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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 第二节 由国家力量推动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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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之所以能受到各艺术门类、美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关注，一方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来自国家力量的推动。也就是说，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中国人开始具有了保护自身民族文化，研究自身民族文化的意识，而且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会同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下属的有关文艺协会先后联合发起的“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工作，从1979年开始到2000年结束，用了20年的时间，大规模地组织了全国各地相关门类的许多学者参与这项研究和编撰的工作。其中包括中国民族民间歌曲、器乐曲、戏曲音乐、曲艺音乐、舞蹈、故事、歌谣、谚语、戏曲志、曲艺志等艺术门类，按行政区划立卷。这一工作首先就是为了全面、系统地记录、整理各地区、各民族的文艺资料，普查、搜集散落的文献、文物，集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史论的研究成果。“十大集成”共计300余册，记录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和艺术的字数达亿万，堪称是中国的文化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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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编撰的内容都属于少数民族艺术和民间艺术，而这些艺术在以往的文献中记录不多，因此实地考察与记录就成为编撰过程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这就使得一些学者在考察中开始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所以，这一工作的完成不仅是记录和整理了中国的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人才，同时也为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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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于2003年，国家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许多学者投身于其中，或做研究或成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国家的也有各省市的。专家组成员的构成，除民俗之外，几乎是来自各艺术门类的专业学科如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工艺、曲艺、文学、建筑等，国家级的、省级及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评审，都是由这些专家来确定和甄别。国家和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也大部分分属于艺术门类，有音乐、美术、舞蹈、戏曲、曲艺、手工艺、建筑等等。而国家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基本是民间艺人，我们给予他们的是民间艺术家的称号。但事实上这些民间艺术家，他们本身是农民，他们所创造的民间艺术只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将这些艺术行为和他们的文化模式、他们的生活情境、他们的意义世界联系在一起研究或记录、保护，我们就只能得到一种处于表征形式的艺术外壳，而失去它巨大的文化内涵。而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促使许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同时他们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来做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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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记录保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田野作业的方法和经验，这正是艺术人类学所要追求和不断实践的。由此，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开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的基础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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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促进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方面因为其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许多研究所和中心都在参与这一工作研究，另一方面，各艺术研究所中民族艺术的研究本身就有使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做研究的传统，而且出版过许多优秀的研究著作，因此，这一研究方式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在此基础上，该院于2003年成立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同年，在研究生院面向全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艺术人类学的公共课，并招收艺术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最早设在中国文化研究所，2007年随着艺术人类学研究队伍的壮大，以及国家研究课题的需要，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从中国文化研究所中独立出来，成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直接管理的实体研究机构。另外，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各门类艺术研究的系所，也在开设音乐人类学、舞蹈人类学等课程，并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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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由国家出面主持的这些大的深入到各地方文化保护及普查工作外，还有一些国家及省部级课题，也促进了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这一学科的深入发展。如：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土化的现代性追求：中国艺术人类学导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图腾艺术史论”和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项目“艺术人类学与现代中国”；该校的郑士有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活态民间叙事诗‘赞神歌’研究”。并由这些课题带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郑元者）、《文化与艺术人类学译丛》（郑元者主编）、《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论集》（郑元者）、《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郑士有）。何明2005年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理论方法探论及其学科化建设”，从学理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学科化建设的相关问题[33]。并主编“艺术人类学丛书”，该套丛书包括：何明主编的《走向市场的民族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和《仪式中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洪颖主编的《田野中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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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课题中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恐怕是于2001年启动的，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西北地区各大专院校及研究单位的一百余位学者共同参与的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和《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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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国家重点课题启动于国家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当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西部的人文资源（也可称为文化遗产），并侧重研究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和利用之间的关系。《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主要是摸家底，侧重于资料的整理和收集，并以数据库多媒体的形式将其展示出来。而《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则是通过田野考察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收集和整理相关的资料，一方面在这些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相应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理论。数据库的建库内容分历史地理、人文景观、宗教、人口、民俗、音乐、美术、戏曲、工艺、舞蹈、文物与考古等十个部分，在这十个部分里艺术占了很大的空间。即使有些部分不是艺术但其考察的内容也与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如人文景观中的建筑与民居部分，民俗与宗教中的仪式部分，文物考古里的器物部分等都与艺术有关。由于这里研究的艺术大多是民间的和少数民族艺术，所以在生活中所呈现的都不是纯艺术，都与文化有关，与当地的社会环境有关，是一个文化的整体，这就促使所有的研究者不得不运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来研究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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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经过八年的努力，完成了建立数据库的工作。同时还完成了七十多个个案研究，最后编辑成五本考察报告，四本考察笔记，三本论著，共四百多万字。其中总报告书的题目为《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总报告书的总论部分是由课题组长方李莉执笔的，在这一部分中，课题论证了文化遗产与人文资源之间的转换关系：“文化遗产之所以被当作人文资源来看待是人的认识扩展和深化的结果。文化遗产长期以来一直是从文化固有的意义上而言的，文化遗产是民众创造的结果，文化遗产是传统人文精神的载体。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遗产却被人们发掘到了资源的价值。当文化遗产作为资源被利用时，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希望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于是文化遗产开始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成为不同民族与国家人文精神的载体；另一方面，在后工业时代，非物质经济、符号经济、旅游经济等的兴起，使传统的文化遗产成为了文化产业开发的对象，随即有了“文化产品”的概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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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方李莉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关注到“从遗产到资源”这一理论有几个关键部分：第一，在民间社会中，许多我们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种人文资源，成为民间文化再生产所需要加工的原料；第二，是各种“权威”、“权力”的“力”的体现。这种“力”不仅是来自国家、国际、民间、市场，甚至来自学界，它们是民间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动力；第三，是民间艺术。当代民间文化的终端形式往往是以民间艺术来表现的。在当代民间文化的再生产中，民间艺术的地位似乎越来越重要，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化都需要民间艺术来粉饰。而且，只要能成为民间艺术的民间文化就能保留下来，就能发扬光大。不仅是因为其是能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标志和符号，而且还因为其能转化成文化商品，是现代文化产业的最终成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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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与王杰他们的审美人类学研究中所关注到的“当民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艺术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与现代信息技术、传媒手段、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相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有可能把想象和幻想转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一种与现实的欲望和要求相联系的想象和幻想，从而成为一种现实的文化生产力”[36]的观点有许多的不谋而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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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谋而合，并不是因为谁创造了这种理论，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社会实践中的事实，而课题通过田野考察观察到了存在于这一现实中的规律，于是就成为一种理论。“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是一个大的集体研究项目，所有的理论总结都是在学者们的田野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与艺术有关的研究报告有：苏延寿所写的《边缘杂居地带的区域民俗与族际的交流——以甘、青河湟“社火”表演与“花儿”演唱习俗为例》，班运翔所写的《白马藏族朝格（Sprul rgan）仪式研究》，杨冬燕的《“白马”藏族信仰习俗现状调查研究》，阙岳所写的《庙会·集会·娱神·娱人——临潭县新城镇端午节龙神赛会文化内涵考察》，马雪莲写的《官方与民间合力作用下民俗仪式变迁的文化内涵分析——天水市秦城区小西关伏羲庙伏羲公祭大典调查》，梁莉莉写的《宁夏回族服饰民俗传承与变迁的调查研究——同心县农场村和永宁县纳家户村的个案研究》，方李莉写的《小程村民间艺术考察记》、《陈炉镇民间陶瓷考察》、《陕北人的窑洞生活》、《安塞的剪纸与农民画》、《西土风行记——陕西民间美术考察》等，胡晶莹写的《陕北民间舞蹈考察报告》、《新疆地区维吾尔族民间舞蹈考察》和《甘肃民族民间舞蹈考察报告》，李端的《陕北民间老艺人李增恒访谈录》，杨阳写的《敲打声中的虔诚之心——西藏藏族民间金属工匠采访报告》，李航、饶仕红和严艳写的《西安雁塔区三兆村灯笼制作业与经济发展考察记》，杨学政、石高锋写的《云南摩梭人母系文化保护和开发现状考察与研究》，刘文峰写的《合阳跳戏——宋金杂剧的遗响》，曹娅丽的《藏族仪式剧〈公保多吉听法〉的流传与演变的调查报告》和《“於菟”，青海湖“祭海”、“跳神”礼仪》，何玉人写的《渭南剧种剧团生存状态成因调查报告》，王宁宇写的《我所触摸到的陕西传统乡俗刺绣》，陈山桥写的《陕西剪纸中的民俗》和《陕西民间传统动物剪纸》，乔建中写的《陕西榆林丧仪活动琐忆》，李红军、樊志毅的《千阳跑马民俗纪实》，马盛德写的《古代舞蹈的当代遗存》，杨萍写的《凤翔泥塑当代变迁的考察与研究》，张欣写的《甘肃陇东道情皮影采风笔记》，王晓华写的《中国西部人文资源考察日志——陕北民居》；崔伟刚写的《中国西部人文资源考察日志——陕南民居》，董波写的《仪式、剧场与社群——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呼图克沁”仪式展演考察报告》，岑孝清写的《透视“亭棚文化”的一个细胞——晴隆县安谷乡塘边寨春节“出巡”仪式及其文化哲学之考察》，田荣军写的《长安“社公爷”石雕考察》等。另外，还有王宁宇带领陕西手工艺子课题组完成的《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里面包含了29篇考察报告，如《周至、户县木匠手艺人生存状态的考察》，《凤翔、陇县手工制鞋技艺和宝鸡手工修理业考察》，《韩城市师氏制秤世家三代人的生活史考察》，《铁器匠人生存现状考察》，《周至、户县手工织布业现状考察》，《凤翔乡村麦秆编制工艺考察》，《凤翔、千阳、陇县乡村民居考》，《户县、周至、眉县老家具的考察》，《关中乡村娱乐玩具考察》，《乡村寺庙刺绣装饰考察》，《周至县豆村祭祀献蜡古俗的考察》，《户县、周至、眉县妇女嫁妆传统变迁考察》，《凤翔县乡村灯具变迁的考察》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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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考察报告中，做得比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是《陇戛人的生活变迁——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考察》，这本人类学民族志式的研究专著共有85万字，虽然是对被国家变成生态博物馆以后的一个苗寨族群生活变迁的描述，但里面却包含了不少对于他们艺术符号及艺术活动的记录与研究。如各种仪式中的音乐，服饰中的象征性符号，婚丧葬礼中的散文诗，巫术中的咒语和道具，民居和日常器具中的工艺技术等，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艺术符号和生活所混杂的文化团块，我们很难将其完全分割提纯。也就是说艺术是当地人的文化生活本身，而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也是由这些艺术来呈现和表达，因此，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艺术的象征意义就不能了解他们的文化，反之，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文化也就不可能了解他们的艺术。这是一个由艺术符号来建构和编制的社会网络空间，一方面在这里艺术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艺术是稀薄的，是被稀释溶化在生活的各个部分的，和那种存在于城市及现代生活中的高浓度的被提纯的艺术相比较有很大的区别，但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的艺术中才包含了他们的精神信仰、文化制度、政治权利、物质生产、经济活动等的方方面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为了记录每天的研究过程，方李莉还完成了一本40多万字的《梭戛日记——一个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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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课题的结构庞大，横跨十几个专业，但大部分都是采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间的或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艺术。通过这样的课题，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得以展开和运用，而且确实成为研究中国西部的民间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以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写出的民族志专著以及理论专著也更好地剖析了中国的民间及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转型。课题在结题验收时受到了验收专家们的好评，被评为优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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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用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方式去认识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在2006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曾经担任过韩国人类学学会会长的韩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金光亿曾做了一次题为“艺术与政治——80年代韩国的民族艺术运动”的学术演讲，他在讲演中说道：“在日本的殖民地时期的文化政策中，把韩国的传统视为封建的、落后的，把下层人民的民间艺术、民间信仰说成是非科学的封建迷信。”[38]“韩国独立以后，殖民主义的教育影响在延续。韩国政府不重视自己的传统，一心要建立现代化、西方化，这样的政策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朴正熙政府特别强调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开始了韩国的‘新村运动’。这个新村运动都是政府在推动，表达的是政府的意识形态，把韩国的传统文化贬得一文不值，把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的一个很大障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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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出现了两种运动，一种是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化，另一种是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一代新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问自己，在讨论，我们韩国人是谁？我们韩国的文化是什么？于是，韩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挖掘民间的传统的艺术，深入农村，去寻找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40]“80年代，韩国的人类学比起社会学而言，力量少很多，人数和学科都少。但是艺术界和重视艺术的人都很喜欢人类学，通过人类学他们才能知道怎么解释和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了了解艺术的意义，他们把艺术与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结合在一起来研究。”“所以很多艺术门类，特别是美术、美学都非常喜欢人类学的方法。韩国的第五代电影导演，拿到过国际大奖的有很多是人类学系毕业的，或者受过人类学训练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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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金光亿的演讲，我们看到的是在韩国的社会也经历过一段从看不起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到重新认识和学习自己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艺术人类学成为韩国人挖掘自身文化传统和认识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有力武器。其实在中国也一样，无论是“十大集成”的编撰整理、中国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和纪录，还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等等，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后的文化自觉的表现。而这种文化自觉不仅表现在中国，也同样表现在其他的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是一种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只是顺应了这种趋势。而这种趋势带来的是：虽然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西方的，但它的研究内容与视角却是中国的，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化的，因为研究的结果是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的深入认识，而只有在这样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包括艺术学理论。另外，虽然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来自西方，由于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初衷和研究立场的不一致，因此，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未必要紧随西方，完全可以自成一体，平等地与西方的艺术人类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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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 第三节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与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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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门学科当其发展到一定地步，就需要有一定的学科组织来加以规范和促进发展。首先是社团组织的成立，1999年在广西南宁成立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会，那是挂在中国人类学学会下面的二级学会，郑元者当选为会长，副会长有廖明君、方李莉、王杰、刘祯、彭兆荣等。“与会学者围绕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建设、田野调查、知识教育、学术园地、学术交流、年会筹备和组织工作等议题展开了切实有效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目标，就是要立足于当代人类学美学或美学人类学的理论高度和人文理想，在本土化的艺术人类学资源中实现中国艺术理论和审美精神的现代性追求，以人类艺术的眼光、全球的眼光和开放的眼光重新审视和总结我国各民族的艺术实践和艺术观念，融微观的描述特性与宏观的规律性把握于一体，逐步健全和完善艺术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学科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为其他相关学科的现代性追求提供有力的知识条件和富有思想魅力的理论资源，为增强21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性对话能力作出应有的贡献。”[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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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学者们需要一个更大的，级别更高的，能展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平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在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下，集合了人类学和艺术学各学科学者们的力量，于2006年12月，由民政部批准，挂靠在文化部社团办下面的国家级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得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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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秘书处设立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学会的成立得到了学术界的关心，季羡林先生为大会题字，于光远、汤一介、乐黛云等知名学者以个人的名义发来贺信。另外，许多兄弟院校和学会也发来贺信与贺电。在会上祁庆富代表民族学会发言并表示祝贺，贺学君代表民俗学会发言并表示祝贺，张继焦代表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发言并表示祝贺，第16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国家民委政法司毛公宁等领导发言并表示祝贺。而来自台湾的乔健先生代表海外学者发表讲话，刘锡诚代表国内学者讲话。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中国艺术人类学会的成立是学术界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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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现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担任名誉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方李莉当选为学会的会长，日本爱知大学教授周星、广西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廖明君、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洛秦当选为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麻国庆当选为秘书长，并由选举产生了学会的常务理事、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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