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017645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系列其他工业、石器制作的新方法、造型术、绘画以及其他各种艺术作品，都表现出人类的现代精神，那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所没有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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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47 除了为捕食野兽或保护自己免遭野兽的侵袭而制造简单的燧石、骨头和木头的工具以外，这些原始人并无任何艺术和手艺可言。他们不过到处游荡，全部时间都用来寻找食物和常备不懈地保护自己的生存。[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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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49 史密斯认为：“真正的文明始于人类由于进行农业活动而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的时候。”[105]他依据考古学的资料，加之自己的大胆推论，提出人类文明起源于埃及。他引用考古学家詹姆斯·H．布雷斯特德教授的观点，1926年，该教授在埃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现场归来之后，写了《文明的征服》一书，书中宣布：“文明源出于埃及，这在现在也是最终确定的事实。”史密斯在强调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之后，接着指出：“考古研究发现，埃及文明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文明古老得多，而这种最早的文明采取的形式充分说明它是在尼罗河两岸创造出来的。”[106]为了进一步论证人类文明起源于埃及的观点，史密斯分析了尼罗河岸的自然条件和农业与灌溉的出现，他认定埃及人最早种植大麦、小米等谷物，最早学会了灌溉技术，并因此而产生了手工技艺、天文历法、宗教信仰、君主制度，他说：“埃及人开始从事灌溉和农业这一事实导致他们也制造陶器、盖谷仓和房合、编织亚麻布；发明算术和日历，建立君主制；发展出天体控制人的命运及世事从而影响他们的福利的思想；创造出一位太阳神。在这些重大事件之后又产生很多其他重大结果。”[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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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51 艺术就是这些重大事件之后产生的重大结果之一。在史密斯看来，艺术的出现与埃及人的死亡观念以及君主崇拜密切关联。他认为，由于耕种土地和定居村庄，使得人们在如何对待死者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期的埃及人已经不再像原始人那样，将死者抛弃在死亡的地方，而是将其埋葬在耕地范围之外的沙漠里。干燥的热沙造成了尸体脱水，避免了腐烂。由于豺狼的破坏，活着的人们知道尸体可以天然保存下来。这就使得早期埃及人更加注意死者的尸体。“我们可以确信他们把保存尸体看做延长死者生存的明显标志。由于尸体未损坏，死去的男人（或女人）都继续存在。”[108]基于这种观念，就促成了木乃伊制作技术的出现。在古埃及，人们相信君主有着神圣的威力。“他们把统治者当做不仅是他们生计和富裕的源泉，而且是他们生命的源泉。君主是神圣的造物主、生命的赋予者、洪水的控制者以及丰收的赐予者。君主就是国家，也是宇宙。”[109]因此，保护君主的健康对于国家的每个成员都是最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大事，人们为了保持君主的健康与体力，完全可以杀死年老体衰的君主，让更年轻、精力更为充沛的新君即位。但是，“已故的统治者一旦被做成木乃伊，就被认为不仅恢复了他已丧失的美德，而且还掌握了比君主更大的权力。他成了神”[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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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53 史密斯认为，将君主的尸体制作成木乃伊，人们认为他已复活并且永生不死，这体现了君主的神化。在木乃伊的身上集中表现了国家的繁荣，它虽然密封在一个地下墓穴中，却被认为是有生命的神的不朽之躯，被称为俄塞里斯。从而，围绕木乃伊的制作产生了一系列的事物，史密斯至为推崇制作木乃伊的习俗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说：“这种习俗对5000年来文明人类的艺术和信仰产生了最深刻和广泛的影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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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55 建筑艺术产生于此。《人类史》第十章名为“木乃伊和建筑学”，史密斯在该章考察了埃及墓葬技术的演化、木乃伊技术的产生及其传播等问题。他在本书前面曾经指出，建筑术是随着坟墓和庙宇的出现而产生的，并随之产生了木工和石工两门技艺，因为这三种工艺最初都是服务于更有效地保存死者遗体这一目的的。他认为，棺材的发明是世界史上最早的木工活动，铜的发现则为木工的技艺提供了工具。“由于相信保护尸体就能延长人的生存，第一次实际应用铜就是制造錾子来加工木头和石头用以保护死者的遗体。木匠的手艺最初似乎就是为了制造棺木而发展起来的，正如同石匠的技艺是因在岩石上凿墓而创造出来一样。”[112]史密斯的结论是，建筑术产生于埃及，并且在本质上是殡葬仪式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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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57 雕塑艺术同样如此。雕塑是制作木乃伊的伴生物，史密斯指出，当古埃及人认识到保存的尸体跟活人不一样时，“就试图将用布裹着的木乃伊做成模型并涂上颜色而变成塑像。当发现这种方法不切实际时，就用石头、木料或熟石膏（从身体上脱下模子）来制作塑像，并涂上颜色使塑像看起来栩栩如生”[113]。埃及人认为，通过雕塑的形式，他们制造了一个死者的复制品，并藉此保证了他的继续存在，雕塑给了他新的生命，是他的存在的一次再创造，是使他复活所必需的条件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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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59 戏剧、舞蹈、音乐等艺术也来源埃及，并且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埃及人的宇宙观中，如果能让死去的神复活，那么就能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证。因此有必要反复地用戏剧来表演俄塞里斯的受难，亦即表演他的创造，尽可能逼真地模仿死去的君主将生命赐予人类的一举一动，他们相信此举可以保证人类的生存和整个世界的存在。史密斯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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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61 对于古代社会的存在来说，定期用戏剧来表演一下俄塞里斯之死、使他成为木乃伊和复活是十分必要的。在表演中，常常以粗俗地开玩笑的方式表现俄塞里斯的追随者及其敌人赛特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君主的真木乃伊、一些遗物或一个代替木乃伊的包裹是这出戏里必要的道具，因为死去的君主必须真的出场才可能使他复活，并（起一个新的名字和赋予新的权力）完成创造的仪式。在最初的戏里，创造的行动由君主表演，这位君主以神的面目出现，实际完成与王后结婚的过程。创造的仪式既是君主的加冕礼，也是他的婚礼[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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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63 由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整个戏剧表演过程内容丰富：首先是表演俄塞里斯的死亡过程，要表现俄塞里斯的追随者及其敌人赛特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君主的复活，以及创造仪式。君主要以神的面目出现，表演创造的行动，还要完成与王后的婚礼。这其中包含了多个仪式过程：新君主的命名仪式、创造仪式、加冕仪式和结婚仪式。这些仪式有着鲜明的功利目的，即保持人们的生命与财产之健康安全。在史密斯看来，“戏剧和舞蹈、音乐和喜剧都源出于这个维持社会生命的礼仪”[115]。他引用弟子W．J．佩里的研究成果，指出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原始礼仪式中都包含有将死去的统治者制成木乃伊，并用戏剧表演造成它死去的冲突、使他复活以及创造生命的想法。佩里在《神与人》中充分地证明了创世的故事是原始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相信它对于维持社会生命的效用，在礼仪表演中，木乃伊或代替木乃伊的“药包”是必不可少的。他指出，神话是对于礼仪的正式解释，如果要使礼仪表演产生效果，就必须一字不差地背诵那些话语。史密斯认为，只有对这些事实给以应有的重视，神话及早期戏剧、舞蹈和音乐史的大量资料才能被真正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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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65 史密斯还指出，大量体育竞赛产生于这种仪式表演。“不仅西班牙的斗牛和亚洲的斗鸡是从这种礼仪性表演中传下来的，连拔河、足球、曲棍球、网球、板球、马球以及事实上的所有球类比赛也都是当年俄塞里斯竞赛留传下来的变种。俄塞里斯竞赛是敌我双方的代表争夺作为神的国王的木乃伊或他的头——球。”[116]史密斯尽管反对泰勒的进化论思想，他对体育竞赛的观点倒是呼应了泰勒的“文化遗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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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67 装饰艺术也是如此。史密斯在《人类史》第九章中分析了黄金、贝壳、旗帜、怪兽等事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他指出，最早的首饰主要是作为护身符来佩戴的，人们认为这些护身符能够赋予生命或免除死亡。黄金之所以成为最受人喜欢的材料，是因为黄金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古印度的《梵书》中，黄金被视为太阳神，被视为太阳神的精液，被视为生命和生育的源泉。再往前追溯，在金字塔时代，“埃及的太阳神雷被认为是国王们的父亲，他赋予了他们生命、力量和耐力，因此在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雷的血液，男女诸神的黄金，太阳发光的液体，全部生命、力量和耐力的源泉。’”[117]贝壳最初被视为妇女生育能力的象征，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有能力保护生命免受死亡威胁的护身符，能够使死者延续生存。史密斯指出，佩戴贝壳的习惯依然保留在尼罗河上游并扩散到整个东非以及世界上的不同的地方。黄金作为饰物的现象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史密斯认为，这部分是由于黄金的审美属性决定的，“它的美丽和光泽以及耐久性和防腐蚀性最后必定发展出一种对那些并不完全是宗教性的神奇物件的感情。喜爱美丽的饰物仅仅因为它美丽并适合于佩戴者，导致黄金护身符的神奇意义在被遗忘很久之后仍然作为首饰保存了下来”[118]。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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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69 （三）艺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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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71 史密斯认为：“早期文化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且有它的一致性。”确信古埃及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其他地区的文明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传播得自埃及。他明确反对泰勒的进化论，他举例为证，指出欧洲驯鹿时期的三个文化时期：奥瑞纳文化、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并不是整个人类史上的几个时代，梭鲁特和马格德林的工业没有进入意大利、西班牙南部和大部分地中海地区，当西欧和中欧相继进入梭鲁特和马格德林文化时期时，这些地区仍然停留在奥瑞纳文化时期。所以，地中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从奥瑞纳文化时期直接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使用‘时代’这个词时的混乱，也暴露出用词不当的‘进化’论是多么缺乏根据。这种理论声称所有这些文化时期是许多自然时期，每个民族都必然要经过这些时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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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73 史密斯提出了人类学研究所要依据的一个重要原则：连续性原理。“连续性理论是地质学和生物学理论的基础。在‘人类研究’中，迫切需要恢复和应用这种连续性原理。”[12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都需要依靠别人来学习语言、掌握习俗和了解思想，所以他的行为方式必然包括参与文化的传播，他同样不能回避吸收和适应可供他选择的一部分丰硕的文化成果，因此，“每个人的活动都包含着连续性的原理，包含着我们现在的意识状态对过去的个人经验的依赖。人的脑子天生有实践这些过程的本领，因为它有几乎无限的记录感性经验和感觉的能力”[121]。“只有适当考虑到每个人及其所处社会的经历，才能对人的正常行为有所了解。因为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世界文化的连续性和地理上的联系性的原则——是形成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基本要素。”。[122]史密斯强调连续性是人的行为的基本特性，因此他提倡历史的研究方法。连续性原理支撑了他的传播论主张，他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成分是原封不动地扩散的。接受者不仅不能像传播者那样完全准确地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而且还要挑选，也许只接受这种文化中使他感兴趣并能适应他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和根据他自己的构思加以改造的某些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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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75 1．彩陶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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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77 史密斯在《人类史》第十一章讨论埃兰和苏美尔的文化，这两大文明都出现于两河流域。关于这两大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关系，也即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史密斯时代的学术界存在广泛争议。史密斯以彩陶为线索，对文明的传播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埃及文明是最古老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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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79 之所以将彩陶为研究核心，史密斯认为：“彩陶是原始文化的至少两个阶段所特有的。”[123]他指出，在大量地区考古发现了彩陶遗址，如苏萨（埃兰的古都）、波斯、印度的旁遮普和信德、埃及、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中国和多瑙河流域等地区，此外，在瑞典发现的彩陶与在中国发现的陶器图案体现出了鲜明的相似性，这说明它们存在同样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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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81 在史密斯所处时代，埃兰的古都苏萨地区出土了西亚最早的彩陶。考古学家发掘了苏萨的一个土冢，在其中发现了陶器，结果表明土冢最底层的陶器最为精美，制作技艺高超，而上面一层的陶器则显得逊色，这说明了制陶技艺的下降。而在其他中心发现的彩陶都和在苏萨发现的质量较为低劣的陶器十分相似。史密斯就此指出：“显而易见和普遍公认的事实是，苏萨最早的居民是从别处迁来的，他们带来了他们的高度发达的文化。”[124]由于对他们是从何处迁徙而来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史密斯暂时将苏萨视为彩陶在西亚传播的起点，认定彩陶的技术从苏萨传到了其他地区。这种技术向东方传播到了印度，史密斯与佩里设想，或许是为了寻找黄金和铜，早期的埃兰和苏美尔的勘探人员进入了印度的旁遮普和俾路支小村纳尔以东的印度河下游，史密斯在1916年画出了这条传播路线。1924年9月，印度考古学会理事长约翰·马歇尔爵士宣布，他们在史密斯提及的两个地方发现了印度—苏美尔遗迹，史密斯认为这恰好验证了他的猜测，并指出所发现的遗迹叫做印度—埃兰遗迹更为准确。印度考古学会在马歇尔爵士的领导下，在信德省摩亨约达罗的遗址和旁遮普省蒙哥马利区哈拉帕的遗址上进行了发掘，他们在这两处都发现了彩陶、雕像和各种饰物。史密斯指出：“这些居民的文化也同埃兰和苏美尔的文化相似；他们都制作彩陶。所采用的颜色有赭红、赭黄、瓷白、烟黑。其中有一些用来镶嵌和装饰贝壳。”[125]在哈拉帕出土的彩陶与在苏美尔出土的相似，并且其丧葬习俗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各处遗址的习惯差不多。除了印度，在土耳其斯坦的阿瑙也发掘出了一个善于制作彩陶的民族的定居地。基于众多的考古学材料，史密斯认为：“在制作彩陶的时代，苏萨、苏美尔、纳尔、摩亨约达罗、哈拉帕、阿瑙和中国等地居民的文化是如此相似，以致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文化都属于同一文明。”[126]史密斯预料说，这些使用古代彩陶的定居地都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会使用敲扁的方法，可以制作光滑的石头工具，使用土坯和铜凿子，并且佩戴用绿松石、肉红玉髓和天青石制成的念珠。其中有些物件可能付诸阙如，但是会发现足够的这类物件，说明他们的文化和典型的遗址基本上是相似的。”[127]那么，这些文明到底起源于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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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83 史密斯指出，很多学者看到了埃及文明和埃兰与苏美尔文明的相似之处。如巴黎卢浮宫的著名陶瓷学专家埃德蒙·波蒂埃、考古学家德·摩根等人。摩根列举了早期埃兰文化和前王朝时期的埃及文化的相似之处：“箭头；光滑的石头工具；敲扁方法；权杖头；文字；彩陶和雕刻的陶器；石制瓶罐；动物形状的瓶罐和图像；女性雕像；艺术主题；镶嵌；金属镜；纺织；瓶罐支架；圆柱形陶质印章；建筑和铜凿子。”[128]这些相似之处证明两个文明之间有某种关联，史密斯的《古代的埃及人》（1922）和佩里的《文明的发展》（1923）两书都特别论证了这点。波蒂埃和摩根还着重指出了两个文明中陶器在图案上的相似之处，他们二人的最终结论是埃及文明来源于亚洲。另一位教授戈登·蔡尔德在其著作《最古老的东方》（1928）中，也提出苏萨文明在埃及文明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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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85 史密斯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认为不能单就彩陶论彩陶，“必须把一个地方的整个文化和另一个地方的整个文化拿来加以比较”[129]。史密斯指出，埃及前王朝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他们所要比较的是苏萨和埃及前王朝的中期，埃及前王朝的早期和中期文化没有间断，没有受到外来影响，而苏萨则是现成的接受这些文明的。“在埃及人还没有像苏萨最早的居民那样达到全面文化发展阶段以前，在前王朝时期早期，埃及早已有了据说只有苏萨才有的某些文化要素了。这样说来，在苏萨以现成的形态突然出现的一部分文化要素，在前王朝时期的埃及则是经过一个演变过程的。”[130]史密斯认为：“埃及最早的文明是迄今已发现的最原始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文明演变为前王朝时期中期的文明。这一文化突然在埃兰出现，并且在那里生了根，以它的新家所特有的方式发展起来。从那里，它的影响扩散到一个广大的区域，最后到达中国的河南那样遥远的地区。”[131]史密斯进一步论证，认为早期苏美尔文化的唯一来源地是埃及。因此，他的结论是：“文明是埃及的文明。埃兰和苏美尔是埃及移民区的所在地，是埃及移民把文化的发酵剂带到这两个地方。”[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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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87 2．古希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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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89 在《人类史》的第十二至十五章，史密斯讨论了希腊文明，包括克里特岛的早期的弥诺斯文明，辉煌的希腊文明以及希腊的世界性影响。我们此处以艺术为中心，来分析史密斯笔下的希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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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91 （1）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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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7693 19世纪末期，人们对克里特岛的考古发掘有了令人振奋的发现。1876和1877年，历史学家施利曼在特洛伊遗址、迈锡尼、梯林斯和希腊本土的其他地方发现了一系列遗迹，足以代表比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早几千年的一个文化阶段，这一阶段被称为“迈锡尼文明”。20年后，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又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他在克里特岛发掘出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有一种光辉的文明兴盛于克里特岛，它比迈锡尼文明的年代更早，埃文斯将这个阶段称为“弥诺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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