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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讲，诗歌是为了表达那种强烈的与集体性的情感，它们只能在轮流对唱的运动中才能得到充分表达。存在两种运动方式，一是依靠一些简单的姿势、发音和肢体运动表达情感，二是在有节律的对唱与诗节的重复变化之中产生的复杂意象。一般说来，在两个并置的句子中，一个句子描述与人有关的现象，另一个句子描述与该现象对应的自然现象。“这两个对立程式中的每个程式都是作为对方的象征互体而出现的：一个自然的意象间接地以比喻的方式来表现人类的事实，传统经验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通过某种与技巧非常类似的东西，自然对应物变成了像我们所想象的意象。”[200]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自然意象与社会现象存在着同一性，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则是统一的。在赛歌中，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对应关系得到了加强。也正因为诗歌具有上述神圣特征，因而在由民间歌谣变为宫廷诗歌时，也就不难理解它们为何能够被赋予象征性的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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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宗教史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的节庆可以由当时的社会结构加以解释。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在狂欢性的节庆中能够打破彼此的壁垒，并通过物品交换尤其是女性的交换结成联盟。与封闭而贫乏的日常生活相比，节庆具有宗教性，给人一种崇高感和神圣感。它的神圣性在于，人们相信节庆中的仪式行为能够对人类命运及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虔信感是中国宗教和中国思想的教义原理得以形成的信仰基础。”[201]葛兰言认为，所有的早期信仰都是从这些取代了其他崇拜形式的节庆中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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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节庆中概括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时空观，有如下四点：其一，世界是由阴、阳主宰的。阴与阳是两个基本的思想范畴，万事万物都可以阴与阳进行归类，阴阳的合一，促成了世界的和谐状态，它是按照两性结合的模式来构想的。其二，空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不同种类，即男性和女性或者阴和阳的延展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对立的。空间就是面对面的延展体的集合。其三，时间是由两类对立（阴或阳，男或女）的时期的重复轮替构成的，这些时期在时限上是等长的。比如，节庆的时间是由对称的等长的音乐时段的重复交替组成的。时段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时间概念之中，时间被认为不过是同时进行的阴阳活动的交替节律。其四，时间与空间形成了一个同质的整体，交替对应的原则和位置对称的原则构成了时间和空间的基础。可知，古代的劳动分工原则给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提供了秩序原则。它们主导着人们的世界观念，并在现实的习俗中主宰着自然的演化过程[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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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在最后部分分析了封建王朝建立以后节庆形式及内涵的变迁。在他看来，城邑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王朝的开创，君主统治取代了节庆，成为社会秩序的原则。节庆中的圣地，转而成为君主所建的庙宇和集市。人们在定期举行的集市中进行交易，生活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持久性特征。两性对立依然是社会最主要的规则之一，不过采取了新的形式，女性被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婚姻也不再是一桩公共事务，不再在庄严的仪式中和整体共同体的控制下缔结，而成为君主达成外交策略的手段。宗教活动脱离了集体的领域，变成了专家团体管理的事务。古代节庆由此被简化成了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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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葛兰言的研究存在些许不足，比如对古文献的使用尚欠考究，个别地方存在臆测之处，比如忽视近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等[203]，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葛兰言的学术意义。他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将社会学方法引入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他所使用的社会分析法，跳出了对社会现象与文学作品所做的心理学和道德象征意义的解释，注重对社会事实的分析。就《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而言，他关注《诗经》中的情歌所论述的社会事实，按其内容将其分为三个主题，提出它们是上古节庆仪式的产物，并将其置于中国上古社会中进行研究，得出了上古宗教的特点及古代中国人的基本观念。他从赛歌的男女二重唱的形式来分析诗歌的形式特点及其文化意义，所得结论尤其让人信服。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葛兰言的研究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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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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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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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书，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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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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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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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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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书，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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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书，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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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英］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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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书，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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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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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书，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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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德］朱立亚兹·E．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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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英］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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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林惠祥先生提到：“主张衣服源于羞耻说的人，以为蛮人衣服虽缺乏也必于腰间系带，令其下垂的带端遮蔽生殖器。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如安达曼人用叶或植物纤维编成的带围腰，但却不能遮盖生殖器；又如布须曼人的妇女用皮做裙，并饰以珠及卵壳，但前面却裂为狭长的条，故也不能遮蔽生殖器。蛮人的腰带下垂部分不多不像是要遮盖生殖器而像要引人注意到这一部分。故腰带是为妆饰的而不是做衣服的。”参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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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英］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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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书，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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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英］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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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英］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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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上书，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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