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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塞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研究所面临的困难，他谦逊地指出，自己的研究重在抛砖引玉提出问题，以促发更充实更进步的研究。他主张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艺术，无疑可以视为艺术人类学的开山之人，同时，他提出建立艺术科学的主张，也促成了艺术学的诞生。1906年，德国美学家和艺术学家玛克斯·德索（Max Dessoir，1867-1947）出版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表明了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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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罗塞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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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对原始民族的艺术探讨之前，格罗塞对“原始民族”和“艺术”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论析。秉持进化论的格罗塞提出：“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54]文化的源头是原始民族的文化。针对当时知识界就“原始民族”的使用混乱不清的现状，他认为有必要厘清这一概念。格罗塞通过分析指出，生产方式是所有文化因子里面最具决定性的，它决定着文化形式的程度的高低：“生产事业真是所谓一切文化形式的命根；它给予其他的文化因子以最深刻最不可抵抗的影响，而它本身，除了地理、气候两条件的支配外，却很少受其他文化因子的影响。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55]“所谓原始民族，就是具有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他们生产的最原始的方式，就是狩猎和采集植物。”[56]并且认为原始民族的文化与其所处阶段具有一致性。格罗塞的观点并非原创，马克思、摩尔根、泰勒等进化论者都持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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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艺术的本质，格罗塞指出：“我们所谓审美的或艺术的活动，在它的过程中或直接结果中，有着一种情感因素——艺术中所具的情感大半是愉快的。所以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并非是要达到他本身以外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57]即艺术活动是一种能够引起愉快情感的活动，它自身就是目的。格罗塞分析了游戏和艺术的区别，他认为游戏和实际活动一样，常常追求一种外在目的，游戏与实际活动的区别在于它本身也含有愉快的情感因素；只有艺术活动仅仅注重活动本身，毫不关注外在目的，艺术活动的特性就在于直接得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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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塞强调了艺术的社会性，他指出，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民族，艺术都是一种社会的表现，因此他要研究的是艺术创造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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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的分类，格罗塞采用了最常用的分类法，将艺术分为静的艺术和动的艺术，前者包括造型艺术和形象艺术，人体装饰和器具装潢是形象艺术最原始的形式，绘画和雕刻都属造型艺术；舞蹈是从静的艺术到动的艺术的一个过渡；诗歌和音乐都属动的艺术。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的第五到第十章，分别研究了原始狩猎民族的人体装饰、装潢、造型艺术、舞蹈、诗歌和音乐这几个门类的艺术。下面分别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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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体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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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节所示，泰勒在《人类学》中曾对人体装饰进行过研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更是辟专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是因为人体装饰在原始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格罗塞将其视为形象艺术最原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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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塞将人体装饰分成固定的和活动的两种，劙痕（scarification）、刺纹（tattooing）、穿鼻、穿耳等属于固定的装饰；活动的装饰是指佩戴一些活动的饰品，例如缨、索、环、坠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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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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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塞首先对活动装饰中最简朴的一种形式——画身进行了研究，之所以如此，他给出了两个原因：第一，画身最显著地代表着装饰的原始形式；第二，画身和某几种固定装饰有因果关系。格罗塞主要考察了澳大利亚人、安达曼人、布须曼人等原始民族的画身，通过分析他得出结论：“原始民族的画身，主要目的是为美观；它是一种装饰，并非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种原始的衣着。”[58]这与泰勒的观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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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塞从美学的角度对画身展开了探讨，重点分析了画身所用的颜色。应用最广的是红色，“红色——尤其是橙红色——是一切民族都喜欢的，原始民族也同样喜欢它”。如澳大利亚既用红色涂身来表示进入生命，也用这种颜色表示退出生命；布须曼人用红色矿土涂抹他们的面部和毛发；翡及安人同样最喜欢红色。格罗塞分析了个中原因，他提出两点：第一，对红色的美感是出于动物的本能，格罗塞提到许多动物对红色有特殊的感觉，如牝牛和火鸡看到红布会异常兴奋，狒狒的红臀、雄鸡的红冠，都是用红色表示第二性征。第二，红色产生的效力因为感情上的强烈联想而得到加强。红色是血的颜色，人们总是在狩猎或战争期间，也就是感情最兴奋的时候看见血色的。因此在跳舞和角斗时施用红色，会期望对红色的联想发生效力。黄色也得到普遍应用，在安达曼岛上，黄色代替了红色的地位，明科彼人用黄色画身和澳大利亚人用红色完全相同，澳大利亚人的施用黄色作装饰和用红色同等。黄色在南方用的少一些，是因为当地缺乏黄矿土。布须曼人不用黄色来画身，是因为他们的皮肤同样为黄色，再应用黄颜色则无法将画身彰显出来。白色的应用同样很广泛，它主要应用于深颜色的民族，如黝黑的澳大利亚人和明科彼人中间，淡色人种如翡及安人则很少运用白色。深颜色的民族使用白色画身，是为了使身体的主要轮廓易于显现。澳大利亚人和明科彼人用白色作为丧葬的颜色，格罗塞分析说这是因为害怕遇到死者的灵魂，就以平时不常用的颜色画身，好让鬼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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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民族画身所用颜色的材料很是丰富，但对于图样的知识还很欠缺。当时的人类学材料在谈到原始图样时，总是以“奇异的”、“奇幻的”这类话概括，语焉不详，因此格罗塞无法展开研究。他分析了画身的图谱的来源问题，他认为原始画身的图谱并非来自个人的原创，而是对于日常生活事件的摹拟。这在原始民族用具的装潢上更能体现出来，那些图案和画身上的图案类似，是对兽类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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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劙痕和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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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身的缺点是不能长久保持，原始民族找到了固定装饰的两种方法：劙痕和刺纹。这两种方法的选用依肤色而定，深黯色的澳大利亚人和明科彼人用劙痕，黄色的布须曼人和铜色的爱斯基摩人施行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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劙痕就是用燧石、贝壳或其他的原始小刀割破肌肤之后长出的淡色疤痕。劙痕的位置，可能在背部、手腕、胸脯、腹部或腿部。这种方式两性通用，男性用得更多。其图谱有点、有曲线、有直线。劙痕是表示进入成年仪式的一个部分，关于其功能，格罗塞认为有两个目的：“它在一方面是要测验这候补人有无成年人的忍耐力，在另一方面是要用一种不可磨灭的标记来证明他的部属关系。”[59]除了部落的标记和宗教的象征，它还有装饰意义，甚至有的是纯粹装饰之用。格罗塞引用曼恩的研究，曼恩曾在明科彼人中居住了很长时间，他指出“劙痕的最大意义是装饰”[60]。格罗塞认为劙痕确有审美的意义，但由于材料不足，对其他功能难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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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纹就是用一种颜色（通常是研细的炭粉）渗入皮下，等到发炎过后嵌入而成型的花纹，经此处理的花纹永不褪落。布须曼人和明科彼人的刺纹图样都很简单，大都是短而直的线或平行成列的线。爱斯基摩人也施行刺纹，不过为女性所专用，而在其他民族却是男性的特权。爱斯基摩的女孩到了8岁就施刺纹，他们使用锋利的刀具，以烟煤或火药为颜料，将刺纹绣在脸上、臂上、手上、股上和胸上。刺纹的图样是曲线、平行线或成行的点。究其功能，或许是等级的标记，但同时具有装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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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塞强调这两种方式的装饰功能，他指出：“那些标记有时候用作部落的标记，也许有时候会有所谓宗教意义，虽则连一个简单的证明也没有得到。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劙痕和刺纹都为了装饰。”[61]相比部落标记，格罗塞认为装饰意义更为原始：“喜欢装饰，是人类最早也最强烈的欲求，也许在结成部落的这意思产生之前，它已流行很久了。”[62]这里有将人类的审美追求视为原始本能的意味，与达尔文等人的观点具有相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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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栓塞和穿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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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托库多人和翡及安人不知道劙痕和刺纹，菩托库人使用另一种永久性的装饰，他们在嘴唇和耳朵上嵌入栓塞（botoque），其部落名称就由此而来。这一部族的孩子七八岁就开始接受这种装饰。首先在下唇和耳轮上穿个纽扣模样的窟窿，将一种很轻的木制栓塞装进去。不久之后再用较大一点的栓塞去代替那些较小的栓塞，直到栓塞直径在四英寸时为止。菩托库人的唇栓和耳栓成了他们部族的标记。除了作为标记之用，格罗塞认为，它们能表示佩戴者的勇敢，同时还有装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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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洲的一些部落也佩戴唇栓，这种装饰少见于其他部族，布须曼人在耳朵上悬挂铜制或铁制的耳环；部分澳大利亚人穿通鼻子的中隔，戴上一根木条或骨片，在节日则换上两支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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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塞认为，原始人通过固定装饰，能够战胜自己的怯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此外，佩戴这些繁复的装饰需要悉心收集与制作饰物，还能显示他们的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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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饰、头饰、项饰与腰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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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饰是从活动装饰到固定装饰的过渡形态，它并不常见于原始狩猎民族。翡及安人常常让他们的头发任意生长，他们有时也修剪头发，却不是出于审美的需要，而是因为迫切的实际理由。菩托库人有时会用发饰作为他们的部落标记，但也没有多大的装饰价值。剃发在女人间比较普遍，这不是为了装饰，而是表明妇女的从属地位。布须曼人的发饰相对发达，他们的男女两性都用红色的矿土和着很厚的脂油涂在头发上，再将头发盖在头上，就像一顶帽子。澳大利亚人的发饰样式更为多样而新奇，男子们劳心费力地装饰自己的头发，尤其在节日期间。他们用红色的土粉涂抹头发，有时用红土脂油将头发涂得厚如坚硬的饼子。昆斯兰德人用蜡涂在头发上，在日光下能像油漆般发光。在胶粘的头发上再插上羽毛、蟹爪等饰物，在胡须尖上也挂上白贝壳或野狗尾，这些装饰很具审美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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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饰相比，头部装饰属于活动装饰。最重要也最常用的原始头饰是头巾，除爱斯基摩人外其他狩猎民族都通用。头巾的材料不一，如安达曼人用一张卷拢的露兜树的叶子，形式粗拙。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用袋鼠筋或植物纤维制成头巾，涂上红白泥土，很是美观。格罗塞指出，头巾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装饰品或作为装饰品的支撑物。他们主要以鸟类羽毛装饰头部，格罗塞指出：“鸟类差不多做了一切地方的原始头饰的主要材料。”[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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