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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同上书，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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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一个幻觉的未来》（8），杨韶刚译，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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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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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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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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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法］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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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法］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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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同上书，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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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法］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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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法］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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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同上书，第11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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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同上书，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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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 第四章 后现代时期的艺术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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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一说是在“二战”以后，一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过，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毋宁说是一种哲学思潮。如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福柯、德里达为主要人物的“后结构主义”等等，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况》（1979）中认为后现代即是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怀疑。英国哲学家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有如是理解：“后现代主义，我认为，粗率地说，意味着拒绝接受下列观点的当代思想运动：整体、普遍价值观念、宏大的历史叙述、人类生存的坚实基础以及客观知识的可能性。它怀疑真理、一致性和进步，反对所谓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于文化相对主义、赞扬多元化、不连续性以及异质性。”[1]简单地说，后现代主义即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真理、进步、普遍性等现代主义价值观念与哲学思潮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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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思潮波及到了各个人文社科领域，人类学亦不例外，诸如解释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等等都属此间出现的新的人类学流派。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将后现代概括为“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他们提到：“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场域、生活者眼中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例外情况、不确定性等等，而不再费力地对所观察现象中的规律性进行解释。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得那些曾想当然地被当作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2]他们认为这一危机是人类学实验性写作的生命源泉。它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变，理论中心论已经让步于现实细节中心论，因为宏大理论已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的细节。格尔茨标举“地方性知识”，艺术人类学家强调艺术的互动性与过程性，都鲜明地体现出了人类学的后现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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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 第一节 格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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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福德·格尔茨（又译吉尔兹、格尔兹等）（Clifford Geertz，1926—2006）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他出生于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市，曾于“二战”时期服兵役。战争结束后，根据《美国士兵法》，他进入了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大学（Antioc College）学习哲学。不过，以抽象玄思为特点的哲学并非其兴趣所在，格尔茨一度想成为文学家，他后来所写出的那些文学味道十足的人类学著作，确也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天赋。大学毕业后，经过玛格丽特·米德的推荐，他于1950年进入由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创办的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师从克莱德·克拉克洪学习人类学，并于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先后任职于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自1970年后他长期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直至2006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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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先的人类学者不同，格尔茨那代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是那些“二战”之后才出现的第三世界国家。“人类学家的角色也相应改变，他们不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中做上一两年研究然后回来就成了研究那些人的‘专家’，而是待在美国、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的社区或机构中，待在那些自己有故事要说且有意义要阐明的人们中间。”[3]格尔茨的田野考察地点主要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与爪哇以及非洲的摩洛哥。1952—1954年，他作为马萨诸塞工科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助手，参加了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一个针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课题组，初次对爪哇进行了考察。该项目的研究宗旨是了解第三世界的发展，具体目标是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体现于他的博士论文《爪哇宗教》（1960）一书中。20世纪60年代是格尔茨学术创作的高峰期，他以巴厘和爪哇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写出了大量论著，主要有：《爪哇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Java）（1960）、《旧社会与新国家》（1963）、《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迁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1963）、《商贩与王子：两个印尼城镇的社会发展及经济变迁》（Peddlers and Princes：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wo Indonesian Towns）（1963）、《一个印度尼西亚城镇的社会史》（1965）等，这些著作奠定了他的文化理论的基础。1973年，他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结集出版，该书集中反映了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于1974年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索罗金奖，同时美国人文、自然科学院也给他颁发了社会科学奖。1991年，格尔茨还获得了由日本颁发的亚洲大奖，并成为唯一在亚洲获奖的西方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著作还包括：《巴厘的亲属制度》（Kinship in Bali）（1975）、《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Negara：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 Century Bali）（1980）、《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1983）、《著述与生涯》（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1988）、《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After the Fact：Two Countries，Four Decades，One Anthropologist）（1995）等。无疑，格尔茨在当代人类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格尔茨的批评者之一人类学家山克曼（Paul Shankman）曾对他做了如是评价：“不论一个人怎么看格尔茨的学术作品，他都必须承认格尔茨在人类学界所拥有的关键地位。格尔茨的重要性在于他是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再生……很少有人怀疑他在人类学界的影响。除了他对人类学所做的贡献外，格尔茨已成为跨学科的人物，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主要发言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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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文化的解释》和《地方性知识》两书中。下面我们先来分析格尔茨解释人类学的主要观点，然后再看他的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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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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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尔茨的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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