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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认知人类学在研究感知、记忆、推理、分布性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表象结构、一致等等心理学范畴。所有这些都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文化图式如何与行动发生联系。在这样的主题之下,情感、动机、内部化、社会化等等社会心理现象或者过程,都在得到研究。经过近40年的发展,认知人类学取得了三项成就:一、对文化表象进行了详细而可靠的描述。二、在文化和心理功能之间搭了一座桥梁。三、人类把各种表象作为文化遗产来学习,他们的心理受到这些表象的影响;人类的认知过程也反作用于文化表象。[58]所谓的文化的表象,文化的图示德等这些概念也在影响着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以及先锋艺术家们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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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值得关注,其认为,建筑形式、空间布置、雕塑、绘画、篆刻、陶罐等等文物各有自己的象征意义,都可以使之“谈说”往昔。通常的历史也注意到了这些资源的价值,但近些年来的象征人类学以及符号理论,却运用这些资料来阅读往昔世界的宇宙观以及当代就过去而进行的争议,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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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只有通过电视屏幕的重现和宣传才能充分展示出来。它能使显要们在公众心目中确立自己的形象,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舞台。只有在主要参与者能够十分肯定地在电视上“表现出色”时,通过电子传媒进行的竞选宣传活动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重要集会的组织,要做特意的安排,使它的信息能立即通过电视传播出去;而政治节目要想具有影响力,就需要有艺术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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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文化表演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要理解文化,只注意文化符号系统及其如何动作是不够的,还需要注意构成任何种类复杂行为的基础的——认知的、感情的和激励的——心理过程。这种心理过程包括了其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方面。内驱力、它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手段都可能是无意识的。除了神经过敏的即特异体质的压抑外,如果一个典型的社会成员的某种动机的任何一个方面或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无意识的,那么由于文化禁忌或它的系统挫折,这种动机往往会变成无意识的。如果内在化的文化禁忌比个人愿望更强烈,那么内在的冲突就可以通过愿望的压抑而得到解决。总之,被禁止的动机成为无意识的。但是,无意识的动机和有意识的动机都在寻求宣泄和满足。这些动机可以在神经病与精神病中、在个人的幻想(白日梦与黑夜梦)里,在象征性的,但文化上具有创造性的各种方式(艺术活动和科学研究)里,或者——在文化规定的角色扮演中得到宣泄(与满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近代艺术理论和先锋艺术创作影响很大,同样对人类学的影响也很大,两个不同领域的研究在这里找到了共同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人类的潜意识与无意识所导致的文化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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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看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出现的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符号人类学、感觉人类学,文化表演人类学等,都与艺术人类学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其研究的方式和对象都有许多相同之处,只是解释的角度有所不同,都有许多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的地方。从这些新兴起的人类学的各种流派中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人类学的研究已从其文化结构、文化功能等研究的层面进入到了文化精神领域的深处,包括一些潜藏的文化心理领域。而这些研究正是艺术人类学将要涉及的方面,其研究成果不仅将拓展艺术学的研究领域,也将拓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其将是架在艺术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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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认识到,在文明社会中,人类最重要的表达方式是文字的表达,是用文字写成的抽象的理论的表达。而无文字社会的哲学理念是神话的、宗教的,这一切都更依赖于艺术的塑造与想象,其与文字社会的理性建构是有所区别的,更多的是来自下意识和无意识。人们借助神话、象征和仪式之类的东西来探索他们与世界、其他生物以及自我存在的联系。而这种探索的手段,不是科学的,而是艺术的,因此,艺术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没有科学的那种可见性和准确性,但它充满想象力的直觉所特有的统观性、整体性,却是科学所不能代替的。正如格尔茨所指出的:“把人看成是一种符号化、概念化、寻求意义的动物的观点,在过去的几年内在社会科学与哲学中变得越来越流行。”[59]他还提出,人类学家应把人的行为看作象征行为,不要把社会看成一部结构复杂的机器,而应把它看成是一场解说人生和世界的戏剧。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认知社会,就容易将其看成是一部结构复杂的机器,而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知社会,就会把它看成是一场解说人生和世界的戏剧。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角度,在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在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的今天,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知社会,也是多样性的认知方法之一。由此,艺术越来越受到人类学家们的关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格尔茨在《地方性知识》中写道:“关于艺术的讨论不应仅限于技术层面或仅与技术有关的精神层面上,它更重要的是大量融汇地导入和其他人类意图的表现形式以及他们努力维系的经验模式上。没有什么比性的激情和同声的感觉更加难以言喻的了,但还有两种玩意儿幽玄乎于我们的视界,使我们不能不予以正视,这就是有利于我们社会之外的牵涉到美学的概念,晦涩与难奥。我们应该体悟它们。”[60]他还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艺术的定义不可能全然纯属美学范畴。它事实上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由美学的纯然现象所表示的主要问题是,艺术用什么样的形式,以及何种可以导致技巧的结果来表现;怎样把它融入其他社会化活动的模式,如何使之和一些特定的生活范式的前后关联协调导入。而且,这种赋予艺术客体以文化意蕴的导入,总是一种地域性的课题。古典中国和古典伊斯兰的艺术概念,美国西南部的珀波娄的印第安和新几内亚高地的艺术概念其实不是一回事,不管精神能量的外化(我并不愿去抹煞它们)的内在质量是多么具普遍性。人类学家们所期待探讨的是精神信仰中的种种变异,诸如不同的分类体系,不同民族的亲属结构等等;它们不仅仅是其潜在的形式而且是植根于他们的经历和取证世界观的方式,是那些融入他们的鼓乐、雕刻、圣歌谣谚和舞蹈的内在的东西。”[61]他的认识似乎为今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拓宽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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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德华·墨菲(Howard Morphy)和摩尔根·帕金斯(Morgan Perkins)在其新出版的《艺术人类学》一书中写道:“艺术人类学已经步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它正由一门大多数人类学家鲜有问津的学科转变为人类学领域内的一大中心。”[62]他们认为:“一个多世纪来,人类学已经站在了有关宗教、巫术、亲属关系、法律、经济定义讨论的前沿,但直到最近,还是停留在有关艺术定义讨论的外面,目前欧美艺术实践的每一部分都已经在被热烈地争论着,而在这些争论中,人类学的思维方式经常是对艺术有影响的。因此,人类学家应该加入这种讨论,并做出自己的贡献。”[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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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人类学越来越关注文化中的艺术现象,艺术学也越来越需要人类学的思考方式。为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艺术人类学的专著和论文越来越多。如果说在这之前虽然有不少人类学家关注艺术方面的研究,但那都是将其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来综合研究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改观,艺术人类学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特视角,并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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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的人类学家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所写的:“那种认为人类学知识必须被看作整体的或霸权的观念已经受到挑战。通过图像媒介研究人类行为的音—像纬度,研究以可视符号和听得见的声音显示的文化——比如姿态、手稿、演说、仪礼、仪式艺术作品、工艺制品,视觉人类学认为自身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他们还写道:“艺术与视觉人类学已经发展成为另一分支,与美学问题相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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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 ed.The Anthropology of Art:A Reader,Wiley-Blackwell,2006,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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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bid.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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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riet Westermann:Introduction:The Objects of Art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in Mariet Westermann ed.Anthropology of Art,New Massachusetts:Studley Press,2003,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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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里安:《艺术与人类学》,收入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29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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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velyn Payne Hatcher:Art As Cul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Art(second edition),London:Bergin & Garvey,1999,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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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velyn Payne Hatcher:Art As Cul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Art(second edition),London:Bergin & Garvey,1999,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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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fred Gell:Art and Agency: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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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rnd Schneider and Christopher Wright ed.Contemporary Art and Anthropology,New York:Berg,200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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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 ed.The Anthropology of Art:A Reader,Wiley-Blackwell,200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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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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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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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英]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刘源、徐丹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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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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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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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riet Westermann:Introduction:“The Object of Art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Mariet Westermann(ed.):Anthropologies of Ar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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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转引自Mariet Westermann:Introduction:“The Object of Art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Mariet Westermann(ed.):Anthropologies of Ar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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