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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 第五节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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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沿革的梳理,一方面是对一段历史的总结,但另一方面也是对这段学术史的发问。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外来的学科,但为什么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近二十年它的发展势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是因为某一些学者或某一群学者倡导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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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通过前面的梳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会只是某位或某群学者一拍脑袋的结果,而是一股潮流或是一种趋势的推动,背后的力量就是因为,当今的中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近百年来整个的东方世界,包括中国一直都处在一个文化自卑的状态,自卑的结果就是文化上的失语与原创性的缺失。一切以西方为榜样,西方是文明、民主、光明、先进的象征,而中国是野蛮、专制、落后的象征,这种思想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艺术,包括国人的审美。而现在当全球一体化从经济一直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时候,中国人和韩国人一样,在开始反问自己,追寻自己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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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从当代美术的角度提出:“中国美术的声音在世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失声’状态。这种古今趣味与价值断裂,使得今天的人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纬度——东方精神和东方经验的缺失。东方由于两百多年的沉默,使得一大批东方的画家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从‘失声’走向了‘失身’——失去身份。无论你画了多少画,参加了多少展,出了多少书,都没有声音。东方的缺席使西方文化的趣味无限膨胀,这种膨胀最终导致文化的严重失衡。”[105]那么什么是东方的经验和东方的精神,而这样的经验和精神在这样的时代又将如何重新被发掘和被关注,它对人类的未来走向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艺术学家也应该是人类学家要说明和关注的问题,而且也只有人类学与艺术学家合作才能说得更清楚和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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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笔者还想引用另一位学者所写的话:一旦一位艺术家决定把存在于书本中、画册中、博物馆中的西方艺术,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方式给予运用和吸收,情形就大大不同了。此时,西方艺术就通过它的行为观念而转化为“他者”,它自己也就成为了一个艺术意义上的西方主义者[106]。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艺术,就是“我”通过转借“他者”的眼光观察生活、构思艺术、组织材料创作出来的。所以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西方主义作品中,我们处处能看到那些支配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创作、思维、观察的西方艺术观念、艺术方式,甚至包括某些抽象的西方哲学观念。“他者的眼光”同时意味着新的价值标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组织手段的出现。“他者的眼光”是中国的文化和艺术连同它的“实存情境”一起被重新估量的根源。这种“他者的眼光”其实并不只出现在艺术界,而是被渗透到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因此,才有了“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这种“他者的眼光”固然很重要,使我们对中国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但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眼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与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但这已经失去了许久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还会回到我们的身边吗?经过了西方文化洗礼的现代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眼光,这种眼光不是西方“他者的眼光”,也不是中国传统“古人的眼光”,而是这个时代的已经融入了世界文化的“中国当代人的眼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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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能不能从此用自己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不要用古人的眼睛,也不要用西方人的眼睛。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做学问的方式是在书斋里读文献。因此,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说法。所以我们做学问,以前是看贤人圣哲的书,现在是看西方理论的书。所做的学问常常是某某圣人“曰”,或西方某某人“说”,但往往忘记了自己怎么说。我们所做的学问,所提供的知识缺乏原创性,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病症,如果这一病症继续发展,无论我们的经济有多么的发达,我们在世界上也永远只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因为我们不会创造只会摹仿,因此,不可能成为先进思想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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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但这种圣贤书又源自何处?这些圣贤书的思想最早又是从哪里来的?“圣贤书”、“八股文章”阻隔了我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现在,除了中国的“圣贤书”,又加上了西方的“圣贤书”。这些“圣贤书”就像当年欧洲航海者所带的《圣经》,它们是很神圣,但它们离我们所见的现实是有距离的。古人没有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西方人的语境和客观的现实社会与我们都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有自己的发现,要找到自己的航线,就必须要有自己的航海日志,把自己在田野探索中记录的实况整理出来,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的图景。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所要做的,所要提供给社会的真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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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的图景?笔者认为,光读圣贤书,光读诸子百家,光读四库全书等等都是不够的。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我们必须要读三部大书:一部是写在纸上的文献;一部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古遗址、古文物,它们从形制到纹饰到材质到技术,都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料;一部则是记忆在人们头脑里,流传在人们的口头上,实践在人们行动上的书,这是一部写在人们心灵上和行为上的书,是一部活着、并在不断实践着的书。对于前两部书,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重视的,但对于后一部,我们是忽视的,甚至是不太在意的,而这正是人类学的精髓所在,如果我们注重人类学中的实验精神,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式近距离地研究具体情景中的中国人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文化与审美,我们对中国文化及艺术的认识就会有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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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开始了20年前的韩国人、30年前的日本人所做过的事情,那就是保护、研究、整理和传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工作开始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源头,不是从书本开始,而是从民间文化的考察记录和整理开始,这就有了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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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古的知识在精英的阶层里已经丧失遗尽,但却被保存在民间底层的生活中了。可谓是“礼失求诸野”,民间的知识里涵盖着中国人早期的知识和智慧。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那是文字薄弱的地方,有的甚至没有文字,但他们的文化是存在于他们的行动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中,他们的仪式中;还有他们的音乐,他们的纹饰,他们祖祖辈辈流传的歌谣、神话、谚语中。在这些文化中,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国“仁义礼智信”的人格体现,中国“孝道为本”、“尊老爱幼”的品德教育被作为一种实践,甚至一种乡村艺术,在不断的体现,他们的文化中有的不仅蕴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这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和理解的,也是我们建构未来本土文化和艺术的丰厚资源,当然这样的研究不再是书斋的研究,而是社会事实的研究,是活生生的生活与艺术实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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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研究中人类学就非常重要,尤其是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不仅是研究人类文化艺术的发生学,还重视人类早期的文化与民间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艺术来构成的,当然还有艺术与社会构成与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等关系的研究。而对这些本土艺术与本土文化关系的研究,将会促使当代学者在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人类艺术的同时,也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本土的艺术。在这样的审视中,东方的经验,东方的精神才会得以凸现,而在面对西方文化和西方艺术时我们才不会至于“失声”,更不会“失身”,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有主见的,有自己文化原创力和文化自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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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本身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研究力量在国内的形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领域:第一、美学界文艺学领域。来自这一领域的学者大都从美学、文艺学的角度出发来认识艺术人类学,侧重于关注艺术的起源与艺术的发生学。第二、来自不同艺术的学科领域。这些学者大都从事某一具体艺术门类的研究,如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这一部分学者比较重视民间或民族的艺术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艺术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用人类学的理论与观点解释民间艺术中的文化现象,用田野作业的方式来记录民间艺术的文化现象,不少学者在田野考察方面有非常卓越的成就。第三、来自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相关领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也很多,这里面有些学者的本意也许并不是为了研究艺术,尽管他们书写的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方面的专著,但他们平时并不以艺术学家自居,因为他们研究艺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研究文化,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殊途同归,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方法论。这些不同领域的关注艺术人类学发展的学者们大都活跃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这一平台上,通过每年的国际会议,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不仅活跃在国内,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将世界不同国家的艺术人类学者聚集在一起。通过讨论不仅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关注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多种学科及多种文化相互对话和相互理解的时代,而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潮流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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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笔者认为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的未来研究不仅会超越艺术发生学的研究,还会由对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的研究,扩展到对现代艺术的研究。因为,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国的现代艺术也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类似北京的“798”艺术区、宋庄等艺术家群落的聚集,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艺术正在以其与以往不同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展现着中国当代文化的新视角,而在这样的新视角中传统的、地方性的文化资源正在给予中国当代艺术的支持。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在互动中产生着人类新的文化和新的艺术,而这些现象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未来的艺术人类学发展应该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其不仅要关心民间的、少数民族的艺术,也要关注都市的现代艺术,以及这些不同层面艺术之间的互动和渗透。田野考察仍然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只是今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不仅在乡村,也在城市,在有艺术家群体的各个角落,因为其所要观照的是作为人类艺术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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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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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民族学会年会提案》,《边疆通讯》194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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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翟明安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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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翟明安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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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引自[英]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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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郑元者:《艺术人类学立场与美学新思维》,《中文自学指导》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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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郑元者:《“本土化的现代性追求:中国艺术人类学导论”述要》,《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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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其伟:《艺术人类学:原始思维与创作》,台湾雄师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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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易中天:《艺术人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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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书,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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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海力波:《从本质界定、功能分析到意义认知: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历程》,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编:《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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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书,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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