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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师范大学满族民间美术研究中心王纪在《流变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地域影响下满族剪纸表现手法的传承与发展》中，阐释了长白山地域特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孕育了满族剪纸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民族风格，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也影响了满族剪纸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作者认为，满族剪纸技艺只有保持了传统地域文化特色，才不失民族文化发展流变之根本，才能得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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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师范学院黄光龙在《试论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文化空间性》一文中，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文化空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属性特征，探讨作为文化空间的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整体保护与有效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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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菊在《当代昆曲民间文化生态研究——以苏州虎丘曲会为研究对象》一文中，通过梳理明清时期虎丘曲会形成、繁盛与中断的文化生态原因，总结构成昆曲民间文化生态的基本要素，分析21世纪以来虎丘曲会从重新恢复到逐步走向完善的发展历程，探讨了以虎丘曲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昆曲民间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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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艺术》杂志主编廖明君在《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及其保护传承》中，通过分析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的生态、历史、族群、文化等人文背景，研究其起源、分布、传承民族、主要类型、发展变化、文化时空、主要特点、文化功能以及文化变迁，指出，只有重建支撑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的信仰体系，坚持以铜鼓艺术的传承为核心，通过重点保护传承人和坚持传统师徒传承与现代校园传承相结合，才有可能在现代化背景下实现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的保护与传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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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涉及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由于其是一门外来的学科，对于其学科定位、发展沿革、基本理论的探讨几乎都是每一次艺术人类学会议的重要关心论题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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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修建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历史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作者将艺术人类学界定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包括民族艺术、民间艺术和都市艺术，研究方法包括比较研究、田野调查和语境研究等[10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成为多位学者探讨的话题。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指出，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人类学理论反思之本，只有具有了翔实、丰富的深度田野资料，才可能在理论讨论上超出先前的研究者，建构新的具有反思和批评的学术理论。艺术人类学要想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在研究中应当以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采取文化相对的立场，关注研究者与艺术实践主体的关系。《思想战线》的洪颖重点探讨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她认为，艺术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强调以“体验”切入艺术经验研究、坚持“当下”“共域在场”的研究态度和调动多种工具手段进行艺术民族志书写等方面[104]。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项阳提出将历史人类学的引入田野调查，在其指导下回到历史现场，从而在区域社会中把握历史脉络。据此，他思考了“历史的民族音乐学”这一方法论的实践意义，强调音乐史学走出书斋，传统音乐接通历史，在各有侧重的视角下进行综合、立体的研究，从而真正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山东大学的张士闪探讨了对乡民艺术的民族志书写意识的转变，他指出，乡民艺术知识并不具有结构的永久稳固性，尤其在乡土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乡民艺术呈现出了鲜明的流动性，因此，对乡民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应从“凝固幻象”转变为“流动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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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尹庆红评述了中西方艺术人类学界对认同问题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安丽哲对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论析。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良丛分析了审美人类学的两种模式，即美学意义上的审美人类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人类学。南京大学的王大桥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多重构建为例，剖析了审美习俗的地方性与制度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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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个案研究。艺术人类学除理论探讨外，最重要的是田野与个案研究，这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主体，也是大家讨论最为集中的部分。艺术的门类很多，在会议的讨论中，被分成造型艺术、表演艺术和民俗艺术三大类，举凡绘画、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等被归纳在造型艺术中，尤以工艺美术为多。织锦、刺绣、剪纸、年画、饰品等民族民间艺术形式成为广受学者青睐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宏复在《西北地区回族刺绣艺术》一文中，将回族刺绣艺术置于回族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探讨其适用和审美双重品格。湖南吉首文化馆的田明探讨了苗族织锦芭排和土家织锦西兰卡姆的关系；吉首大学的田小雨分析了土家织锦的保护及传承的问题；苏州大学的王艳晖考察了湖南通道的侗锦的传承现状；安徽大学的程波涛和通化师范学院的王纪分别对团花剪纸与满族剪纸进行了研究；日本爱知大学的周星解读了陕西户县农民画的内涵变迁；开封大学的李宏博分析了年画的保护与传承问题；王楠考察了陕北的花箱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徐英考察了蒙古族的佩饰习俗以及金银饰品的制作工艺；西南民族大学的王万宏对“白玉藏刀”的造型及装饰进行了研究；云南艺术学院的林力调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川西彭州桂花镇土陶工业的发展与变迁；西南大学的邱正伦对大足石刻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解读。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工艺材料与制作流程的记录；二是对研究对象外在形象（包括纹样、图案、造型等）的描述；三是对研究对象日常功用的分析；四是对研究对象文化内涵的解读；五是对社会变迁对研究对象所造成的影响及其保护与传承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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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造型艺术的分组讨论中，还有数位学者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工艺美术史进行了研究。如山东艺术学院的李丕宇以狮子、茉莉、宝相花等动植物为例，探讨了这些来自异域的事物是如何转化成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并认为借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融合的问题。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胡绍宗以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的巫师图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材料中巫师制像观念的比较，揭示了先秦巫师图像的模式及其风格演变过程。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李兴华与肖绚对传统玉器造型设计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器物、制度（仪式）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论证了玉器中蕴含的人与神、人与物和人与社会三个维度的文化内涵。华东师范大学的王译敏结合美术学、中医学以及民俗等方面的相关资料，研究了朱砂在我国艺术史中所担当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西藏大学的熊永松对西藏当代美术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究，认为其文化内涵主要通过美术作品对高原游牧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表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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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齐鲁师范学院的刘明亮对以北京“798”为代表的现代艺术群落及其生存状态进行了考察，认为艺术区的不断迁徙状态，表征了当代艺术家处于空间与心理的双重“边缘”。其研究拓展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使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范围不仅是存在于广大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于城市；不仅存在于民间艺术、传统艺术，也存在于主流艺术、现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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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涉及的第二方面是表演艺术研究。表演艺术主要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等艺术门类。此次会议对音乐的研究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且从多个层面展开。玉溪师范学院的黄龙光对作为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歌场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少数民族传统歌场是在相对固定的时空环境下，立体呈现祭祀、神话、史诗、歌舞等综合文化的场所，可以从物理、文化与社会属性入手对其文化空间性加以理解。云南大学的吴哲以云南剑川石宝山歌会为个案，考察了白族民间传统艺术在歌会中的变迁，探讨了歌会对传统艺术发展所起的作用。新疆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所的艾娣雅从美、悲、喜等审美范畴为视角，分析了新疆刀郎地区麦西莱甫的美学意蕴及其文化空间结构。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董波以文献、实地个案考察和乐谱分析为研究方法，考察了内蒙古乌拉特敖包祭祀仪式及其音乐与蒙古族文化的关系，认为该仪式及音乐与藏传佛教及其音乐文化关系密切。西南科技大学的田彬华分析了流传于白马藏族中的几首歌的文化内涵，认为《夫妻识字》是对红色时代的记忆，《一个妈妈的女儿》体现了对“中华民族”这一文化母体的集体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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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方剧种丰富多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小菊通过对苏州虎丘曲会的历史梳理与实地考察，探讨了以虎丘曲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昆曲民间生存状态。兰州城市学院的王萍以甘肃皮影社为例，对皮影戏演出仪式的结构特征与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其表征了村落的社会完整生活。青海民族大学的曹娅丽立足于青海托叶玛乡西顷村藏戏的演述特点，从藏戏在蒙古族僧俗群众中的传承与表述、蒙古族认同藏戏的文化背景和信仰特征入手，探析了藏戏在蒙古族族群流变中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湖州师范学院的安小梅从湖剧的历史、形成、演变、艺术特色等四个方面对产生于浙北地区湖剧的艺术文化内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了脉络梳理。中南民族大学的于兰艳描述了德江傩堂戏的传承现状及其所发生的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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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界对于舞蹈的研究相对较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欧建平从舞蹈人类学的历史与方法、舞蹈的定义、舞蹈的文化性和特殊性等方面对舞蹈人类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概述。广西艺术学院的何清新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广西贵港市覃塘区的黄练貔貅舞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基层政府的行为对这种民间舞蹈的影响，提出基层政府要通过传播者调整、价值观调整、角色调整、方法调整、文化调整等五种方式引导农村民间舞蹈走向新时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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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涉及的第三个方面是民俗文化与民俗艺术研究。民俗仪式中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元素，研究者众。青海师范大学的晁元清研究了青海西宁市城北区小寨的社火仪式，考察了社火仪式的历史传承、表演程式、表演内容及特色等问题。西安石油大学的田荣军描述了陕西省武功县东岳庙会上“请神”仪式的过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任方冰根据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论述了豫北农村的年节祭祖仪式。忻州师范学院的刘晓伟和鲁迅美术学院的左黔共同关注了丧葬仪式，刘晓伟以山西忻州王要村道教仪式音乐为例，探讨了仪式音乐在现代葬礼中的运用。左黔采用影像人类学的方法，对贵州紫云麻山地区苗族的丧葬仪式进行了实地考察，记录并分析了仪式中所演唱的亚鲁王史诗。广西贺州学院的莫碧琳解读了贺州土瑶婚礼仪式中服饰的文化象征意义。杭州师范大学的孟凡玉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分析了安徽贵池傩仪式活动中河流场域的象征与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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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节日与民间信仰亦是民俗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中央民族大学的邢莉论述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原则，她指出，民族民间节日文化遗产是各民族文化复兴的基因，存在着公众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念和身体力行的行为模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下，民族民间节日的整体象征符号已经不完整，并且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些传统节日逐渐被市场化、商业化。在现代经济、文化变迁下，传统节日已经与产生它的传统社会相剥离，文化记忆的形式及其在文化机制中所发生的作用，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在倡导世界多样性的背景下，如何保护民族节日？作者认为，首先要强化族群对自己“遗产”的文化自觉；其次，要保护民族节日的核心价值体系；第三，保护民族节日的文化空间（文化场所）；最后，要保护民族节日的传承人（民族民间节日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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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冯彤在《日本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兼其对中国的启示——青森大型灯会“乜不妥祭”个案分析》一文中，在对日本无形民俗文化财青森大型灯会“乜不妥祭”的组织、实施、资金来源、地域文化建设等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政策和方式，即日本把传统民俗文化贯穿于地域建设之中，利用文化遗产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及各种传统产业。作者认为，日本在无形民俗文化财的保护和利用上，对我国保护民俗文化遗产有以下启示：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体系，建立传承团体制度。引入“团体传承”的概念，支持当地拥有该文化的民众发展协会或研究会等群体组织开展自发保护活动。其次，利用当地社区的文化资源建立民俗博物馆或资料馆，实现资料的电子化，以加强文化宣传和人才培训。最后，发挥社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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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陈志勤教授在《展示、表演与文化的选择——水乡古镇的形象再造》一文中，通过调查研究江苏安昌县的“水乡古镇”保护和民俗文化利用，探讨现代社会中的民俗文化现象。作者认为，传统的水乡古镇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失去了昔日的繁荣景象。现在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文化，有效利用传统文化进行观光开发，人们按照泛化的传统中国文化概念，对水乡古镇进行重新定位和创造，已经消失的民俗文化，也以正统的中国文化的视角被重新评价，然后再次登上社会舞台。这种保护、开发模式，对于当地民俗旅游业来说是一种创新，但对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文化保护，则是一种挑战，值得深思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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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还是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存发展的土壤，复兴当地的民俗文化，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活态保护的最有效途径。云南大学吴哲的发言《在“歌会”中传承和传播民族民间传统艺术——以云南剑川石宝山歌会为个案》，通过田野调查，介绍了云南剑川石宝山歌会这一白族传统民俗活动，分析了石宝山歌会对于白族调传承和传播的促进作用，探讨了白族民族民间艺术在歌会中的变迁，论证了歌会对于传统艺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作者针对歌会在中国民族地区存在的普遍性，论述了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认为歌会是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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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的李立新对湖州含山蚕花节进行了实地考察，详细记录了蚕花节上的闻见，并对蚕女故事进行了文献学的梳理，指出蚕花节表征了蚕民精神上的宣泄与对丰收的期待。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詹嘉对景德镇瓷业神祗的景观演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景德镇瓷业神祗景观源于泥土与烈火的变幻、物质和精神的寄托，并指出瓷业神祗与环境关系密切，随地域、风俗、人文的差异而供奉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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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国学者单泰陆剖析了蒙古艺术中的游牧特性与自然传统。四川大学的李祥林研究了作为地方文化遗产的羌区大禹传说，认为要重视大禹传说背后隐含的族群文化心理，并指出大禹传说成为当下创造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生活的可利用资源。长春师范学院的谷颖探讨了神话与满族说部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存在逐渐深化与升华，相互促进与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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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人类学是一个多学科的平台，学者们由最早关心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与研究，进而关心到与艺术人类学研究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其中也包括当代民俗文化及民俗仪式在当代社会中的重构与变迁等问题。通过这些探讨让我们看到文化和艺术是一个整体，以往人们讨论艺术关注的往往是审美取向，这样有关艺术的讨论就只能在一个小的专业范围内进行。而艺术人类学中的艺术取向，不仅是审美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这样就为艺术的讨论搭建了一个跨学科的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名录大都以艺术分类，并以活态的保护与传承为其特点，因此，其自然就成了关注艺术在具体文化和社会语境中生成发展及变迁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不仅开阔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促进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发展，同时也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进一步建立，使艺术人类学能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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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从2009年开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决定每年举办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2011年11月学会在云南玉溪师范学院召开了以“艺术活态传承与文化共享”为中心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艺术人类学个案研究、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艺术人类学与民族文化教育等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近两百名，收到论文一百余篇，由于论文集还在整理之中，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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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为有志于这一研究的学者们有一个能及时沟通，提供相互交流的信息，以及国内外艺术人类学的前沿研究状况，学会还建有“中国艺术人类学网”。通过网站、通过每年举办的艺术人类学研讨会，不仅有效地推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还为艺术人类学搭建了一个跨学科的国际性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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