互间的攻占，各地的割据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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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注：古希腊吟游诗人）曾经提到三十多个小国，经过殖民地的建立和繁衍，这种小邦增至了几百个。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一个希腊的小邦如同一个小模型。阿尔戈利特只有八至十英里长、四五英里宽，拉科尼亚也大致相仿，阿哈伊亚只在傍海的山腰上占据一块狭长的土地；而整个阿提亚还不及我们最小的市，科林斯、西锡安和麦加拉的面积只等于外部郊区的乡镇。普通一个邦，尤其是在岛上和殖民地上，不过是一个镇子附带一片海滩和周边几个农庄。站在雅典卫城顶上可以望见邻邦的卫城和山峦。在如此狭小的区域内，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留在脑子里，国家的概念不像在我们心目中那般抽象、模糊和伟大，很容易为感觉所包容，是和地理上的概念混在一起的，两者留在脑子里的印象非常明确。一想到雅典、科林斯、阿尔戈斯或斯巴达，就浮现出那地方山谷、城镇的轮廓与形状。对于外邦公民的认识也与地理环境的认识一样，而政治范围的划分也与地域的划分一致，一切都在它的观念里预先留有固定的类型，左右不出这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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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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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他们的宗教。他们并没意识到在这个无穷的宇宙间，一个时代的人、一切有限的生命虽然伟大，但只是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上的渺小之物。永恒的意义并没有在他们面前竖起万年不衰的金字塔，像一座巍峨的高山，使我们渺小的生命犹如蝼蚁或者一粒沙子。他们不像印度人、埃及人、闪米特人、日耳曼人那样惦记着生生不息的轮回、坟墓中的静寂与永恒的睡眠，也不去想有那么一个混沌的、难以探明的深渊，像排放气体一般造出无数生命。对于可爱又可敬的上帝，他们不知道天只是他的屋顶，地是他的脚踏，一切自然界的力量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们不通过心灵的虔诚去获得庄严的、神秘的、无形的力量，去发现万物之中与万物之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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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观念太明确，思想的方式太狭窄。他们的心灵接触不到“博大”，顶多只触及一半。上帝在他们心中不是神的形象，更不是人，只像莫伊拉、埃萨、埃马尔曼纳（注：这三个名字是希腊人给命运之神起的名字），或者在这三者的能力中间各有一部分。他们的想法是固有的，无论人或是神，都逃脱不了注定的东西。其实这差不多是一条抽象的真理，如果荷马说的莫伊拉是个女神，也多半出自虚构。在诗的词藻之下，就像隔着一层明净的水，映照出事物不可分解的关联和不可毁灭的限度。现代的科学也承认这种关联和限度，希腊人对于命运的观念正好是现代人对规律的认识。凡事皆有定数，这是我们推断出来的，在他们是知觉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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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展这个观念，为的是把加在一切事物上的限度加强一步。通过显示命运和分配命运的那股隐藏的力量，他们造出了一个内梅修斯（注：报应和复仇女神），以此来约束过激，抑制一切过分的事情，古希腊神谕中有一句重要的格言为“勿过度”。全盛时期卡斯蒂廖纳人的孜孜教诲亦不外乎：奢望时存警惕，志得意满处须当心，勿陶醉，守节制。他们的自发觉悟最为透彻，他族无可比拟。当意识第一次苏醒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想法看待这个世界，认为世界自有体统，自有和谐，对万物的安排都有一定之规，而万物也自生自灭。后来斯托葛派把世界比作一个管理得法的城市，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上帝，也没有惨无人道的、专横的神怪。他们能用如此健全平衡的眼光看待世界，宗教的迷惘是很难进入其思想的。那里的神灵不久便成了凡人，神也有了双亲、子女、家谱、历史、服装、宫殿，有了和我们相仿的身体，知道伤与痛。连最大的神宙斯也看到自己登位的经过，也许有一天还会看到自己退位呢（注：参见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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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达罗斯，《阿佛洛狄忒像》，约公元前400年，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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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里斯的盾牌上画着一队人马，“由阿瑞斯（注：战神）和雅典娜率领。两个神全身披着金甲，显得高大美丽，正符合神的身份，而人就太矮小了”。不过，人与神大概就这点区别。在《奥德赛》中，尤利西斯和忒勒马科斯路遇某个高大漂亮的人，便会问对方是不是神。如此人格化的神怎能扰乱把他们想象出来的人的精神呢？荷马还随意使唤这些神呢，他经常让雅典娜做些小事情，不是为尤利西斯指点阿佛洛狄忒（注：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罗马神话中称为维纳斯）的住处，便是代他注意铁饼落在了什么地方。这位神圣的诗人在他的天国里像个顽皮的孩童自由翱翔。我们看到他在嬉笑打趣，比如他讲到阿波罗惊奇地发现阿瑞斯在阿佛洛狄忒的臂弯里竟颇为陶醉，便问赫耳墨斯愿不愿意处在阿瑞斯的位置。赫耳墨斯回答：“噢，伟大的箭手阿波罗，但能如此，我愿被拥抱得更紧些，还希望所有的男女神明过来看我，但愿我能傍在金星阿佛洛狄忒身边。”诗中阿佛洛狄忒委身于安喀塞斯的颂歌，特别是赫耳墨斯颂歌，写他生下来就跟希腊人一样满脑子花招，还偷东西、扯谎，但写得很文雅，可见诗人对神的塑造充满揶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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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在《蛙》与《云》两出喜剧中把海格里斯（注：大力神）和巴克斯表现得更随意。这些观念发展下去，便出现了庞贝的带有装饰意味的神，有了卢奇安隽永而诙谐的文风，整个奥林匹斯山（注：神明的居所）成了交际与娱乐的舞台。与人如此相近的神不久就变成了人的伙伴，后又成为人的玩物。希腊人的头脑如此明确，使他们存不下神秘感与无穷感，神既是自己编出来的，便可拿来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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